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南行入幹校，情況正是這樣，講理，我不信別人有改造我的思想的權利，甚至資格；但事實是不許講理，如何做由權和力決定，我無權和力，就隻能沉默，俯首接受改造。嚴格說，接受的不是改造，是命令，即讓幹什麼幹什麼。幹什麼呢?主要是勞動。說起勞動，想再妄言幾句。用勞動辦法以求改造思想，就我的孤陋寡聞所知，是“日光之下”的新事。早的儒家，對己，說“學而時習之”，對人，說“教之”，推想仍是以讀書為主。次早的佛家，態度就更加明朗，如天台宗，修止觀，禪宗，參話頭，都要靜，一般是坐在蒲團上想，不是斯文掃地或上山采石。幹校不用古法，自創新法，我頗疑乃受啟發於某洋鬼子(惜我忘其名)，記得他曾說：“求人從速屈服，與其給他幸福，無寧給他痛苦。”長時期以來我們的堂上一呼，堂下百諾，這諾，有多少是從改造思想的成效來，有多少是從“給他痛苦”的成效來，自然隻有天知道，但想想，隻求個不完全糊裏糊塗，總是應該的吧?
顯然，這是後話，至於在當時，就隻能看臉色，聽命令，以求保持這“天命之謂性”，能活下去。命令是幹這個幹那個，即多種勞動。以下先泛論勞動。幾百人，到這略優於不毛之地的處所來，小事，要吃，要住，要活動，大事，要實現“小樓連苑”，畝產萬斤，人人腦筋變紅，住在《阿彌陀經》式的極樂世界，這樣的幻想，當然就不得不動手動腳，即所謂建設。建設就不能不勞動，還要大規模的，如斯文掃地之類就排不上號。正麵說，勞動可分為三大類，基建、農業和後勤。基建，即建築磚牆瓦頂的住房(包括豬的住房)，以及挖溝渠、修路等都是。農業，原有些葡萄園，要擴大，品種兼南北，如既種冬小麥，又種水稻。後勤更雜，吃的用的，都要運來，以及生米做成熟飯之類皆是也。種類雜，勞動就不能不多而且重，以下擇與自己有關的說說。兩種寫法。一種最理想，用舊語說是流水賬式，用新語說是錄像式，稱為最理想，是因為其成就會超過小說家描畫的《黑奴籲天錄》。但任何理想都會有不實際的一麵，這樣的流水賬，即使沒有“疏而不漏”的困難，寫成，必沒有人有耐心看。所以隻能用第二種寫法，觸及一點點在心中有較明晰影像的。
影像最明晰的是“重”勞動，有的重到幾乎非己力之所能及，不得不盡全力掙紮，結果就帶來大苦。這一大宗是參加基建，充當小工。當小工，推想原因是一，自己沒有砌牆之類的技術；二，工有高低，自己是下等人，隻能幹伺候大工的活。但小和低與活的輕重沒有必然聯係，正麵說，小工的活，如挖地基、夯地、和泥和灰、運磚瓦等，都是很重的，重就帶來苦。還有心情的不以為然，是推想，甚至確知，近觀，必不能“小樓連苑”(因質量不佳)，遠看，有南口的花果山幻想為前車，也許不很久就降了溫，都扔掉(幸或不幸而言中，至多維持三四年吧，都扔了)，不以為然要裝作以為然，也帶來一些苦。基建之外，重勞動還很多，隻說兩種。一種是初夏的收麥，記得三時起床，勞動至六時吃早飯，管飽，有一天曾計數，是未費力就吃了九兩(糧票)。再一種是乘卡車往大紅山，先采後裝運建築用的石塊。登山，找、鑿、集近於立方的石塊，不容易；有的塊頭大，五六十斤以上，搬到車上也不容易。這個采石運石的勞動，我參加的次數不少，受的苦自然也不少，現在回顧還不免於有些後怕。
有些活同樣重或稍輕，可是髒，受命去幹，還會有勞之外的苦。舉兩種為例。一種是長時間的，積肥。記得幹過不少天，是把豬圈裏混合尿的糞先淘到圈外，然後抬到另外的地方。抬要兩個人，另一個經常是吳伯簫。吳是由延安經過東北來的文人幹部，到出版社任副社長兼副總編輯，領導語文室的工作，是我的上司；已經印過文集，記得所寫《記一輛紡車》還入了語文課本。他位高，並有名，可是幹校的熔爐有優越性，優越性之一是有的地方真消滅了階級，即如他和我到積肥之場就平了等。他身體不壞，且有飛將軍身先士卒的精神，淘，抬，都搶先幹。我們還忙裏偷閑，或苦中作樂，談些有關舊事的閑話，如他比我早來北京兩三年，上師範大學，曾聽辜鴻銘的講演，就是一同淘糞時告訴我的。再說一種是卸石灰車，隻是不定時的片時的勞動，這片時還可能是入夜上床之後。不管何時，都要接到命令就出動，到車上或在車下，把車上的石灰請到地上。石灰大部分是粉末，幹而輕，一動就飛揚，其中不少就落在身上，鑽入鼻孔，總之，卸完，人就成為白雪公主。所以事過二十餘年，如果有人一定要問，多種勞動，我最怕的是哪一種，我會毫不遲疑地回答，最怕的是卸石灰車。
還有一種活，不重，卻感到很難做，是下稻田插秧。我生於北方農村，出外上學之前，曾參加多種農業勞動，因為未成年，都是輔助性的。北方沒有水田，不種稻，也就沒插過秧。不會，又因為年及耳順，笨手笨腳，所以雖用不著大力而感到很費力。還要加一怕，是聽說水裏有水蛭(俗名馬鱉)，會鑽到肉裏吸血。有經驗的人告訴我，如果發現已經鑽進去，千萬不要往外揪，那會揪斷，就糟了，要用手掌用力拍打，促使它收縮，就會出來。因為有此一怕，前行幾步就要看看腿部，插就更加跟不上年輕人。幸而我老了，也許連血都味不美了吧，插秧幾次，下水，水蛭並沒有光顧。
使人頭疼的活說了不少，還要說兩種專職性質的勞動，挑水和燒鍋爐。先說挑水，時間不短，是既要體力又要技術的活，派我，分明是意在折磨。但事實是既已為“奴”，也就隻能聽命。供廚房和鍋爐房用水，一天平均六七十擔。井的距離是百米左右，往返二百米，六七十擔就是萬米以上。井相當深，用轆轤往上絞，一桶水三四十斤，相當費力。挑是扁擔兩端各一個桶，自然就要重一倍。所以開始幹這個活，一兩天肩就腫了。這不能說，因為你叫苦，意在折磨你的人就更加得意。對付這樣的人要用莊生之學，看作或裝作無所謂。實際是不能無所謂，比如絞水之桶可能落在井裏，要撈，撈而不得就可能被判定為犯罪，接受批鬥。根據“慣了一樣”的處世奇術，低頭垂手而立受批鬥，也可以看作無所謂。最而真怕的是降雨，其地土是黏性，雨鞋會粘(ｚｈāｎ)很厚的泥，連抬腳都困難。尤其這種時候，我就看到更明顯的憐憫的目光。這使我不由得產生一種或者含有自卑成分的感慨，是：我們常說炎黃子孫、華夏文化，如果總是運動、改造，以致像這樣的憐憫目光日減，多數人見人受苦而或孟的“不動心”，或莊的“相視而笑”，我們還有資格自我陶醉，說炎黃子孫、華夏文化一類好聽的嗎?
再說燒鍋爐，供開水。派做這個活，意在什麼，不能推測而知。可以是照顧，因為不用費大力；也可以是折磨，因為要晨三時半起床。兩種可能，以照顧的可能性為大，因為派的時間是已進入一九七一年，即將放還的時候。我也樂得幹這個活，單幹，早晨忙一陣子，燒開之後，可以輕鬆大半天。何況我還有個優越的條件，是“天縱”有火頭軍的才幹，比如嚴冬到八達嶺下的三堡勞動，我就曾專職管爐火，並且是“光榮地”由屋友(同屋十幾個人)推舉的。換為三合輸，有個小困難，是身邊沒有鬧鍾，怕睡過時，至時不能供應開水，將被判定為階級鬥爭新動向，又是批鬥。幸而語雲，遠親不如近鄰，碰巧鄰床是王芝九兄，他說：“你放心睡吧，到時候我叫你，決不會誤事。”果然，總是三時半以前十幾分鍾，他就推我一下，小聲說：“老張，該起啦。”計燒了約三個月，沒有一次例外。燒水，就不再挑水，於是，如果遇見雨天，看見挑水的那位在泥路上掙紮，我就如在天上了。也就因此，住幹校近兩年，多種勞動，如果一定讓我選一種還值得懷念的，那就隻有燒鍋爐了。寫到此，得意忘形，幹脆一不做，二不休，再加說個可入《閑情賦》的。是八十年代初，上海張之先生枉駕來看我，他是刻印名家，我是有揩油的機會決不放過，就請他刻一方“爐行者”印，以期我耳食，心裏可以飄飄然，我之外的信士弟子兼耳食之徒，聞此大號而五體投地。何以故?蓋禪宗六祖俗姓盧，受五祖衣缽之後，受具足戒之前，十幾年，人稱“盧行者”也。且說這方印刻成之後，孫玄常兄看到，即為繪一“爐行者圖”，其上題詩雲：“何肉周妻非害道，砍柴燒水亦傳燈。居然悟得南宗意，莫謂吾儒便不能。”依禮，我不得不和，也就湊了一首雲：“性相猶迷憐白發，之無漸忘愧青燈。身是濠上爐行者，何與曹溪老慧能。”濠上爐行者，義為鳳陽燒鍋爐的，但就是這樣，因吹牛而得意的形跡還是依稀可見。這情況使我又悟出一種大道理，是人有生，或如西土所說，帶來原罪，或如東土所說，墮入苦海，但也帶來一種可以名為救星的力，憑這種力，到“山重水複疑無路”的時候，就還可以苦中作樂，化臭腐為神奇。
最後還應該加說一種輕的夜遊的勞動，是秋收時節看場院。模仿京劇中的打更，要兩個人，那一位是吳道存兄。他在外語室的英語組任編輯工作，長於我五六歲，安徽黟縣人。我們合得來，一同受命做這個工作，遇見風雨之夜，就可以找個豹隱之地，上天下地，談“真”心。所得有近而小的，是破孤單，破岑寂；有遠而大的，是覺得“人之初，性本善”的人之性還沒有被鬥爭教義消滅淨盡，也就還會有希望。
那當然是後話，在“虛無縹緲間”。說後而不虛無縹緲的，是我放還之後，人們對實現天堂幻想的勞動不熱心了，改為軍管帶頭，群聚終日，打撲克。再其後，時移則事異，就連安置幻想的地點也放棄了。
放棄之後的情況會是如何呢?我真想去看看曾經屬於我這爐行者的那個鍋爐房。而事有湊巧，就真由鳳陽，而且不隻一個渠道，傳來消息，是當地的上層人士，正在籌劃，接我們一些人，身份變為貴賓，到昔日的勞動地點看看。我很願意有這樣一個機會，去看看三合輸，看看黃泥鋪，那個小郵局還在嗎?那位指點我走錯廁所的大姐或大嫂想當還健在吧?也是年近耳順的人了。
少小離家老大回
我於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二日離開幹校，次日上午回到北京暫住的家，記得又過一天，為我聯係去處的兩位校友(社裏的黨員同事)就來我家，告訴我聯係的情況，像是還曾有不願收的意思。但既已收了，就要照政策辦事，從速移戶口還鄉。估計他們來，還有督促的意思，因為他們的任務是把我安置在京城外的一個地方。家鄉不願意收，我不願意去(因為要由無大困難變為有大困難)，可是這兩位還要各處奔走(曾往張家口、香河)，因為其時的局勢是隻信權，不講理，更不顧小民的苦難。我戶口在北京，要自己去把戶口移到個既無親屬又無生活條件的地方，為什麼會這樣?我嘴裏不敢說，心裏明白，是我們的一切，決定之權不是“法”，或退一步，“情理”，而是至上的靈機一動。但既已多年如此，為了平安地活下去，處世奇術也就隻剩一條，是絕對服從，並裝作心裏沒有任何其他想法。事實是有想法，比如曾設想，可以裝病，到張家口去療養，拖延，不去遷戶口，北京市不知道，不會來催，幹校越來越冷清，還有精神管這雞毛蒜皮的事嗎?但立刻就轉念，如果追問，扣一頂抗命的帽子，抗命者，反革命也，這還了得!所以三十六計，仍以遵命為上計，讓回去就回去，保命為上。事後，有人說風涼話，認為我如此順從，多受好多苦，不合算。我說，就說是不合算吧，所失究竟不多(也許還有所得，詳下)；而有些人呢，如吳祖光先生所說，某戲劇名家隻是因為過於聽話，三十年，竟是一片空白，小巫大巫，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言歸正傳，說還鄉。由遷戶口說起。北京大學的住戶屬海澱派出所管，遷戶口，要帶著戶口本以及其他糧本、副食本等，到南大街附近的派出所去辦。去之前，家裏曾開個小會，因為頭腦裏還有學習“我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的影像，怕派出所順水推舟，讓沒有職業的老伴也隨著下鄉，都知道鄉下生活苦，所以也定個對策，是能夠少下去一個就少下去一個。如果派出所堅持必須一齊遷出怎麼辦?二女兒的意見：那就暫不遷，回來，先辦離婚手續，再去遷戶口。大家同意這堅決少下鄉的策略，我帶著離婚的決心，於二十六日去派出所。接待的是個四十歲上下的民警，我說明原委，他看看戶口本，果然說：“你老伴呢?”我說是經過領導研究，決定我一個人下去。那位沒說什麼，拿起筆，該抹的抹，該填的填，隻幾分鍾，我這整整四十年的住戶就“押出國門”了。
趁熱打鐵，隔一天就往廣渠門外馬圈開往東南方向的長途汽車站買次日車票。其實距北京不過八九十公裏，高速車一小時可到，卻整整用了一天。二十九日晨六時起床，到馬圈，車壞了，修理，拖延到近午才開車。到大孟莊下車，還離家二十裏，天已熱，慢慢向東走，到家已經是下午六時。村裏人還都熟，見麵，外表都過得去，當然，心裏會說：想不到你也倒了黴，被趕回家。——其實，如果有家，在熟悉的屋子裏，吃睡，都有家裏人在眼前，也不至這樣狼狽。糟糕的是家裏人都外出，房子無人住，用為生產隊的隊部。我從家裏原來的所屬，算作第五生產隊的社員。當晚辦完入隊(入公社?)手續，就住在隊部。家裏大變樣，臨街的門和院牆，中門以及兩旁的牆，都沒有了；正院東房三間，由土改時分得的一家拆走了；北房五間尚在，靠東三間成為生產隊的辦公處，靠西兩間用作糧庫；西房三間也在，靠南一間由一家無房的石姓住，靠北一間用作糧庫，騰清後修整為住屋，給我。且說這間西房，二十年代早期建成，曾用作牲畜的居住之所，大概是三四十年代之間，改為人的臥室，我記得還住過，現在成為我的安身之地，想想，不能不有“人間如夢”的感慨。
手續辦完，樂得還沒有安身之地，理直氣壯地回北京。決定多流連一天，看看鎮上集市的情況，五一先到天津，看看親友，然後回北京。家鄉離天津近，約五十公裏，來往人多，交通比較方便，所以五一這一天，先到村西三裏張莊馬表弟(三姑母之子)家，吃過午飯，由他們村西口外上汽車，剛過中午就到了天津。住三夜，看了最近的親友，於五四乘火車回北京。又得先公後私。公還不隻一件。其一可以坐待，是那聯係去處的二位又來，問遷戶口的情況。據實陳述，我們都取得遵命的善果；至於這個果，我將來怎麼往下吞，下命令以及執行命令的人當然就不會掛心了。其二是我已經失掉北京戶口，回來，雖然同住的是相伴近三十年的老伴，終歸不能算合“法”，因為沒有允許住的證明。這是說，要報臨時戶口，而報臨時戶口，又要先有我所屬的什麼社、什麼隊的證明。枷鎖這樣多，我不由得想到《史記·商君列傳》所說：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
但“嗟乎”完了，就是有興趣，接著讀《蘇秦列傳》，讀完了，還是要去報臨時戶口，不然，雖然實際是自己的家，住，來查，也許就要“坐之”的。計自一九七一年四月我因苛政而失掉北京戶口，到一九七九年二月落實政策而戶口回北京，將近八年，為這臨時戶口，我受的折磨也是一言難盡。例如到嚴冬，室內降至零下三度，水缸結冰，我想回北京，去大隊開路條(許外出的證明)，有權開的人說不行，我就隻好不走，仍舊咬牙忍受。依情理，(如果有法)依法，我可以問為什麼不許走，可是二十多年的治術，都是上上下下的有權者，出言即是法，就是正義，不許懷疑，更不許問。怎麼辦?忍加等待，等有權者一陣心地平和，大筆一揮，蓋個印記，我再起程。到北京，有路條，報臨時戶口不難，但有期限，至多三個月吧，到時候要去續。八年，終於混過來了，現在回顧，就禁不住要問，一，如此不憚煩，究竟有什麼獲得?二，不許如此，不許如彼，這權力是哪裏來的?
也許人之最大患是決定忍、隻能忍而仍想問。知過必改，也就不再想這些，專心準備還鄉的一切瑣碎事。主要可以分作兩類。第一類是那間房，要騰清，修整到能住。這看來不難，隻是三五日之功，其實不然。原因很多，隻說其犖犖大者，是一，不管吹為偉大也好，吹為燦爛也好，反正閉門自省，要承認自私是自古而然，於今為烈，修房於己無利，當然就不想動；二，二十餘年說了算的傳統，孕育成一種反常現象，是小官反而有更多的官僚主義。其結果是我為了表示有遵命的高尚品德，幾次寫信問，或不答，答，總是還沒弄好。直到約百日之後，九月中，說大致完成，可以去看看。我帶著我的少信哲學，去了一次。看，屋內糧食移出，靠窗給盤了一鋪土炕，隻此而已。求糊窗糊頂棚，說可以；但有室無門(原有門，哪裏去了?都知道，我不知道，也不便問)，有炕無席，言明須我自備。他們的原則是不花一文錢，收幹校安家費幾百元，算作意外獲得。我既不要求，又不追問，因為二十幾年的經驗，深知要活得平安，就必須不想講理的理。房總算有了，再說準備的第二類，生活用具，如果把身上穿的、眼睛看的(書)也算在內，瑣瑣碎碎，數量也不會少。單說與吃與用有關的，絕大部分可以由家裏拿，少數，如書桌、水桶之類，就要買。買，也有個原則，是隻求能用，越省錢越好。時間長，到十月，連煤球都買了，總算萬事俱備，隻待找車。再說這等待回鄉的幾個月，還忙裏偷閑，遠，到張家口和宣化，近，到西山溫泉，或住幾天，或隻是看看，人，天命所定，隻要還有一口氣，就進取，可笑嗎?能笑就笑一兩聲也好。
但笑完了，就還要說真格的，辦真格的，即找車，下鄉。其時，比不了改革開放的現在，什麼都不方便，找車自然也不例外，奔跑，托熟人，好容易才找到一輛，名為北京130。定十月十四日起行，頭一天忙到半夜，把應帶的裝好捆好。十四日晨車來，送的人不少。開車，四女兒跟著去，有名實二用：實是幫助安頓，以期困難可以少一些；名是暗示鄉裏，還有人管，並未到日暮途窮的地步。車沿京津公路東南行，不知為何，到大孟莊未轉東，仍南行，到楊村轉北，到村裏恰好是中午。村裏不少人來，情麵是幫助卸車，心裏大概是看熱鬧吧，少數，如小學同學石卓卿，推想會有憐憫之心，可是也隻能“相視而笑”。幸而人有了生，就具有一種神妙的本領，是對於已然的，能夠安之。我之被趕出都門，到鄉村過自炊自食的生活，到用具等抬進屋，成為已然，我不得不安之，鄉鄰也就隨著安之。第二天，四女兒走了，我開始走上人生的另一條路，而斷斷續續，這樣的生活竟延續了五年。是一九七六年七月唐山大地震，我故鄉剩的八間房都倒了，這種自炊自食的生活隨著也倒了。但影像並沒有絕滅，而最清晰的是初到的時候。怎見得?有詩為證。詩曰：
青衿遊北序(指北京大學)，白首轉西廂。
稚幼爭窺戶，糟糠欲下堂(謂妻未同來)。
榻前多鼠婦(家鄉名潮蟲子，寫實也)，天外一牛郎。
默數晨雞唱，方知夏夜長。
詩寫成，有人看到，欣賞“榻前多鼠婦，天外一牛郎”一聯，說不虛下鄉一行。我喟然歎曰：“以長時間難忍的困苦換十個字的對偶，代價也太大了！”
先我而去
題目的意義甚明，是有的人比我先離開這個世界。顯然，這“有的人”就要加些限製，不然，無限的我知之而不掛心的人就會闖進來。這限製就是“掛心”兩個字，如果有興趣作箋注，可以加細說，是很希望能夠並肩走到生命的盡頭，可是他先走了，我老了，記不清舊事卻又難忘舊事，而每一想到就感到淒涼。此亦殘年之重要心境也，依本書的體例，應該說說。人幾乎都是前麵提到過的，這裏雖然是用老眼看，也難得避重複。補救之道是偏重說懷念，點到為止。人湊了十二位，整整一打，下筆，以辭世時間的先後為序。末尾加說一位，情況與那十二位不一樣，不是為己，是為人，人者，為數不少，茶餘酒後，喜歡聽聽別人的異性間的牽扯，以遣自己的有涯之生者也。以下入正文。
一、梁政平，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作古。相識的因緣，交往，前麵都已表過。這裏隻說，我一生，可以稱為“知己”的朋友不算少，可是心情上視之為家庭的一員，卻隻有他一個。他過早地走了，四十多年來，我在人海中顛簸，多有苦，間或有樂，願意有個人分擔，總是最先想到他。近兩年來，我們老夫婦離開女兒獨立度日，風晨雨夕，感到冷寞，看看四壁，就禁不住想，如果他健在，他就會坐在不遠的椅子上，那該多好。
二、李九魁，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或九日作古。關於他，我不隻在前麵寫過，而且列為專題，用他的別號，曰“李也魯”。他走了近三十年，我總是懷念他，是因為一，他為人厚，有時甚至近於迂；二，對我厚，夠得上患難與共；三，文化大革命他被趕回老家，精神受折磨，仍不忘故舊，以致死於車站的候車室，想到就不能不心酸。而又常常想到，單說一九九五年十月下旬在趙州橋畔的一次，是東南望，知道不遠就是他的家鄉寧晉，記得曾約我到那裏看看，現在是人琴俱亡，近在咫尺也沒有去看看的勇氣了。
三、劉旌勇，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作古。同於李九魁，我也是寫過他，而且列為專題，曰“劉佛諦”，兩次，一次入《負暄瑣話》，又一次，在這本書的前麵。一再寫他，原因之小者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趕回老家的威脅，服毒自殺，死得慘。原因之大者是通縣師範學校畢業之後我們多有聚會，合得來。關於聚會，記得最清晰的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我住在鼓樓以西，他住在鼓樓以東，一街之隔，周末的晚飯，座上一定有他。他記憶力好，健談，樂觀，題材為嚴肅事也不忘幽默。我和他都隻能喝一點點酒，一杯下肚，麵上泛紅，談開天舊事或紅色新事，相視一笑，就頗有同苦同樂的溫暖感。現在呢，我聽醫學家的高論，晚飯時飲白酒半杯或黃酒三杯，如果是周末，看看對麵，就不由得想到他。我還有酒喝，所失卻太多了。
四、曹家琪，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作古。他死於文化大革命時期，受迫害是間接的，因為父被批鬥致死，母被趕回老家，身心交瘁，才患腎炎，終於不治的。他為人直而厚，有才，且通世態，與我深相知，所以我雖然長於他十幾歲，卻得他的幫助很多。可是也是早走了，我有時像是走到十字路口，為道多歧而舉棋不定，就更容易想到他。不能向他請教了，還能說什麼呢?不得已，請《莊子》代說幾句：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徐無鬼》)
五、王勤，一九七七年四月(日不明)作古。我出身寒微，相知的人中也以窮苦的人為多，而如果聚既相知又窮苦的人於一堂，學時風之什麼賽，得冠軍的一定是他。他一生住在一個偏僻的小村，食不能飽，衣不能暖，也就一輩子沒混上個女的。獨自住一間隔為兩間的土房，入夜，一燈如豆，他會想些什麼呢?據他說，是我十幾歲的時候在他們村頭的地裏幹農活，他才十歲八歲吧，常來找我玩。其後就勞燕分飛，但他沒有忘。一晃到了七十年代初，即過了半個世紀，我未衣錦而還鄉，又見了麵。他身大變(虛損多病)而心未變，仍把我看作田壟間的兄長。他憐憫我的情況，渴想伸出救援之手，有時送來一些他種的菜，量不多，可是我知道，這是他僅有的一點財富，應該拿到市上換錢的。我在家鄉斷斷續續住了一年多，見麵的次數不少，當然想周濟他，可是沒有力量。又是一晃，十幾年過去，我的經濟情況有變化而需要反而減少，有力量周濟他了，他卻不能等，走了。常常想到他，死者不能複生，有時頗希望改為住在《聊齋誌異》式的世界裏，那就可以多燒些紙錢，讓他到陰間的什麼酒家，去吃一頓飽飯吧。更傷心的是我已經不信有這樣一個世界。
六、王樹棠，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作古。仍由不衣錦而還鄉說起。新風，住處以都市為上，農村為下，因而由都市移住農村，一般認為，或是倒黴，如插隊之類，或是犯了錯誤，如戴了什麼帽子之類，吾老矣，不再有資格插隊，而且是回老家，腦子裏裝有鬥爭邏輯的人自然就推出，一定是犯了什麼錯誤。然後是根據新風的處世奇術，要劃清界限。我稱之為王老哥的他就不然，街頭邂逅，一眼認出，就拉到他家裏，道幼年在藥王廟小學同坐一書桌的舊事，並不用言語而明確表示，要把照顧我的複雜擔子擔起來。其後，至少是心情上，在家鄉，我就不再是孤苦無依。幸或不幸，我未能在家鄉長住下去，自一九七六年起，我不再回去，一九七九年年初回去移回戶口，見了最後一麵，其後未滿兩年，他就往生西方淨土了。他往生之前，每逢節日，我都寄給他一些錢，以表示我沒有忘記他那個簡陋小屋，隻是力不足，量不能大。現在呢，有力量多寄些，可惜他已經不能見到，世間事多是這樣，念及不禁慨然。
七、裴慶昌，一九八四年一月二日作古。他字世五，長我兩年零一個月，我習慣稱為世五大哥或裴大哥。我們關係近而且深，有舊習俗的來由，是在小學，曾由劉階明老師主盟，還有邵殿起，三個人結為金蘭之契。還有實況的來由，是除了小學畢業後，有些年未見之外，自三十年代初在北京重聚起，直到他作古，我送他到八寶山止，我們幾乎沒離開過。記得前麵說過，感情深，死生契闊，最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我已經鶴發蒼顏，不斷執筆寫些不三不四的文章，他還是把我看作少不更事的小弟弟，日子多了不見就不放心。見，大多是在他的住處，晚飯時候，麵對，手持酒杯，聽他憶舊論新，真像是走入“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境界。可是他走了，聽說他住多年的洪洞會館的房子，因馬路加寬也拆了，有時想到昔日，晚飯桌旁麵對，飲白酒、吃小米麵窩頭的情況，就不禁有時乎時乎不再來的悲痛。
八、李耀宗，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日作古。我們是大學同班同學，自一九三一年起，不隻一次，或同住，或同工作，可以說，半個世紀以上，都是互相扶助過來的。他性格偏於柔弱，也就重感情，有時受些挫折，甚至受些氣，不會直言直語，就麵對牆角落淚。對我的苦樂，也是很關心而不表現於語言。八十年代初，他幫我編注了三本《文言文選讀》，本來還可以共同幹點什麼，不幸他得了腦疝之症，突然下世。記得分最後一次稿酬，他已經走了，我送到他家，與他的夫人陳淑貞晤對，說到他的為人，一生克己忍讓，也受了不少窩囊苦，都落了幾滴淚。
九、齊璞，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作古。如裴世五大哥，我們也是因同鄉而相識。他長於我一歲或兩歲，可是在小學不同學。印象是最初相見，他已經是藥王廟小學的教師。其後他入了警務學校，畢業後先在鐵路的魏善莊站工作，然後到天津，仍在警界，解放後受了些處分，改為到中學教語文課。由他教小學時期算起，半個世紀以上，我們雖不住在一地，來往卻很多。他性格嚴謹，好文，重交誼，尊重我，視我為第一知己。晚歲，他健康不佳，心境也不好，就更希望同我會麵，多談談。可是我忙，隻能秋天去天津一次，中秋(他這一天生日)的中午在他家共酒飯。已成慣例，這一天上午，我們夫婦由小花園步行一段路，向右拐入唐山道，必遠遠看見他拄杖站在門口，向街口瞭望。午後辭別時也一樣，到街口我們向左拐，他還是站在門口看著。他走了，想到他瞑目前的心境，我未能在他跟前，無論為他想還是為我想，都是無法補償的遺憾。
十、楊功勳，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作古。懷念的這些人裏，隻有他，是我在堂上講、他在堂下聽認識的。那是一九三六年暑後，我在進德中學為人代課，至多一個月吧，建立了師生關係。其時我自然不記得他，後來仍是不記得，以何因緣就有了來往。他是山西洪洞縣人，具有山西人的地域特性，細致穩重，保守少變，因而敬我為師長，數十年如一日。其實我長於他至多隻是十歲，既然他執弟子禮甚恭，我也就隻能待之如半友。他也讀書，但文的方麵先天後天都不高，所以如其先君，走了貨殖的路。知道我窮苦，有好的入口腹之物，如山西醋、陳年酒之類，必盡先給我。近些年來，我們老夫婦倚老賣老，每到老伴的誕辰(我的算作附庸，合並到一天)，家裏就聚餐一次，至時他們夫婦必登門，提著壽桃之類，舉杯前行禮如儀，祝壽。自他走後，至時家裏人仍聚餐，就不再有行禮如儀之事了。他在世時，常同我談及洪洞縣的舊事，大槐樹和蘇三監獄之類，不久前我去看，在洪洞賓館舉杯時想到他，不由得悲從中來，心裏說，真想不到，他卻先走了，不能陪我在他熟悉的地方轉轉，如果他有知，也會落淚吧。
十一、劉慎之，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二日作古。他辭世後，我曾以“劉慎之”為題，寫了他(收入《負暄三話》)。我懷念他，主要是因為一，性格溫厚，像他這樣的，世間希有；二，視我為《後漢書·範式傳》中說的“死友”，我們心中都懷有深深的知遇之情。他受家教，通國學，不像我，謅打油詩，說“何如新擇術，巷口賣西瓜”，卻未能改行，他是真改了行，解放後成為花木工人。可惜是天不假以健康，內髒多病，而且逐漸加重，入八十年代，就隻能閉門坐鬥室或臥鬥室，服藥，希望下降不過速了。記得是八十年代末，他住在前門外華仁路他的長女家養病，我們夫婦曾去看他一次。不久他遷回他的住處，新街口外文慧北園，我還常常想到他，隻是因為忙，又無代步，就未能去看他。直到他作古之後，問他家裏人病危時的情況，才知道常說，就是想我。他仍視我為“死友”，我卻未能，至少是素車白馬，送他走，幾年來每一想到，就為愧對這樣一位“死友”而痛心。
十二、韓文佑，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作古。他長於我一年有半，就年歲說是貨真價實的兄長，可是換為看品德和學識，我應該稱他為師長。我們是在天津南開中學結識的，多有來往是一九三六年夏回到北京以後。共書，共酒，共苦樂，共是非，至少是心情上，成為同生共死的朋友。五十年代前期，他調往天津師範學院(後改為河北大學)任教，來往不能如以前那樣多了，可是韓伯母仍舊住在北京，他有時要來探親，我天津親友多，有時要到那裏去，來來往往，就仍舊可以聚會，飲白酒，為半日之談。文化大革命時期，韓伯母病逝，我們二人恭送往東郊平房火葬場火化，他回天津就以莫須有的特務嫌疑被趕入牛棚。大革命之後，如許多牛棚中人，又經一次解放，名譽恢複，可是健康卻一去而不複返，也就不再到北京來。幸而我還能擠公交車，至少每年的中秋要到天津住幾天，也就一定要去看他，比如中午到，總要次日走，為的是能夠挑燈夜話。這樣的聚會，最後一次是一九八八年十月，也是住一夜，挑燈夜話。其時他的身體已經很不行，秋風送爽之後就不敢下樓，因為一著涼就感冒，一感冒就要輸氧。他住在南開區的西湖村，記得是住一夜的次日上午，我們夫婦辭出，往南，行由徑，入天津大學去看倪表弟。他們夫婦送到天津大學界，我們走出很遠，回頭看，他們還是在那裏站著。沒想到這就是最後一麵。此後我們就沒有再到天津去，因為他走了，就不再有勇氣在南開一帶徘徊。如何悼念他呢?寫，想到他的品德和學識，我們的情誼，感到太難，所以直到一年之後才完篇。寫完，念念，覺得很不夠，力止於此，也就勉強收入《負暄三話》，希望對我還能起些鞭策作用，即處順境的時候不敢忘其所以是也。
最後寫加說的一位，楊沫，她小於我將近五年，於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日作古，反而比我先走了，也可以說是意外吧。過了二十天，即同年同月的二十二日下午，在八寶山舉行遺體告別儀式，我未參加。相識的，不相識的，不少人，有閑心在這類事情上尋根索隱，希望我說說不參加的理由。我本打算沉默到底的，繼而想，寫回想錄之類，應該以真麵目見人，又，就說是小人物(指我自己)吧，關於史跡，能多真總是好的，所以決定到最後破一次例，說說。而人事，也如河道之有源有流，欲明其究竟，就不能不從源頭說起。時間長，為避免繁瑣，盡量簡化。
站在最前的是合和分。合是常，分是變，好事者更想聽的大概是變。可是變會帶來傷痕，觸及難免不舒適，又關於致傷的來由，前麵“婚事”一題裏已大致表過，所以這裏從略。
其後是抗戰時期，我們天各一方，斷了音問。解放以後，她回到北京，我們見過幾麵。五十年代，她寫了長篇小說《青春之歌》，主觀，她怎麼想的，我不知道，客觀，看(書及電影)的人都以為其中醜化的餘某是指我。我未在意，因為一，我一生總是認為自己缺點很多，受些咒罵正是應該；二，她當麵向我解釋，小說是小說，不該當作曆史看。聽到她的解釋，我沒說什麼，隻是心裏想，如果我寫小說，我不會這樣做。
文化大革命中外調風正盛的時候，是北京市文聯吧，來人調查她。依通例，是希望我說壞話，四堂會審，威嚇，辱罵，讓我照他們要求的說。其實這一套惡作劇我看慣了，心裏報之以冷笑，嘴裏仍是合情合理。最後黔驢技窮，讓我寫材料，我仍是說，她直爽，熱情，有濟世救民的理想，並且有求其實現的魄力。這材料，後來她看見了，曾給我來信，說想不到我還說她的好話，對於我的公正表示欽佩。可見她是以為我會懷恨在心的，我笑了笑，心裏說，原來我們並不相知。
但對人，尤其曾經朝夕與共的，有恩怨，應該多記恩，少記怨。直到九十年代初，有關我們之間的事，我都是這樣對待的。所以八十年代前期，我寫憶舊的小文，其中《沙灘的住》(收入《負暄瑣話》)末尾曾引《世說新語》“木猶如此，人何以堪”的話，以表示懷念。
七十年代末，我們的惟一的女兒與我有了來往，連帶的我們的交往也就增多。都是她主動，因為她是名人，扯著名人，尤其女名人的褲角，以求自己的聲名能夠升級，我是羞於做的。她像是也沒忘舊，比如送我照片，新拍的幾張之中，夾一張我們未分時期的，並且說明，因為隻有一張，是翻拍的。
是八十年代後期，有個我原來並不認識的人寫了一篇談她早年感情生活的文章，觸及上麵提到的傷痕，她懷疑是我主使，一再著文聲辯，主旨是我負心，可憎，她才離開我。這些文本，都是關心我的人送來，我看了。我沉默，因為一，對於鬥爭我一向缺少興趣；二，我不願意為閑情難忍的人供應談資；三，她仍然以為我心中有恨，所以尋找機會報複，這是把她自己看作我的對立麵，移到我的眼裏，她是失之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但就是這樣，我還是淡然視之。她像是也沒把這類揚己的文章深印於心。比如九十年代初，我的一本拙作《禪外說禪》出版，她還讓女兒來要。記得我給她一本，扉頁上還題了“共參之”一類的話。
其後過了有兩年吧，又有好心人送來她的新著，曰《青藍園》。是回想錄性質，其中寫了她的先後三個愛人。我大致看了看，感到很意外，是怎麼也想不到，寫前兩個(第三個不知為不知)仍然用小說筆法。為了浮名竟至於這樣，使我不能不想到品德問題。有人勸我也寫幾句，我仍然不改沉默的舊家風，說既無精力又無興趣。可是心裏有些淒苦，是感到有所失，失了什麼?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我也有所變，是有一次，寫《惟聞鍾磬音》，真成為“隨筆”，竟溜出這樣幾句：“如有人以我的麵皮為原料，製成香粉，往臉上搽，並招搖過市，我也決不尾隨其後，說那白和香都是加過工的，本色並不如是。”
至此，具慧目的讀者必已看出，她走了，我不會去恭送。但這裏還想加細說說。是遺體告別儀式的頭一天晚上，吳祖光先生來電話，問我參加不參加，我說不參加，因為沒接到通知。其實內情不如此簡單，且聽後話。是儀式之後，我接到女兒的信，主旨是生時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諒解了吧。我複信說，人在時，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會說什麼。但是對女兒更應該以誠相見，所以信裏也說了“思想感情都距離太遠”的話。所謂思想距離遠，主要是指她走信的路，我走疑的路，道不同，就隻能不相為謀了。至於感情——不說也罷。回到本題，說告別，我的想法，參加有兩種來由，或情牽，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對於她，兩者都沒有，而又想仍是以誠相見，所以這“一死一生”的最後一麵，我還是放棄了。
自我提前論定
經驗世界，事皆有首尾。人的一生也是這樣，錦衣玉食，或居陋巷，食不飽，也都要有個結尾。可能為人所獨有，到結尾，回頭看看，還不免想到是非功過，曰論定。有多少人曾想到自己的是非功過呢?因為很少人如昔之張宗子，寫《自為墓誌銘》，今之啟功先生，寫《自撰墓誌銘》，也就難於知道。語雲，蓋棺論定，這論定都是己身以外的人寫的，因為，即使如昔人所信，靈魂不滅，蓋棺之後，也要忙著往陰曹地府，聽閻王老爺去論，去定，自己就無能為力了。出於別人的論定，有優點，是旁觀者清；但也會有不足之處，是所知終歸不能如己身之多，還可能守“君子成人之美”的古訓，隱惡而揚善。這樣說，是自己論定也有優點，所以想利用還能拿筆的方便，捷足先登，試試。
舊和新都有遺傳之說，所遺所傳主要是天命之“性”。就理說，比如所得於父者為二分之一，母也是二分之一，到祖父母、外祖父母成為各四分之一，上推，漸減，但無論減到如何少，終於不能成為零，所謂“萬世不絕”是也。不過轉為實際，也可以隻追到父母。我的父母都是舊時代的農村人，就性格說，我論定，父是“直”，母是“謹”，我的一生碌碌，也許與這樣的授受有關吧?不能確知，隻好推開，說確知的。
如買西瓜，先挑個大個兒的，曰立身處世。關於立身處世，聖賢加理想，是要辨義利，爭上遊，萬不得已，寧可舍生而取義。我是弱者，沒有這樣的魄力，所以應進的時候，不敢走陳勝、吳廣揭竿的路，應退的時候，未能走伯夷、叔齊采薇的路。這樣進退兩失據，所求為何?也隻是保命，看著妻也能活，兒女能生長而已。有人說，此乃千千萬萬人之所同然，似可不必內疚，但生而為人，總當取法乎上，每念及此，就不能不感到慚愧。
其次是治學，我幸或不幸，碰到上學的機會，而小學，而中學，而大學，大學畢業以後，而教書，而編書，又來於興趣，而買書，而看書，而寫書，可說是一生沒離開書。可是說到所得則非常可憐，是沒有一門可以夠得上“通”，更不要說“精”了。我想，這是因為生來不是讀書種子，以致麵雖多對書而心“浮”，浮則難免遊離，於是而“雜”，而就如老伴所評：“樣樣通，樣樣稀鬆。”稀鬆帶來多種惡果，隻說個最難堪的，是有時被人推上講台，麵對誠心誠意的若幹人，應該拿出點像樣的，可是肚子裏沒有，就不能不悔恨昔年的“無所歸心”了。
再說一種是，縱使略有所知，也常是知之而未能行。這種情況，分說細小的，難，也不必要，想說個總而大的，是多年來深信老子的“為道日損”，至少對於我，乃“朝聞道”之道，可是碰到實際，就總是如西方一句諺語所說：“也知道清水好，卻還是經常在濁水裏走。”知而不能行，有時心裏是苦的，還有時化為希冀，如《蒲團禮讚》《惟聞鍾磬音》之類的小文，表現的就是這種心情。希望能夠坐蒲團，聽鍾磬音，正好說明我未能“為道日損”，有什麼辦法?隻能說是定命吧。
定命，無可奈何。然而荀子有人定勝天的想法，希聖希賢，也未嚐不可以到簷頭牆角找找，看看有沒有“享之千金”的敝帚，可以拿出來讓自己安慰，路人注目的。試試，居然也看到一些，不避自吹自擂之嫌，也說說。
仍是先說個分量最重的，是對人，或說人對人，我以為應該如何。這如何是重視平安幸福，而平安幸福，包括自己的，同樣包括別人的。作為一種處世的準則，或說信仰，限於我自己，也是由來遠矣。兒時，不少長輩的身教言教是。“誌於學”以後讀書，接觸儒家，念“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仁者愛人”，覺得很對。其後接觸佛家，見有“眾生無邊誓願度”的話，縱使知道範圍擴大，很難做到，但其心可敬，仍覺得很對。又其後，接觸一些西方的，其中有個英國的邊沁，講道德，講政治，追尋“善”的本質，說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是用科學格調的話述說東土的“仁”和“慈悲”，我還是覺得很對。不同學派說的話不同，意思則是“一以貫之”，用世俗的話說，不過是，小則人與人交往，大則求治平，都應該“對人厚”而已。我信服此理也是一以貫之，行呢，人微言輕，常苦於力有未逮，而心向往之則終身不變。表現於言和文也是這樣，讚成與反對，決定於所行是與人以幸福還是與人以痛苦。
其次是前麵說的“雜”，由另一個角度看，也帶來善果，是“自己覺得”，對於事物的實虛、真假、對錯、是非、好壞之類，有大致可用的判斷能力。這方麵，說句吹牛的話，也是一以貫之，所以就能夠不隨風倒。這一而貫，有來源，是價值信仰(如王道比霸道好)加思維方法(如特稱肯定判斷對，全稱肯定判斷必錯)，而選取的力量則來自康德說的“理性”。能選取，力量至大，地位至上，以致我自己也隻能絕對服從。服從之後會不會有什麼得失?曰有，而且不少，隻說一時想到的。論定是辭賦的“亂曰”，應該多來點好聽的。那就先隻說一種，是容易不合時宜。得呢，想用形象化寫法，湊三種。一是成立紅衛兵之隊，為某種“偉大”目的而去抄家，去殺人，我不會參加。二，有時動口成言，動手成文，求言之成理，縱使隻能是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也決不會出現，如說“定此處為曹雪芹故居，可見曹雪芹必住過”那樣的荒唐。三，我一向讚賞戈培爾有關宣傳的定理，假話多說幾遍就成為真的，可是我卻未能奉陪，而是千遍萬遍之後仍是不信。
再其次，沿著假話往下說，是我回顧，不隻說過假話，而且次數不少。各種形式的，由小組討論談體會到大會或長街喊萬歲，都是。予豈好說假話哉，予不得已也。至於近年來的寫不三不四之文，非不得已，就一貫以真麵目對人，不說假話。或說得更準確，是所想未必說(或無興趣，或無膽量)，而所說就必是己之所想、所信。
最後由寫的“所”還可以說說“能”，即表達能力，也是自己覺得，有所想、所信，還能夠說明白，使讀者不費力。說，寫，能明白，有什麼可吹的?恕我不客氣，是有不少人，拿起筆就想不同凡響，以致成文就不容易悟入，孤家寡人的與之相比，上下不敢說，總可以算作接近群眾吧。
至此，譬如對鏡，前前後後都看了，所見呢，就是意欲擺在案頭的，也平常得很。無實，也就無名，啟功先生自己論定，起於“中學生，副教授”，止於“身與名，一齊臭”，我是“大學生，未教授”，且無名，那就想都臭而不可得了。也沒有什麼悔恨的。豈止不悔恨，還想往對麵再走幾步，是關於自己的身價，已經由自己提前論定，如果有仁人君子，受吃糖瓜後的灶王老爺的傳染，於本人駕臨八寶山之前或之後，送來超出實況的浮名，我必謝而不受。此意，以前寫《自祭文之類》(收入《負暄續話》)一篇小文，在結尾部分曾經談及，因為說得較細致，較懇切，拉來助威：
還有其三，量可能最大，是仙逝突如其來，想拿筆已經來不及。來不及，悼詞之類就隻好任憑有成竹在胸的人寫。其結果，本來自己是想說“多不是”(漢高祖語)的，悼詞中卻變為全身優點；本來自己是想說一生懶散的，悼詞中卻變為一貫積極。好聽是好聽了，遺憾的是，人生隻此一次，最終不能以真麵目對人，總當是無法彌補的缺陷吧?為了避免這樣的憾事，還有個或應算作下策的補救之道，是彌留之際，寫或說遺囑(如果有此一舉)，於分香賣履諸事之後，再加一條，是：走時倉卒，來不及自己論定，但一生得失，尚有自知之明，敢請有成人之美的善意的諸君不必費神代筆；如固辭不得，仍越俎代庖，依時風而好話多說，本人決不承認雲雲。
現在是自己提前論定了，就不再有“來不及自己論定”之事，可以放心了吧?也不盡然，因為世風之力過大，“草上之風”不偃是難能的。如何補救呢?隻能懇求看過此篇的讀者多信我說的，少聽別人的溢美之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