這個過程又摻雜了很多私人因素。比如白宮的很多高官下台之後就供職於這些大企業，因此多一個朋友到時候多一條出路。而對於那些有政治抱負的企業家而言，這種場合是結識政治盟友和靠山的最佳時機。美國的高官和企業家在身份上往往合二為一，而且在不斷地交替轉換。唾手可得的例子就是穀歌現任社區經理馬特·鄧恩（Matt Dunne），這位老兄已宣布競選2010年佛蒙特州州長。而在他加入穀歌之前，則是克林頓和小布什政府裏麵一個名為AmeriCorps的管理美國社區服務事務部門的負責人。無論是從政界進入商界，還是從商界進入政界，兩邊的資源都是共通共用的。由此可見，美國的政府和大企業之間有著說不清、理還亂的微妙、複雜關係。
具體到互聯網行業，具體到穀歌，白宮也與其保持著這種微妙的關係。一方麵，美國政府需要通過法律去規範互聯網行業、維護網絡信息的安全和有序的言論，必然要時不時跟穀歌等企業吹吹風，希望他們行為上不要出格，不要跟美國政府對著幹；而另一方麵，美國政府也依賴於穀歌等公司推進互聯網的普及和發展，提高信息化水平和國民素質，當然還有穀歌每年上繳大量的稅收和提供的就業機會，這些都會受到美國政府的支持。
但是，涉及到國際問題，這種關係就發生了改變，兩者的關係更多地向著“合作”的一邊傾斜。因為在國際社會上，除了像打仗這種事情需要從美國納稅人口袋裏掏錢去買軍火之外，美國企業或者美國政府在外麵的很多作為幾乎不會受到來自美國本土選民的為難，因此可以名正言順地用國家利益的名義最大程度地去獲得兩者的共同利益。穀歌等公司希望借助美國政府的外交力量協助他開拓和鞏固國際市場；而美國政府也希望美國大企業在海外擴張的同時，輸出美國的文化和價值觀，擴大美國在國際社會上的軟實力，甚至會直接借助這些大企業實現其政治目的。這個時候兩者一拍即合，勾肩搭背地上了同一條船。最直接的例子就是2009年美國政府明確要求Twitter維持在伊朗的服務，以便伊朗政府的異議者有地方去發表他們的言論。作為回報，美國政府在涉及Twitter等企業的互聯網隱私問題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說到這裏，我們或許可以找到分析穀歌退出中國事件的一個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