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青懂得舞台的力量，學會了借力，學會了讓一群令人動容的民間藝人為一種學術價值現場演示與共鳴唱合的助推，劉紅權遇到了知音和伯樂。有了伯樂和千裏馬，劉紅慶所要做的就是接通導管，讓一台非同尋常的演出不但成為文化事件而且成為學術事件和曆史事件。成為後者的條件，自然是掌聲之後的思考和筆耕。人們或許很少注意也不會知道他在背後所做的為弟弟和樂班鋪平道路的瑣碎雜務，但都會記住他以同樣的生命力昂揚噴發為代價所留下的深度書寫。
劉紅慶喜歡寫作，近年來持續不斷地書寫音樂學界最關心的人物和事件。他的“根性”中，有一種渴望與眾不同的文人骨氣，“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理而追新。”每次表達都不同以往，一次比一次清新，一篇比一篇動情，一書比一書深邃，但讓人印象最深的還是那本以其獨特身份道出的任何人都無法替代的生命之謳——《向天而歌》。究其何以把《向天而歌》寫得如此揪心、如此神狂，不外乎是他找準了一個誰也無法深入到這等地步的題材和誰也無法安置自己於這般時空的天地。作者與敘述對象之間的神秘關係，若非達到親如手足、連若骨血、形同根葉那般密不可分，就不會“吐盡心素”。無須說，劉紅慶與劉紅權的關係，就是如影隨形、如星伴月、如豆連萁、相濡以沫的關係。如同沈從文之於湘西，張愛玲之於都市，陳忠實之於陝南世族一樣，這些外人難以進入或者即使進入也無法縱深因而難以落筆、也難以企及的空間，正是劉紅慶像當年的左權將軍那樣如魚得水、騰躍遊刃的“根據地”。那些總能保持語言活力和編排語句的動勢，來自他對生活場景深入骨髓的記憶，因而令“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盡管他曾經多次回避過這個曾讓年輕人自卑的身份，一旦覺悟，發現“舍我其誰”的定位，一切皆變財富。早年避之唯恐不及的山脈一下子變為了一座令人羨慕的金礦，經他點運，灰蒙蒙的太行上發出了金燦燦的光芒，讓外人驚駭！他知道，尋來覓去的年輕人終於發現了金礦，明白了自己之所以從太行山來到京城又必須從京城返回太行山的目的，一個急切地敢於舍得辭掉公職去幹的事業：他來到這個世界就是要通過這一次的書寫對一個時代起到震蕩作用。終於，他建立起了一個誰也取代不了的言說體係——盲藝人的世界。
我一直覺得寫重量級的人物才是我的出路。但是，當我在某一個夜裏，突然聽到遙遠的太行山那曆千年而不老的歌謠，我忽然有了寫作的衝動。我辭掉了工作，回到了太行山，找到二弟和他的盲藝人兄弟，我和他們邊走邊唱，這樣就有了我的《向天而歌》。
離開太行山，看了更加精彩的世界，我突然覺得我其實還是他們中的一員，他們的音樂才是可以喚醒我所有感情記憶的音樂。
這份“坦訴”是否可以稱之為一位在城裏東撞一頭西撞一頭的年輕人幡然猛醒的“文化自覺”？撬開這座礦藏，天地豁亮了，話匣子打開了，行雲流水，一瀉千裏，字字英聲，縱筆而成。“芝麻開門”的累累碩果，讓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無須說，讓讀者有切膚之痛的描述，讓讀者有泣血而為的震動，就在於他寫了自己熟悉的人和事。
他與音樂界習慣的模式當然不同。他也總不忘定義自己，說自己不是音樂學圈裏的人，這當然有點要求學術界公正對待其文字中沒有音樂技術成分的意思。其實，他做到了音樂學界做不到的事情，一點不比職業音樂學家差。十年前看到的和十年後看到的“孿生報告”，反映了他以自己的獨特角度起到的為音樂學界開拓空間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