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芬出門不一會兒，就找來四五個塵肺病患者，聚在了她家的堂屋裏。
村民們告訴常言，從上個世紀末期開始，這裏就陸續有人出去，到煤礦、鐵礦和建築工地打工。這些年來，有的在煤礦的事故中死了，有的被查出塵肺病，回家不久也死了。僅辛孟貴所在的村民小組，就先後有十一人去世。每到冬春、春夏、夏秋和秋冬時令之交，都是老天收人的時節。
常言問：“為什麼明知危險，還要出門打工？”
辛孟貴說：“村裏地少，種地掙不到錢。”
辛孟貴的女兒名叫依依，今年五歲，長得很是乖巧，偎在辛孟貴旁邊，好奇地望著常言手裏的照相機和放在桌上的錄音筆。辛孟貴的媳婦告訴常言，這孩子命苦，小時候父母在外打工，就讓爺爺奶奶帶著，不想吃到了假奶粉，影響了發育，前年又因為打了假疫苗，發了一場高燒後就失聰了，現在什麼聲音都聽不到。
常言聽了，心中一冷。按辛孟貴的病情發展推斷，他很可能活不到女兒成年。
辛孟貴的鄰居辛永年告訴常言，當年在礦上的時候，為了趕進度，礦上根本沒有防塵措施，有也不用；礦主為了節約成本，好幾個星期才給工人更換一次口罩。而且從不簽訂勞動合同，簽訂的都是“生死合同”，規定在礦上發生工傷，缺一隻胳膊賠多少錢，少一條腿賠多少錢，死在礦上賠多少錢，等等。他拿出了和礦上簽訂的合同。常言接過來仔細看了一遍，發現按照這份“合同”的“規定”，他身上所有的肢體器官加起來，竟然不超過五萬元。
“可是，他們偏偏沒有和我簽得了病賠多少錢。現在，打工掙的那點錢，全部用來吃藥了。” 常言在交談中發現，這個村的村民或多或少地都有了塵肺病的知識，有些很專業地講到分期等術語，儼然成了專家。辛永年甚至能夠給自己推算：從I期到II期五到八年，從II期到III期三到五年，III期以後人就沒命了。他說：“我比辛孟貴命大，大概可以活到四十八歲。”
常言在采訪中得知，這兩年朔方省塵肺病越來越多，而且得病的年齡越來越小。老板們越來越精明，一方麵不肯和他們簽訂勞動合同，另一方麵對些表現出塵肺病症狀的工人立刻辭退。辛永年就是在發現有塵肺病征兆時被辭退的。等到發病後找到那家打隧道的建築公司，工程已經完工，施工隊伍早已散去，包工頭也不知蹤影了。
村東頭一位叫辛滿囤的老人，家裏三個兒子有兩個已經死亡，僅存的一個兒子也患上了塵肺病。常言等人進門時，見到他兒子辛永貴正蹲在石階上喘氣，手裏握著半個蘋果，肩上搭著一條毛巾。毛巾下的身體，瘦削得隻剩骨架。常言注意到，這位二十多歲的小夥子隻能蹲著走路，從屋門口走到院子裏的廁所，要挪十幾分鍾。在屋子角落放著一口棺材，用塑料布潦草地蓋著。辛老漢說：“我們父子倆誰先走誰用。”
常言問：“你們沒有找政府反映過嗎？”辛滿囤說，他們前幾年上訪過，可是沒有人管。縣裏一位接待他們的官員說：“美國今天能這麼發達，也是因為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犧牲了很多人的利益。你們的事是曆史遺留問題，是發展的必然代價。”
常言怒道：“混賬邏輯！誰的發展？誰的代價？”
辛滿囤告訴常言，去年的時候，兒子辛永順為了償還家裏蓋房欠下的外債，到仁義溝煤礦打工，一個月之後，家裏收到了他從煤礦上寄來的兩千元錢，誰知這是他第一次寄錢來，也是最後一次寄錢。第三個月頭上，煤礦出事了。辛滿囤趕到礦上，提出要見兒子最後一麵，礦上的人說：“不談妥賠償就不給看屍體”。
辛滿囤告訴常言：“當時屍體在一個地方，談判在一個地方，我記得在北峪縣的一個醫院裏。在那裏我們連方向都找不到，隻能聽別人擺布。”談完賠償，礦上才安排他去認屍體，還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兒子的，他剛看了一眼，就被礦上的人往外推。兒媳婦剛哭了一聲，就被礦方喝止了。辛滿囤說，火化和發賠償金是在同一天。礦方表示，要等把屍體火化了，才能給錢。說到這裏辛滿囤泣不成聲：“那樣子就是俺們簽字，礦上數錢，這邊拿錢，那邊燒人。簡直就像賣兒子的屍體啊！”拿到錢後，媳婦就改嫁到別的村去了，辛滿囤說：“我們也不能攔著，寡婦村的名聲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