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郵湖大戰之後的中原大地上，可以說是風起雲湧。
劉福通在開封決定兵分三路，發動北伐，兵鋒直指大都。
劉福通在宋軍的軍旗上寫著“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
這三路北伐軍是：
東路軍以毛貴為統帥，由海州出海，乘海船登陸山東半島，先後攻克膠州、萊州、益都路、般陽路，北上滄州、柳林，直逼大都。
中路軍以關先生、破頭潘為統帥，從山東曹州出發，西進山西，先後攻克雁門關、大同、上都（和林），從北麵威脅大都。
西路軍以李武、崔德為統帥，在潼關與元軍反複拉鋸，後來劉福通又派出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將領西進增援，破武關，先後攻克商州、藍田，前鋒直指霸上，西安在望。
徐壽輝也沒閑著，自從猛將倪文俊攻克沔陽，將他從黃梅的蘿卜園迎接到漢陽之後，他改元“太平”。猛將倪文俊先南下攻克了常德、醴陵、衡州，又北上攻克了陝州，樂得徐壽輝給自己立了一塊“無敵碑”。徐壽輝又派兵進入江西，準備破昱嶺關進入浙江、破仙霞關進入福建。
在另外兩大對手紛紛開疆拓土的時候，張無忌隻是將淮南、浙江納入自己的名下，就停止了進攻的腳步，張無忌的“首都”金陵與敵對勢力的地盤隻是隔著一個鄧友德坐鎮的太平府。
張無忌正在做的事情是“種田”。
不“種田”不行，蒙古人雖然愛錢，但是根本不會弄錢，於是將始於五代時期的包稅製發揚光大了，大量的色目商人進入中原，承包了稅收業務。
所謂的“包稅製”，就是包稅人向政府預付一年稅款，獲得某種稅收的征稅權，這本來是為了節約小稅征稅成本的簡易征稅法，但是被蒙古人擴展到了所有的稅種。
包稅人向大都繳納一點點的錢，取得包稅權之後，就在自己的“領地”內橫征暴斂。蒙古人反而背上了“殘暴”的黑鍋。
所以，也就出現了曆史上每到王朝末年都必然出現的景象——政府稅收不給力，人民負擔壓斷肩。
“包稅製”對農業、工業的生產危害極大，因為承包人隻包了一年，當然要竭澤而漁，根本不可能有可持續發展的意願。
張無忌的“種田”方式不同於西漢初年的“休養生息”，而是采取了比較激進的辦法：
一、強製收容流民。由於黃河泛濫，淮北流離失所的民眾很多，這些人既是寶貴的社會勞動力，也是可怕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張無忌將這些人收容起來，讓他們開墾“荒地”——很多地都是因為戰爭的原因，人為拋荒的。張無忌並沒有搞“誰開荒，誰所有”這樣的“德政”，而是要求這些人，開荒之後不用交稅，但是土地不是你的，別想著能霸占成為自己的，隨時準備下一年走人——送到吳洲去。
二、開展工業。張無忌當然知道工業的厲害之處，但是生產力發展水平從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張無忌把那些大型紡織戶找過來，以借錢或者入股的方式幫助他們擴大生產規模。
張無忌不是沒想過開金手指，但是開金手指的效果實在太差。
張無忌雖然搞出了火藥，銳金旗也在張無忌的指導下開發出了燧發槍，但是生產效率實在太坑爹，所以張無忌僅僅隻裝備了一千不到的火槍兵，他大筆一揮全部劃給烈火旗了。
張無忌也試過“標準化、流水線生產”，結果發現，現階段搞這個東西那就是神話，他手頭的那些工匠根本就做不到“標準化”。沒有合適的量具，沒有相應的機械，“標準化”那就是個笑話。同樣的配件，一個比另一個大一毫米，那就完全不能通用了。
張無忌隻好留下“標準化、流水線生產”的概念等待後人去發現，自己的工坊裏麵繼續搞著效率並沒有提高多少的“分工協作”。
當然，張無忌也在工坊裏麵搞起了“泰羅製”——選擇最好的工人、製定工作定額、實施刺激性的付酬製度，最重要的是提高工人的地位。
張無忌的“種田”還是卓有成效的，蘇州、杭州產出的絲綢，鬆江府產出的棉布，浙江南部出產的茶葉，給張無忌換回了大筆的財富，也吸收了大量的“失業人口”。
當然，也有很多人反對張無忌的各種政策，但是張無忌的態度是，你他媽造反啊！
張無忌對待那些反對自己的人，方法十分簡單粗暴，以前是發往馬鞍山鐵礦和淮南煤礦強製勞動，後來直接全部流放到台灣。
張無忌從來不相信強製勞動搞不出工業社會，人類希望國消滅奴隸製之前就是工業社會了，沒有道理中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