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政府這一意圖，當然瞞不住老謀深算的馮玉祥，他一生盡同陰謀家打交道，從不幹吃虧的，如果讓他按兵不動，得些好處，也就罷了，可要是讓他出兵，那就得好好想想了。馮玉祥看透武漢政府的用意，心裏也就打定了主意，認定現在還是南京更為強大些。鄭州會議正在進行時，馮玉祥雖然接受了武漢政府的任命，言語之間還是希望寧漢和好。
馮玉祥這樣做，明知是不可能，所以要不可為而為之，其目的也是對武漢政府的應付。
發生一件事，汪精衛便坐不住了。
武漢的陳友仁發來密電，電中道，馮玉祥與蔣介石早有勾結，這次可能要在鄭州會議上動手，蔣要馮玉祥將汪精衛等人扣留住。
汪精衛見電報後，大吃一驚，急急起身回武漢。
不知內情的馮玉祥，越是挽留，汪精衛越是焦急，一行人又回到武漢。
此刻，汪精衛分共已得要領，回武漢後，與譚延閹、孫科等人商量具體對策，並再三密囑唐生智、張發奎部，在軍隊中注意共產黨的活動，加以防範，中央方麵隨時都可能有命令。江西的朱培德更是等得不耐煩，將共產黨“禮送”出境。
馮玉祥真要把汪氏等武漢要人扣留起來嗎?也不是，可馮玉祥與蔣介石通款倒是千真萬確的。六月中旬，蔣介石得知汪精衛和馮玉祥在鄭州會談後，即決定在徐州召開軍事會議，先命李宗仁、白崇禧、王天培到徐州來，再電邀馮玉祥。
馮玉祥急急赴邀，從徐州城外一個小車站下車後，見蔣介石親率文武官員迎接，心中十分高興，他沒想到蔣介石能親自驅車前往這個小站來迎，又見其文雅謙下，說話得體，禮數盡人，頓生出一番好感。
蔣、馮二人同車赴徐州，邊說邊談，仿佛都有相見恨晚之意。
次日，馮玉祥與南京方麵要人會談，率先表明態度，表示決不打自己人，他說：“北伐未果，我們自己和自己打起來，哪裏像話，那樣做是對不起孫中山先生的。我隻是希望寧漢和解，共同完成北伐大業。”
馮玉祥一番話，惹得南京政府意欲請他出兵武漢的要員，也就不好張口了。
蔣介石深知馮玉祥是個吃軟不吃硬的軍人，也隻好出來抹稀泥說：“先不說這些，今天南北軍事領袖能在此商談國家大計，意義是很重要的，不用說，那將成為我黨曆史中光輝的一頁。”
馮玉祥說：“舊軍閥稱我為北赤，蔣公為南赤，今天南赤和北赤在這裏集會，就是要流盡赤血，救我中華子民。”
一旁的吳稚暉，聽到馮玉祥說出一個“舊”字，便有不悅之意，陰陽怪氣說：“煥章適才說出一個‘舊軍閥’，言下之意，就是有‘新軍閥’之說了。”
馮玉祥也是順口而至，想不到卻有人從中挑梗，索性把話挑明說：“是啊，現在亦有人稱咱們蔣總司令是新軍閥，我不同意。這是對蔣總司令的誹謗，什麼叫新軍閥，隻有那些把槍口對準自己兄弟的人才是新軍閥，這種人，遲早會跳出來的，有人讓我出兵打自己人，那就是新軍閥的作風。蔣總司令，你說是不是這樣?”
蔣介石也隻能苦笑說：“那是，那是，革命軍人，當務之急，是消滅與革命為敵的一切舊製度。”
吳稚暉隨聲附和說：“對，我們的赤，是三民主義的赤，和共產黨的赤，可是兩回事啊!”
宴會上，這些手握大權的人物，高談闊論；宴會下，就得來些實際的了。
蔣介石知道讓馮玉祥去打武漢是不可能了，可現在西北軍有幾十萬人馬，至少要把他拉到自己的戰線上來。他當下決定，立即饋贈五十萬元硬幣與馮玉祥，而且從七月始，每月由南京政府接濟馮玉祥部軍餉二百五十萬元。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馮玉祥在寧漢雙方的天秤上，權衡再三，最終還是靠在蔣介石這一方。馮玉祥倒也不能算是個見錢眼開之人，現下的情況，為了保住自己多年苦心經營的部隊，這似乎是他唯一的選擇。武漢政府現在內外交困，危機四伏，不過是一個朝不保夕的窮親戚，而南京政府占據著東南五省，有錢有勢，再加上自己的近鄰閻錫山也通電服從南京，自己若錯走一步，必將引火燒身。
當時的馮玉祥，還談不上什麼信仰，經過認真考慮，決定還是同南京合流。這樣既可以擺脫國民黨右派和張作霖的夾擊，又可以圖個人及西北軍的生存和發展。
在寧漢問題上，馮玉祥抱著“我不打自己的人，我也不吃虧”的原則。
接受南京政府的巨額軍餉後，馮玉祥仍唱著寧漢和解的高調。
馮玉祥回到河南後，為了表示對蔣介石的忠誠，開始在西北軍大規模清黨，並下令，若在軍中從事政治工作的共產黨員，可出黨，出黨後仍可擔任顧問，不願當顧問的可資遣出境。
馮玉祥首先解除了蘇聯顧問，將軍中二百餘中共黨員召集在一起，對他們說：“你們到我這裏來，給我幫了忙，可是要讓我反對蔣介石，那我不能幹，我要和蔣介石共同反對張作霖，你們要反蔣，那就願意到哪就到哪去吧。”
而後，馮玉祥給每人發了路費，用鐵皮車將這些共產黨員送到武勝關。
西北軍投靠南京政府後，汪精衛為之惱怒自不待言。
張作霖的軍師楊宇霆，聽後也頗為痛惜。
張作霖對其說：“我都把馮玉祥老子的墳給揚了，與那家夥誓不兩立，現在他好像是占了上風，對他投南京，有什麼奇怪的。”
楊宇霆說：“大帥，我原本以為馮玉祥是個左派，最終會投到汪精衛那裏。現在國內出現了三個政府，寧漢對立，對我們十分有利，閻錫山也是個看風使舵的人，與那國民黨中的左派不一樣。那些人似乎是有些信仰的。”
張作霖連吃敗仗，心情也不好，就說：“難道我們現在就沒有能力反攻了嗎?”
楊宇霆說：“也不能這樣說，馮玉祥的位置很特殊啊，這倒也說明，他也是個有奶便是娘的人。”
馮玉祥投蔣，對國民黨左派是一種壓力，對奉張也是一種很實際的威脅。
楊宇霆遂又對張作霖說：“大帥，小六子(張學良的乳名)可是夠有主意的，張宗昌把他給告了，我一直沒敢和你說。”
張作霖說：“小六子怎麼啦，你別吞吞吐吐的，有話就說。”
楊宇霆說：“小六子在前方吃了敗仗不說，還和蔣介石求和，張宗昌在電話裏說‘我們在前方打仗，大帥的兒子卻在暗中給蔣介石打電報講和’，口氣可有些不恭啊，說是要拿著證據來北京找大帥問個清楚呐。”
張作霖愣了愣，顯出不在意說：“小六子年輕，思路多，他那是緩兵之計。你告訴張宗昌，別瞎想。”
事後，張作霖越想越不對勁，在北京召開軍事會議，把各路將軍都叫到北京。張作霖心裏也明鏡似的，知道兒子張學良對這次戰爭不滿，可那也不能像個軟骨頭，會議之前，先把張學良臭罵一通，出了一口氣。
原來，張學良和韓麟春私下交換過意見，當奉軍撤至新鄉時，他讓劉鳴九以他名義草擬了三封電報給蔣介石，希望能罷戰言和，共商國事。張學良在奉、段、孫三角結盟時，曾與孫科換過蘭譜，結為兄弟，為此，他早有此意，不想把這仗再打下去。離開鄭州前，他保存了軍火庫，也沒炸黃河大橋，並留下一封十分懇切的信給北伐軍，告訴他們他對革命軍的俘虜是優待的，並希望北伐軍對奉軍的俘虜也加以優待，並說中國的事很難說，大家將來還是要見麵的。這封信就是留給北伐軍名將劉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