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督張宗昌窮凶極惡率領渤海艦隊窺伺大沽口，並派得力幹將褚玉璞為魯軍總指揮加入戰鬥。魯軍一度占領靜海、獨流，其攻勢甚為凶猛，直逼天津，一時間，天津之為震動。鹿鍾麟和孫嶽等都來到前線督戰，經過幾日浴血奮戰，才將馬廠、青縣奪回。但是，就在孫、鹿取得小勝時，渤海艦隊裝載陸軍六千餘人，在炮火的掩護下，由北塘登陸。鹿鍾麟部將敵人死死咬住不放，幾經猛攻，終將這些敵人擊退，並俘獲三千餘人，餘下的皆乘船而逃。
國民軍為確保勝利成果，立刻封鎖大沽口，不準任何船隻開入。這樣做，完全是為了防止列強為奉軍運兵。此役前，列強幾次公然掩護奉軍入港。外交使團不滿國民軍，開始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段祺瑞立刻下令恢複大沽口的秩序，否則各國將一致采取行動。段祺瑞隻得急命國民軍拆掉障礙。國民軍為防意外，要求外國船隻能掛本國國旗，而且隻能在白天行駛，並執行了段祺瑞的命令，拆除了部分障礙。
1926年3月12日，中國正戰禍頻起，奉係和國民軍正打得不可開交，大沽口突然駛來兩艘日本驅逐艦。炮台守軍向日艦發出旗語，阻止他們前進。日本艦隊不但不理睬，反而向守軍開槍開炮。炮台守軍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用步槍還擊，日本艦這才退往塘沽。雙方互射中，日本死一名大尉，傷水手三人；守軍死排長、司務長各一人，兵士二人，傷兵八人。
日本政府抓住這個事件大做文章，就在北京外交部對日本政府提出抗議的同時，英、美、法、意、日五國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共同對付中國。
15日，參加辛醜和約的八國公使聯合對中國提出通牒，要求如下：
一、按照辛醜和約規定，北京至海口的交通不得發生任何障礙；
二、奉、國兩軍應立即停止在大沽口附近作戰；
三、奉軍艦隊應退出大沽口外，國民軍應完全排除海上水雷；
四、所有航海燈塔及航行標識，必須完全恢複；
五、輪船入口，除按照條約由海關檢查外，不受任何方麵之檢查。
列強還要求段祺瑞政府在三天之內給予滿意的回答，否則各國海軍采取必要行動。同日，日本政府更是對中國發出通牒，要求中國政府謝罪，嚴懲守軍軍官，並付五萬元損害費。
段祺瑞馬上召開外交會議，在會上，這些外交委員，吵成一團，有的要求上訴國際聯盟，有的主張接受這個條約。段祺瑞征求國民軍的態度。目前狀態對國民軍處境不利，因而希望和平解決，但國民軍隻承認第一個條約。
直魯聯軍及渤海艦隊，則答應全部接受這些條約。
段祺瑞求安自保，不顧民意，17日公開答複八國公使說：“對於來文所開各條，已令軍事當局采取適當辦法，希望天津各國代表與中國軍事當局協商。”段祺瑞以為，平了外國人的氣，他就能安靜了。
列強公開幫助奉魯軍閥圍剿國民軍，而且還根據不平等條約對中國進行武裝幹涉和聯合示威，此恃強霸道的行為，使得北京大學學生會做出兩個決議：一是逐段祺瑞下台，另組國民政府；二是驅逐八國公使出境。
段祺瑞答複八國公使的當天，北京各界推舉代表赴執政府請願，要求驅逐八國公使，並將畫有八國公使的漫畫及日本天皇的畫像當場焚燒。
請願代表因為沒能見到段祺瑞，與執政府的衛隊發生衝突，結果請願代表被打傷多人。段祺瑞衛隊的這一行為，激起民眾的憤慨，決定要把這次鬥爭進行到底。
18日上午十時，北京市民在天安門舉行了大規模的聲討會，提出六項決議：一、電促全國人民一致反對提出八國最後通牒；二、電請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反對帝國主義；三、請段祺瑞政府駁斥八國最後通牒；四、驅逐八國公使出境；五、督促國民軍為反對帝國主義而戰；六、組織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
集會後，學生及北京市民開始示威遊行，人越來越多，他們由長安街向鐵獅子胡同國務院出發，沿途高呼口號，散發傳單，群情激憤，尤其學生們，多年戰亂給中國帶來的災難使他們再也難以平靜下來。請願隊伍來到國務院時，這些長官正在舉行例會。執政府的衛隊長武久清慌慌張張跑進去報告，說是遊行隊伍來了。那些閣員本對這個風雨飄搖的政府就沒什麼信心，現在更是領餉混飯，聽說有學生來鬧事，又得知已經和衛隊動過手，都嚇得麵麵相覷，不知如何是好，想來想去，不知誰出個主意，三十六計，走為上策，那段祺瑞惹下的麻煩，還是讓他來解決好了。
於是，閣員們匆匆從旁門溜走，會也不開了。
請願者提出三個建議，解除衛隊武裝；交出毆打請願代表的主使人；段祺瑞辭職下台。示威群眾來到國務院，要求麵見總理，可是衛隊不給答複，也不讓進人。群眾的口號聲越來越響，大有衝進門質問之勢。
事情很難控製，衝突在即，最後釀成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三．一八”慘案。
段祺瑞通電說：“所謂的北京市民請願者，有計劃地組織了敢死隊衝鋒在前，擊死憲兵一人，傷警廳稽查及警察各一人、衛隊多人。當場軍警從暴徒手中奪手槍數支。”
通電意在淡化這次血腥屠案。
值此，段棋瑞躲在府內，連麵也不敢露，他深知自己的處境，稍不留神，就可能把老命丟掉。同時，北京大街小巷內，出現了一則戒嚴布告：青年人血氣方剛，釀成慘劇。值此軍事未定，人心惶惑，群眾動作，恐引起各方誤會，特鄭重布告，毋再舉行集會，致生事端。
這些布告剛一貼出，馬上被學生們撕掉。
百姓亦有遷怒於國民軍，馮玉祥此有口難言。段祺瑞正是他搞北京政變給抬出來的，現在把政府弄成這個樣子，目前的局勢，他也無法應付，便留書給自己的部下，由包頭到庫倫，取道蘇聯了。馮玉祥離境的第二天，北京的大學生為殉難的同學下葬，舉行了抬棺遊行，送殯者達萬餘人。段祺瑞聞知，隻能命令加強戒嚴，對學生風起雲湧的運動，也顯得束手無措了。
大沽口事件後，張作霖和吳佩孚已經公開討伐段祺瑞。國民軍為保實力，步步退讓，直魯聯軍收回直隸，又占領豐台，並電促吳佩孚進京主持大事。段祺瑞還指望北洋元老王士珍出麵，發起和平運動，妄圖說服吳佩孚和張作霖。但這隻是段祺瑞一廂情願，國民軍將領張之江、李鳴鍾、鹿鍾麟、宋哲元、劉鬱芬也聯名通電，要將部隊撤回原防，專力開發西北，不與內爭。國民軍所以如此，一是迫於吳佩孚和奉魯的壓力，二也是自“慘案”發生後，段祺瑞政府風雨飄搖，再對政府有所表示，會失去民眾的同情。
此種情況，國民軍幾位重要將領在通電中說：“現政府既為國人所厭，我軍自今日始，專任維持地方之責，至政府如何組織，法統如何接續，完全聽之法律解決。”
直隸省長孫嶽更幹脆，自動解除直隸軍務督辦及省長職，以促政府覺悟。
孫嶽這樣做，也是放著河水不洗船，雖然有他革命的一麵，卻也有投機之嫌，因為直隸全境已為直魯聯軍所占，李景林又回到天津，孫的省長是想當也當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