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說來，張學良對國民政府沒有采取勢不兩立的態度。可是他給蔣介石的電報，卻讓張宗昌截獲了。這才有張作霖對其愛子大發雷霆那出戲。
張作霖打個馬虎眼，把兒子“通赤”之事給壓下，可在北京召開的軍事會議上，與會者卻吵成一鍋粥。會上，張作相、吳俊升主張奉軍撤出山海關，保境安民，留下實力。
孫傳芳說：“不能撤出，這北京要是丟了，可謂全局皆輸，我建議大帥坐鎮北京，再動員兵力，乘著蔣介石忙於反共反汪精衛時，全線進攻。”
張宗昌說：“隻有魚死網破之戰，息兵出關，等於拱手出讓地盤，不可為之。”
楊宇霆主張與南京和解，維持現狀，他說：“我們若提出這個建議，蔣介石是可能接受的，他現在有些顧不上北伐，而我們可能伺機而動，時間對我們來說是有利的。北京政府是正統的，但是現在大帥須考慮搞一個軍人政權，隻有這樣，才能使各地服從中央。”
張學良說：“那不是軍事管製嗎?”
楊宇霆說：“有什麼不好，現在政府又能幹些什麼?還不是天天找大帥來要錢，既然如此，我們自己來不是更好嗎?”
張學良和韓麟春心裏有與北伐軍求和之願，可在這軍事會議上，除了張作相有撤兵之舉，其意也不過是另起爐灶，各諸侯都有與蔣介石見個高低的意思，張、韓心裏話哪裏還敢講出，麵對這樣一個軍事會議，也隻有聽的份了。
楊宇霆的話，撩起了張作霖的野心，成立一個軍人政府，說起來比皇上好聽些，實際還不就是北京一太上皇嗎?楊宇霆的提議，也非他一人所思，當張作霖任安國軍司令時，奉係中堅人物就有這個念頭。
讓張作霖更為高興的是，孫傳芳和張宗昌也有此意。
於是，在奉軍頑固分子的倡議下，張作霖準備袍笏登場了。
張作霖、孫傳芳、張宗昌、楊宇霆、張作相等人準備與北伐革命軍決一死戰的同時，擁推張作霖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
張作霖終於圓了統治中國的美夢，登上了北京政府的寶座，他聲稱“赤逆一日不清，即作霖與在事諸人之責一日未盡”，並以此來表示反動決心，同時公布了《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令》七條：
第一條：陸海軍大元帥統率中華民國陸海軍；
第二條：大元帥於軍政時期代表中華民國行使行政權，保障全國人民法律上應享有之權利；
第三條：軍政府置國務員輔佐大元帥執行政務；
第四條：國務員之員數如下，國務總理、外交總長、軍事總長、內務總長、財政總長、司法總長、教育總長、實業總長、農工總長、交通總長；
第五條；大元帥之命令，國務總理須副署之，其關於各主管部務者，各部總長須連帶副署，惟任免國務員不在此例；
第六條：國務員及各部官製另定之；
第七條：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十七日以前之法律命令不相抵觸得適用。
張作霖此舉，得到全國各地的聲討。
張學良給蔣介石的電報，卻也起到些作用。
蔣介石一心一意清黨排擠武漢政府，得到張學良電報，急派心腹去北京，由張學良牽線，與楊宇霆進行談判。楊宇霆認為南方形勢比較複雜，對奉軍的實力還抱有信心，提出要與蔣介石、閻錫山共同圍剿馮玉祥、汪精衛。蔣介石哪裏能接受，心想你奉軍不過是釜底遊魚，因而這個協議也沒有達成。
北方的張作霖蠢蠢欲動。
南方蔣介石反共日甚一日。
汪精衛也開始在武漢攤牌。
武漢政府付出了一萬四千餘人死亡的代價換回的“中原會師”，一轉眼就到了馮玉祥的手中，更準確說差不多有一半落入了蔣介石手裏，那汪精衛心裏也別提多窩火了，不過，在鄭州達成的反共協議卻沒有失效，他一回到武漢，就將鮑羅廷免職。汪精衛解除了鮑羅廷的職務，共產黨人陳獨秀明白北伐成功之日，也是國民黨解決共產黨之時。可是他仍對汪精衛抱有幻想，意圖拉住他和唐生智東征討蔣，因而中央方麵不得不做出最大的讓步。
當時由於共產黨對時局的幼稚看法，致使對汪精衛的“分共”意圖沒有一點應變措施。
不久，陳獨秀向中央提出消極的辭職，他的理由是“共產國際一麵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麵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陳獨秀不再工作後，中共中央改組，新的常委為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這五個常委沒有明確以誰為首。
此時為1927年7月12日。
幾經沉浮的汪精衛，非常明白，軍隊是不可少的。他急於把唐生智調回武漢，用意也是如此。
三十五軍軍長何健心領神會，公開發表反共聲明，一股濁流，激蕩著武漢三鎮。
下決心動手的汪精衛，聽說張發奎心有餘悸，怕控製不了局麵，便找到他，對其說：“向華，你怕什麼?現在就是和敵人打交道，你一向善戰，這回可不要手軟啊。”
張發奎說：“這回情況不一樣，我的部隊共產黨最多，一旦出了問題，後果怎麼得了。”
汪精衛說：“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要把軍權抓到手，和他們無法合作下去了，那就隻有分開。”他說著，把手裏的文件拿出來，遞給張發奎。
張發奎經汪精衛這麼一說，動了心，而政界要人譚延闓、孫科、宋子文、顧孟餘等，反共之心早已有之。
這樣一來，汪精衛“分共”的遂告完成，也為“分共”找到了口實，他說：“我們所以叫‘分共’是區別於南京方麵的‘清黨’，我們與共產黨的時間也不短了，國共合作就好比是大家坐得一條船，由香港到上海，隻是到上海後，有人要到天津，有人要到日本。看起來，這條船由香港到上海這段航程是不會出問題的。可是到了上海以後，就有分歧了。怎麼辦呢?”
譚延闓說：“分開走吧，自己走自己的路。”
汪精衛說：“我看那還不夠，這條船怎辦?現在是爭舵的時候了，我們要有自己的航程，他們要把國民革命帶往共產主義那條路上去，就得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否則也隻有消滅國民黨了。對於我們來說也是一樣，我們要把國民革命帶往三民主義那條路上去，不能不將共產黨變為國民黨，否則就隻有消滅共產黨。一條船，兩個看舵的，那就隻有除去一個看舵的。共產黨在這方麵，也決不會手軟的。寧可錯殺三千，也決不能放走一個共產黨。”
7月14日晚上，汪精衛召開了沒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議，他做了報告，也就是後來的《容共政策之最近經過》。
張發奎的第四軍打仗最勇敢，戰鬥力最強，而其中共產黨人也最多，是汪精衛“分共”的主要障礙。張發奎對“分共”原本也有些動搖，可汪精衛向他出示了一個文件，他便默認了。那文件為何有如此魔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