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樂班填寫“起居注”
——讀劉紅慶《向天而歌又十年》
用學術圈內使用的“局內人”或“文化持有人”的概念定位劉紅慶以及他的特殊身份，總覺得有點別扭或不恰當，但好像又找不到合適的詞形容他與他所記錄的對象之間的關係。他是太行山“盲人宣傳隊”的主要人物劉紅權的兄弟，也是唯一可以用文字表述這個底層樂班的“家屬”，沒有人比他更適合做這件外人替代不了的持續了十年的事，如同沒有人更適合寫出十年前的長篇紀實文學《向天而歌》，所以，真難形容這位既要幫弟弟打理事物、張羅巡演，又要幫樂班宣傳推廣、記錄曆史的人到底是個什麼角色。出人意外又情理之中的是，他一直忙裏忙外義務做著與樂班相關的“內務與外交”。從2003年寫作《向天而歌》和繼之而來的《向天而歌又十年》，他展示了一幅令學者尷尬的局麵：一個在官方學術機構和學府中編寫過巨量著作的學者群，卻沒有人具備這樣的眼光，長期跟蹤並記錄一份“草根生活錄”或“樂班大事記”，從而獲得一些可能引發學術深描的機緣。而孤軍奮戰、無依無靠的劉紅慶，僅憑一己之力，舉重若輕地將一條大魚釣出水麵，大魚帶出的一股清泉，濕潤了一大片國土，讓學術圈裏的人清醒與抱赧。
劉紅慶告訴我，他寫此書遵循的原則來自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第三任所長黃翔鵬提出的“以資料工作為中心”，就是想把一個底層樂班十年來發生的大大小小、點點滴滴的事記錄下來，作為一份曆史檔案存放於此。黃翔鵬當年提出這個“建所原則”時幾乎沒有獲得認同，今天反過來看，才能稍稍理解其深謀遠慮。無須說，解釋現象的理論一輪輪來又一輪輪去，大部分隨著時代而無法保鮮，留下來的資料卻永不過時。就拿解釋阿炳的著述來說，當年采用的“先進”理論早已褪色，由此產生的把阿炳視為“無瑕”典型的大量描述，在曆史的真相顯露後，便沒有多少閱讀價值了。如同田青解釋東北民間管子曲《江河水》一樣，那首當年被解讀為“階級壓迫”的樂曲原來出自佛教的“有生皆苦”，讓我們這些在悲涼旋律中“義憤填膺”的“勞苦大眾”，頓覺足下蹬空，滑稽莫名。“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月樓下水如天。”（蘇東坡詩句）如同楊蔭瀏記錄的阿炳資料像二泉那樣永遠清澈、永久保值一樣，第一手資料的價值就在於忠實記錄而非自以為是的解讀。劉紅慶的立意，就在於此。
十年前，音樂界發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一批穿的衣服至少與時代脫節三十年、唱的歌至少與時代脫節五十年的盲藝人，卻拖住了同代人飛速邁進的腿。這些被形容為唱出了“千年歎息”的盲藝人，當他們那雙被太陽曬得黑黑的手搭在二胡弦上、因為目盲而采取特殊姿態“向天而歌”時，城裏人的腿像灌了鉛，一門心思向前看的觀眾幾乎都在抬手擦拭模糊了視線的雙眼。
這一幕發生在十年前。
2003年8月，當在太行山采風的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研究員田青聽到了以劉紅權為代表的“左權盲人宣傳隊”的演唱時，成為了第一位抬手擦淚的人，並立馬決定把這群人帶到北京。於是，太行山裏的“盲人宣傳隊”就走上了北京舞台。
“阿炳還活著！”田青語驚四座，語飛京城。他接續了老師楊蔭瀏的衣缽，讓一群隱沒於太行山中的“阿炳”登陸京城，引起的漣漪，一浪衝到了廣東。如果說20世紀50年代初楊蔭瀏發現阿炳成為現代音樂史上挖掘民間音樂大事的話，那麼田青發現一群盲藝人並使之登上廟堂的舉動，就是當代音樂史上的又一次撬動，並為正好遭遇新時期如何麵對“非遺”困惑的當代人，提供一個認知價值的現身說法。田青主持節目的能力和主宰熱點的能力超出常人。在大多數場合語氣堅定、鏗鏘有力、向來傲然不群的麵孔，在盲藝人麵前，變得柔情似水。我們又一次看到田青昂揚生命力的噴發，隻不過這一次跳出了書寫。
如果把發現太行山盲人宣傳隊的前因與央視“青歌賽”“原生態唱法”的後果之間連接起來，或許才能正確評價這次事件的分量和曆史意義，接下來田青發起與推動的“原生態風暴”，無疑就是太行山采風行為催生的直接結果。他的論辯與闡釋，坐在評委席上的大部分歌唱家不一定接受，但至少接受了對“文化多樣性”和對“文化持有人”的尊重。借著“青歌賽”間插於表演之間的講壇，他把書寫需要幾年才能普及的學術觀念瞬間普及到千家萬戶。當年楊蔭瀏在全國彙演現場讓民間藝人不要炫技而要注重內涵的接受者不過千把人，當年呂驥在首都體育館介紹民間音樂的接受者不過萬把人，比之一個晚上讓兩三億人懂得“原生態”和“非遺”價值、可與喬布斯媲美的速度來說，他的“借力”是前代人做夢也想不到的。把學術界關心的事變為整個民眾關心的事，“青歌賽”之前沒有機會，田青把握了機會，讓全體國民迅速調整到與學者一致的價值認同度上。雖然隻有幾分鍾，但講演還是成為“非遺時代”前進途中的金聲玉振。不能不說，在這個支點上，他發力時，整個中國振動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