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哪裏能咽下這口氣，他一回到武漢，就見反蔣氣氛甚是濃厚，到處有遊行和集會，矛頭直接對準蔣介石。開始，汪精衛真真假假表示對蔣介石的同情，照他看來，武漢左傾思想濃厚，更多的是共產黨從中挑唆，他蔣介石最大的目的就是反共，可要敢公然違抗總理遺願，蔣恐怕還不會。
汪精衛雖然在上海讓蔣介石那幫人罵個狗血噴頭，他忍氣吞聲，沒和蔣介石等鬧翻，自有一番主意，那就是他想利用蔣介石的實力，為自己造就一個新政府。汪精衛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人物的心目中，此時還是英雄，但他見武漢反蔣勢力居多數，有時從牆上還能看到“打倒蔣介石”的標語，態度漸變，似乎有些熱血沸騰，在刊物上提寫說：“中國革命已到了一個嚴重的時期，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這一來，不僅給共產黨內一些人鼓了勁，也使與蔣介石處於對立的武漢國民政府受到鼓舞。
因此，汪精衛一到武漢，就成了武漢國民政府公認的黨、政、軍領袖。
譚延闓和汪精衛說到蔣介石時，聽到汪精衛仍對蔣介石抱幻想，便說：“蔣介石的野心已經表現出來了，你現在若對他心存其他，最後也必被人咬一口。我對遷都南京並無他意，隻是如果倉促行事，南京部隊不能控製，最終弄不好要落入蔣中正的圈套。”
汪精衛說：“我看你是多慮了，我們還有自己的部隊，而且我發現武漢的軍人對蔣報有惡感者甚多。我原以為這些人可能是左傾，後來發現並非如此。我與唐生智談話，他處處讓我留心，那表情真要把蔣吃了似的。”
譚延閹說：“我可不吃驚。兆銘，不知你是真心向善，還是裝出來的。遷都之事，不可輕易決定。”
汪精衛說：“我在上海時，與蔣中正有一個備忘錄，說到四月中旬議定此事。我們現在最重要的還是把軍隊控製住，蔣介石巧舌如簧，他哪次行事，還不都是占盡了上風，其最主要的就是他非常明白軍隊的重要性，事實上也確實如此。”
汪精衛說出這番話來，倒是心裏話。這些日子反省他與蔣介石的暗鬥，屢屢失手，還不是自己不過問軍事。這次東山再起，不想吃這樣的虧了。他一到武漢，就奔走於譚延闓、孫科、顧孟餘、徐謙、唐生智等人中間。就在這時，傳來蔣介石在上海、南京大屠殺的消息，還不等汪精衛醒過來，蔣已經在南京另立中央了。汪精衛這才如夢初醒，當他得到蔣介石邀他到南京開會的電報，當場撕個粉碎，揚了滿天。
武漢民眾更是風起雲湧，掀起一片反蔣浪潮，此時的汪精衛可有些認清蔣介石，認為自己實際上又在這個陰謀家麵前失了手。武漢政府成立了國共兩黨聯席會議，國民黨方麵為汪精衛、譚延闓、孫科、徐謙、顧孟餘，共產黨方麵為陳獨秀、譚平山、張國燾組成，決定鑒於目前的非常時期，一切重大問題均由聯席會議決定。
4月17日，武漢國民黨中央發布免去蔣介石本兼各職令，同時，為懲治蔣介石，向全體黨員發出訓令，曆數了其罪狀，令說：
蔣中正屠殺民眾，摧殘黨部，甘心反動，罪惡昭彰，經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開除黨籍，免去本兼各職。著全體將士及革命民眾團體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
自去年3月20日之變，即其公然背叛黨國之第一聲，威逼政府，造成恐怖，由之黨權旁落，一切權力，胥集一身，勾引宵小，把持中央。複曆行獨裁，將一切政治、外交、財政、司法，一律置之於總司令之下，肆行千涉，發號施令，目無國民政府。出兵以後，驕橫專擅，日益加甚，擅發命令，濫委軍長，厚結黨援，排斥異己。一年以來，隻見有蔣中正個人，不見有黨。自到南昌以後，一意孤行，日趨反動，南北妥協帝國主義攜手之說，喧騰中外，而摧殘農工，尤為慘酷。及之上海，反動舉動，益加劇烈，屠殺民眾，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支，搗毀市黨部，鉗製輿論，阻礙市政府成立，拒絕中央任命官吏，以為獻媚帝國主義，勾結軍閥之禮物。更在上海召集黨徒，私開督軍團式會議。凡此種種，皆為極端反革命行為，既不能感之以誠，亦不能喻之以理，似以罪大惡極，是已自絕於黨，自絕於民眾。
同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宣布蔣介石十二大罪狀並指出：
蓋綜合蔣介石之行為，無一非極端之反革命，舉張作霖、孫傳芳、張宗昌所不敢為，彼皆惶然為之，無所顧忌。是彼已自絕於黨，自絕於民眾，甘以新軍閥自居。吾人日日言打倒軍閥，今去一軍閥，又來一新軍閥，其橫暴抑有過之。本黨不幸而有此叛徒，若不執行黨紀，嚴加懲治，則以暴易暴，將何詞以對國人。所望民眾完全明了蔣介石叛黨叛國之罪惡，本黨不能不嚴加懲治之顛未，共起聲討，庶幾不致再有蔣介石第二發生。
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發表否認南京政府的通電，在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候補執監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汪精衛、譚延闓、孫科、徐謙、顧孟餘、譚平山、陳公博、吳玉章等四十人聯名發出討蔣通電，指出說：“凡我民眾及我同誌，尤其武裝同誌，如不認革命垂成之功隳於蔣中正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總理叛徒，本黨之敗類，民眾之蟊賊。”
武漢反蔣浪潮，日甚一日。不過各人的動機卻不盡相同，那譚延闓早為日後反共埋下伏筆，雖然他也簽名通電反蔣，卻是一種勉強的行為，在此之前，他早以同胡漢民通款，要胡在蔣介石而前多說好話，盡量調解“寧漢爭執”，同時致電南京政府，勸雙方不要爭吵。表麵上采取一種息事寧人的手段，實際也是為自己留條後路。汪精衛發出通電後，雖然在電文中斥責蔣介石，但他用更多的文字是解釋自己在上海向蔣提出“開會以謀解決國共關係”的建議，其用意也很明顯。
汪精衛也有他的難處，因為蔣介石成立南京政府後，對武漢采取了軍事包圍的態勢，而且川、黔軍閥不斷對兩湖地區進行騷擾。蔣特任四川劉湘為國民革命軍第五路總指揮，命其出兵武漢。
麵對四麵楚歌的局勢，汪精衛等人認為隻有主動出機，方能轉危為安。
武漢現在的處境，無論從兵力、財源上，都不允許在東、北兩線上同時與蔣介石和張作霖開戰，於是，在寧漢對立下如何采取軍事行動成了一個相當困難的問題。
在汪精衛召開如何對付目前局勢的軍事會議上，出現了兩種意見。
唐生智曆來與蔣介石不睦，他說：“蔣介石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諸公若再姑息，後患無窮，他的威脅，比張作霖更大些。應傾兵而動，東征討蔣。而且我認為，蔣介石手下的軍隊，並不像他所認為那樣效忠自己，武漢政府是名正言順的，他如此做法，眾心難服，即使現在他能統率部隊，可真要打起來，誰勝誰敗，也是難說的。”
張發奎也同意唐生智的意見，主張東征討蔣。
汪精衛並不同意這種做法，他現在恨不得生啖蔣氏其人，但他仍想以大局為重，並不想就此與蔣介石矛盾激化。而且他對唐生智和張發奎的主張，也有自己的想法，他深知唐、張二人把地盤看得比什麼都重，他們主張討蔣，更多的是想把地盤從蔣介石手中奪出來。汪精衛本希望譚延闓出來表表態，把目前的形勢做一番分析，可這個滑頭，以不懂軍事為由，總擺出息事寧人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