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輝喊來了幾個會唱歌的公關小姐，陪著兩人痛飲著……
新陽成立了一個應急處置小組，負責給這次騷亂善後。處置小組給主辦方責任人方琦開出了巨額罰款，用以應對死者的撫恤和傷者的醫療。在方琦父親的請求和新陽市家醜不可外揚的觀念下，市領導取得了省裏的支持，媒體也沒有對這件事做任何報道，相關的影音資料也都做了相應的銷毀。
強子第二天交代完情況，就被單獨關了起來。方琦第三天從市局出來，在專案組人員的陪同下湊錢去了。方琦為了保住一年來弄獎券掙的錢，想聯係有能力的朋友接下他的賓館、歌舞廳、遊戲廳，做出一副家財散盡的姿態，可社會上有些頭臉的人都對他避之唯恐不及。現在的方琦不敢對警察講出自己懷疑的“廣播事件”的始作俑者，因為這些人如果被警察找到，自己在獎券銷售中的“花活兒”就暴露了，自己的隱性財產也會被警察盯上。他想見強子讓強子也承擔一部分責任，可是專案組不同意。跟人家說強子出的主意吧人家又不信，他也拿不出證據，解釋多了難免會給自己帶上詐騙的帽子，他隻好咬著牙一人做事一人當了。
大慶也接到了方琦的求助電話，電話接通後，大慶聽到方琦的聲音，詫異的問道：“老板，你沒事了？”
“沒時間解釋了，我時間不多，你能幫我找人接下我經營的幾家旅館和歌舞廳麼？對了，還有文化宮那裏一家遊戲廳。”方琦並不知道大慶和曾經的“百合遊戲廳”之間的關係，當初也是受了有心人的挑撥，單方麵的覺得大慶是針對他，才一時衝動安排了那次對大慶的“交通意外”。但這一切似乎並沒有機會和大慶坐下來深聊了。
大慶聽了方琦的話，謹慎的分析了一下，為難的說道：“我也不認識什麼大老板，況且說實話吧，大老板哪裏敢碰您現在的買賣啊？就是找人接手，恐怕人家也拿不出多少錢來。更何況還是這麼大的買賣。”
方琦用略帶請求的語氣說道：“不用都找一個人接，分著賣出去也一樣。那些地方都是租的，看著規模大，其實沒什麼玩意兒，正常轉讓估計也就兩百多萬，現在能糊弄五十萬都是一大關了，離市裏開的三百萬罰款還差的遠呢，我不動老本是不可能了。”
“給我點時間，我盡力吧。”大慶做了個模棱兩可的保證，安慰了方琦幾句話後，掛上了電話。
大慶沉思著：按著方琦的家底，三百萬不是什麼大數目，根本用不著變賣自己的生意，他如此做法隻能說明一點，有一筆數額巨大的錢是不能曝光的！如果讓他保住了這些錢，等事態平息之後，方琦一旦再次做大，如果“耗子”、玲玲被有心人看到了，未免又生事端。畢竟在方琦的眼裏，背後搞事兒的很可能是他們。
大慶到新天地找了一台打字機，自己學著一個字一個字的打了一封匿名信：敬愛的市領導，我是一個參與了十幾次獎券活動的人，因為手頭沒錢，每次都是看別人買的多，自己買的少。經過我的觀察，他們每次至少印製兩百萬張獎券（如果能找到他們的印刷廠，可能會了解到具體數字），就算沒有所有獎品都被市民抽走了，他們的獲利也不止一千萬。這些臭錢雖然肮髒，但是亟待救助的人們需要它。七月三十一日我也在場，後來參加了對傷者的搶救，看著躺在醫院中痛苦的呻吟，我覺得我應該為他們請求正義，將這些不法分子的真實一麵告知領導。
這封匿名信分別寄到了專案組、應急處置小組和市領導的信箱裏。一個星期之後，專案組在方琦和他家人的住所裏搜查到了三十幾萬來源不明的現金，匿名信中所說的巨額財富卻沒有任何的蛛絲馬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