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徐謙說話了。徐謙，字季龍，安徽歙縣人，生於江西南昌，早年曾中舉人、進士，任翰林院編修、法律參事，後任京師地方審判廳廳長、高等審判廳檢察長。辛亥革命後辭職，呼籲清廷退位。民國後，徐謙曾在唐紹儀內閣任司法次長，還以非官方觀察員身份出席了巴黎和會，反對在和約上簽字。他一度又任王寵惠“好人內閣”的司法總長，後來受孫中山之邀派去上海與汪精衛、胡漢民籌備和平統一中國事宜，不久，回廣州嶺南大學教授中國文學。北京政變後，受馮玉祥之聘，任北京俄文法政專門學校校長。次年在馮玉祥國民軍內部成立政治部，並任國民黨北京分部主任。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因受通緝，隨馮玉祥、於右任、顧孟餘赴蘇考察，途中介紹馮玉祥加入中國國民黨。
徐謙也是蔣介石通緝之人，因為他同馮玉祥有過交情，便把希望放在西北軍身上，他說：“我認為現在大規模討蔣，隻能把北伐革命斷送，最終讓張作霖鑽了空子。”
汪精衛說：“那季龍的意思是向蔣介石妥協嗎?”
徐謙說：“不能這麼說，隻是暫時而已，現在我們不如開發河西走廊，與西北軍協力，先將中原拿到手。”
汪精衛讚同徐謙的主張，他說：“對，隻有這樣，帝國主義才對我們奈何不了。要盡快在西北打開一條通道，隻有這條路打通了，才可能向蔣介石打出王牌，與馮玉祥會師後，再說其他。”
唐生智說：“馮玉祥老奸巨滑，他進西安後，國民政府多次促他出潼關，可他總以陝境不安而磨磨蹭蹭。這次誰知道他會不會坐在我們的板凳上。”
汪精衛說：“現在咱們四麵受敵，恐怕也沒有別的選擇了。”
就在武漢政府為此事爭論不休時，共產黨內部也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周恩來因為經曆了上海的大屠殺，對蔣介石的反革命行為有更多的認識，他認為汪精衛等人的主張是在謀求與蔣介石妥協，他們對蔣介石的行為也隻限於口誅筆伐。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等人在致中共中央意見書上，提議武漢政府迅速東征討蔣，意見書說：“蔣介石叛逆如此，苟在猶豫，圖謀和緩或預備長期鬥爭，則蔣之東南政權將益固，與帝國主義關係將益深。為計全局，政治不宜在緩和妥協。上海暴動後，已曾鑄此大錯，再不前進，則彼進我退，我方亦將為所動搖，政權領導將歸之右派，此不僅使左派灰心，整個革命必根本失敗無疑。”
譚平山、張國燾主張揮師南下，恢複廣東革命根據地。
可是中央多數決策者讚成武漢政府繼續北伐的政策，認為北伐可以接應馮玉祥的國民軍會師河南，然後北進北京、天津，既可以打通西北、外蒙而接近蘇俄，又可利用馮玉祥部實力合圍南京。可東征會與帝國主義過早發生衝突，而且蔣介石在群眾中影響很深，他也高喊著北伐，若東下打蔣，惟恐張作霖乘虛而入，進攻武漢。
武漢的國共雙方，基本達成共識時，南京方麵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原來李宗仁得知武漢有東征討蔣之意，便與蔣介石商量，得要領後，遂派參謀長王應榆前往武漢，遊說政府各要人。
王應榆由譚延閩領到汪精衛處，將李宗仁的意思轉達。汪精衛心裏也不想直接與蔣介石兵戎相見，可是既然對方來人遊說，也就擺出架子，他說：“共同北伐，乃是我民眾的心願，可是最終總要有個解決，難道等打下了北京，寧漢再動手嗎?”
王應榆本是個參謀長，也是傳達上司的意見，連坐都沒敢坐下，站立著說：“汪主席，這也是李宗仁的意思，他認為大家最好能承認這個事實，雙方分頭北伐，待會師北京後，再坐下來討論也不遲。”
汪精衛陰陽怪氣說：“他是這樣說的，那也好，你可以回去，告訴德鄰，我隻看在民眾的麵上，不希望革命人打革命人。”
王應榆聽到後，心頭一怔，聽汪講出“革命人打革命人”一詞，心裏也就明白了八九分，說明寧漢政府還沒到你死我活的份上，急回去複命。李宗仁還是有些不放心，生怕寧漢火並，後果嚴重。原來此時江西朱培德反蔣態度仍很堅決。北伐後，朱培德任國民軍第三軍軍長，自恃功高，三月間，由武漢政府將親蔣的李烈鈞由江西省省主席的寶座上給撤下來，換上朱培德，他更是得意非凡。上任後，朱遂將親蔣分子從政府要害一一擯除。南京立政府後，朱培德寫長信給好友何應欽，信中曆數蔣氏不仁，力勸何應欽參加反蔣行列。何應欽現在多得蔣氏信任，但他又不想借此出賣朋友，誰知將來天下是姓汪還是姓蔣，於是將這封長信讓李宗仁看了。
李宗仁不看便也罷了，一看心中吃驚不小，他深知朱培德人馬多駐九江、湖口，武漢若東征討蔣，必以朱為先鋒，那情況可就遭了。寧漢開戰，隻有對張作霖有利，北伐為此將斷送。李宗仁決定無論如何也要同朱培德見上一麵，陳述利害，遂親赴湖口，邀朱培德會晤。
兩人見麵後，朱培德仍當著李宗仁麵大罵蔣介石。消氣後，李宗仁備薄宴與朱培德小敘，對其說：“益之，蔣公不仁，咱們也不可不義，發兵打仗，隻該有一個目的，就是為民為國。若失去這個意義，你我當這個軍人，又有何意思。你千萬不可一時衝動，不做多想，現寧漢分裂，已成事實，誰也無法改變。可如雙方火並，情況必然逆轉，國家將向何處去，誰也不敢說啊。”
朱培德聽罷後，點頭稱是說：“我也不想如此，隻是蔣介石也太讓人失望了。這還沒勝利，就作小人之舉。他真有一天登上金鑾殿，不要說是我，就是德鄰老兄能否有立足之地，我也懷疑。”
李宗仁笑說：“真要到了那天，我就回家讀書務農去了，對此紛爭我早就厭倦了。”
朱培德說：“德鄰，你真能有如此雅量嗎?”
李宗仁說：“現在說了也沒有用，到時再看吧!不過，我這次來，還是想讓你說服武漢政府，不要東征，你現在的位置舉足輕重，若你不表態，汪精衛也不會輕易動兵的。南京政府已經成立，你我都不過是兩盤棋上的卒子，可我們也要為國家著想，現在的情況根本不是辨是非的時候，我們得解決問題。雙方北上討伐軍閥為首要。若要是非，寧漢將同歸於盡。”
李宗仁一席懇談，使得朱培德點頭稱是，遂將其意，報給武漢政府，使寧漢的衝突得以緩衝。
再說武漢政府再三斟酌，經國共兩黨聯席會議商討，決定與南京政府共同北伐。
4月19日，在武昌南湖舉行了第二次北伐河南誓師大會，以唐生智為北伐軍總指揮，張發奎、劉興分任第一、二縱隊司令官，另以新收編的河南部隊魏益三、田維勤、梁壽愷等組成第三縱隊。同時，任命閻錫山為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
閻錫山任命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第一、第二哪裏去了?說起來，這也成了一鍋糊塗粥。蔣介石叛變革命的前夕，武漢政府曾任命蔣介石為北伐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任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現在既然兩個政府共同北伐，也隻能將閻錫山往下排了。
武漢動作，南京的蔣介石也開始向北調兵譴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