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番痛快淋漓的話，整個就是陳獨秀和蘇曼殊的真實思想。
再說張勳複辟前後，中國掀起一股複古濁浪，連那北京大學也不例外。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創建於1898年，雖然經過辛亥革命的衝擊，學著西洋人的樣子，於一九一二年改為北京大學，但其中行政部門都是由封建官吏把持，老師也多半是出身舉人、進士的學究，一腦門子舊思想。學貫中西的辜鴻銘，也可謂經綸滿腹，上課時卻拖著一根長辮子講英文，常發議論，道什麼現在社會大亂，都是因為沒有君主。學生也多是仕宦子弟，帶著傭人去上課。那些聽差的，把少爺的課本擺好，然後屈膝道“請大人上課”。老師是那個樣子，學生更是如此，成天吃喝玩樂，到這裏也不過是為了混個學曆。北京最有名的妓院多集中在八大胡同，而逛妓院最多的是兩院（參眾兩院）一堂（北京大學堂）的人。狎妓似乎形成了新潮，不去逛妓院的人，反而是跟不上形勢。直到1916年，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情況才有所改觀。蔡元培到學校的第一件事，就是聘請一批有真才實學的新派教授，協助他治理北京大學。
這時的陳獨秀，因為在上海創辦了《新青年》，和胡適等人鼓吹白話文，名聲雀起，但同時也遭到守舊派的猛烈攻擊。陳獨秀因為進京籌集資金，正好住在西河沿。蔡元培早年在上海加信愛國學社，和陳獨秀認識，很佩服他的毅力和責任心。他是個禮賢下士之人，看到《新青年》雜誌後，決意聘請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得知陳獨秀來京後，立即去西河沿拜訪。當陳獨秀要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傳出來，全校學生無不高興，他們之中有很多人是《新青年》的忠實讀者，聽說後，奔走相告。可那些遺老遺少，卻有不同反應，不好明說陳獨秀是個新派人物，鼓吹白話文，而是私下對蔡元培說：“蔡先生，那陳先生隻不過會寫幾篇策論式的時文，也沒見到他有何建樹，人們都說陳先生並沒有真才實學，到北京大學任教尚嫌不夠，更不要說當文科學長了。”
蔡元培對這些保守勢力的態度很明朗，直接說：“你們不要這樣講，仲甫先生精通訓詁音韻學，並很有專長，過去連太炎先生都把他視為畏友。”
新派教授高一涵出來替陳獨秀講話，他說：“仲甫先生講文字學，不在太炎先生之下。
再說陳獨秀得到蔡元培校長等人的支持，馬上寫信給美國的胡適，勸他早日回國，來北京大學講哲學。於是，北京大學成了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俱樂部”，許多知名人士來到這裏。蔡元培為了陳獨秀把《新青年》辦好，幫助他將雜誌社遷到北京。不久，《新青年》主要人物之一，陳獨秀的好朋友李大釗也應邀來到北京大學，任圖書館主任。
李大釗原名耆年，字壽昌，號龜年；後改名為大釗，字守常。河北樂亭人，是個遺腹子，出生十六個月後，母親亦去世，由祖父撫養成人。他十歲時奉祖父之命完婚，其夫人較之長六歲。李大釗早年讀私塾，後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1913年，在湯化龍的資助下，到日本留學，又進入早稻田大學學政治。歸國後，應湯化龍之邀在北京任《晨鍾》報總編輯，旋與之決裂，後到上海章士釗《甲寅日刊》當編輯，發表了不少反孔反封建的文章。經章士釗推薦，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把北京大學古老的藏書樓變成傳播新文化的陣地，從國內外買了大批新書，特別是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外文書籍。李大釗早就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這回和陳獨秀一起在這所大學，更是天天在一起交流思想，《新青年》也逐步由胡適、魯迅、李大釗、錢玄同等人輪流編輯，使雜誌風格多樣化，吸引了更多的進步青年。李大釗在鼓吹新文化運動的同時，已經關注到馬克思的學說，他到北京大學不久，組織了馬爾格思學說研究會，開始吸引一些教授參加。可是這一活動，立刻遭到北洋政府的查禁，因為馬爾格思是馬克思當時的譯音，正是由於這個譯名，北京政府以為是研究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團體，才沒有追究。這也是李大釗先生的遺憾，因為這樣一來，這個初級的馬克思學說研究組織沒能在青年中建立起來。
1919年年初，北京城寒冷無比，可北京大學的教室裏卻很暖和，很多學生放假也沒回家，他們很興奮，高聲朗讀著《新青年》一月號。這一期《新青年》正好輪到陳獨秀執編。近來封建軍閥和政客們，扼殺所有新生的東西，對《新青年》更是百般責難，認為她是誹謗了孔聖人，無法無天，不要父母，欺祖滅宗，罪不可赦。陳獨秀正是對這一責難，寫就了《本誌罪案之答辯書》。此時，陳獨秀和李大釗也在學生中間，隻見一個清瘦的男生拿起雜誌念先生的文章：“本誌同人本來無罪，隻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民主）和賽因斯 （科學）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那德先生和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可我們現在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助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壓，社會上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聲音一落，大家群起而鼓掌，一定要讓兩位教授說些什麼。李大釗說：“仲甫，都知你是秀才出身，舊學該是很厚的，可你放棄仕途，走上這樣一條路，該是有很多感受的，不妨給我們講講。”
獨秀笑笑說：“守常，我跟你講過考舉人的事，真是想起來都惡心。”
李大釗說：“我知道了，可學生們還不知道，你還是講講吧。”
陳獨秀不再推辭，點點頭，對大家說：“也好，就和大家聊聊。要說起來，我中了秀才是蒙上的，真是打心眼裏討厭，可你不想幹的事，偏偏幹成了，沒想到中個頭名秀才。可是把我們家裏的人高興壞了。我想，不管怎麼說，為了安慰母親和大哥，決定去鄉試，成與不成倒沒多想，可倒不像考院試那樣不用功了，還真費了番心血。正是八月分，我肩了考籃、書籍、文具、食糧和燒飯的鍋爐，真是使盡了平生的力氣。當時我十八歲，若不是大哥代我領試卷，我真會在人叢中被擠死。你們是沒見過那樣的情景，一進了考棚，先嚇個半死，每條十多丈的號筒，都有幾十或上百個號舍，大小仿佛你們在街上看到的警察崗棚，但要比它低得多，個子高些的站在裏麵得把頭低得彎彎的，我才明白這就是那些科舉出身的大老嚐過的‘矮屋’，裏麵是三麵不齊的磚牆，滿是蛛網和灰塵，進去拿一塊安放在麵前，算是寫字台，睡起覺來不用說就得坐在那裏睡。南京的天氣，八月正是奇熱，大家都把帶來的油布掛起來遮住陽光，號門都緊對著高牆，中間隻能容一個半人來往的長巷，上麵露著一線天，什麼味都有，大家要是都把油布掛上，連那一線天也沒有了，眾人又在對麵牆上燒火做飯，再加上赤日當空，那裏簡直是一條火巷。有一件事，給我的印象最深，考頭場時，看見一位從徐州來的大胖子，一條大辮子盤在頭頂，全身一絲不掛，腳踏一雙破鞋，手裏捧著試卷，在如火的長巷中走來走去，走著走著，大腦袋左右搖晃，拖長聲音，怪聲念他那得意文章，念到最得意處，用力把大腿一拍，翹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這大胖子的樣子，足足讓我看呆了一兩個鍾頭。”話音甫落，學生們哄堂大笑，陳獨秀接說：“你們先別笑，正是這件事，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如果這樣下去，我們不都成了那個利欲熏心、‘今科必中’的大胖子了嗎?”
學生聽完陳獨秀、李大釗這些革命前輩的話，也都不作聲了，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對陳獨秀、李大釗的行為，反對者也大有人在。京城有一小說家林紓，字琴南，也曾借他人口述轉譯過不少國外優秀作品，如《茶花女》、《迦茵傳》等，可他抱殘守缺，攻擊陳獨秀等人。可笑的是，林琴南在上海《新申報》發表了小說《荊生》，說荊生來京遊玩，下榻陶然亭之西廂，有銅簡一具，重十八斤，另有皖人田其美(影射陳獨秀)、浙人金心異(影射錢玄同)和狄莫(影射胡適)三人也來到陶然亭遊覽聚會。田其美抨擊孔子；狄莫主張白話；金心異大罵古人……三人正說到開心之處，忽然跳出偉丈夫荊生，痛罵三人說：以禽獸之言，亂吾清聽。田生還要抗辯，那荊生駢二指按其首，使其腦痛如被錐刺。更以足踐狄莫，狄腰痛欲斷。金生短視，偉丈夫取其眼鏡擲之，則怕死如蝟，泥首不已。荊生笑罵一番後，說我今天所以留你們一條性命，是留以後鬼神誅之。小說結尾，林琴南也不禁哀歎說：“如此混濁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及金生者足以自豪耳。安有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