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我們的生活由交織的兩種因素支配著。一種是窮困，因為我還在上學，就隻好仍是她到外麵去工作。另一種是希望長相聚，因而隻要可能，就在外灘一帶租一兩間民房，用小煤火爐做飯，過窮苦日子。這樣的日子，有接近理想的一麵，是都努力讀書，單說她，是讀了不少新文學作品，並想寫作。又為了表示心清誌大，把有世俗氣的學名“成業”扔掉，先改為“君茉”，嫌有脂粉氣，又改為“君默”，以期寧靜以致遠。也有遠離理想的一麵，是我們的性格都偏於躁，因而有時為一點點瑣事而爭吵，鬧得都不愉快。就這樣挨到一九三五年暑後，我畢業後到天津南開中學去混飯吃，她先是在北京，後又到香河去教小學。何以我有了收入，她又出去工作?師丹善忘，是怎麼也想不起來了。是一九三六年早春，她在香河，我在天津，收到也在香河教小學的劉君一封信，說楊與在那裏暫住的馬君來往過於親密，如果我還想保全這個小家庭，最好是把楊接到天津去。其時我的心中情多理少，就聽了劉君的勸告，先是寫信，然後親自去，記得到京津公路的安平站，把她接到天津。在南開中學附近租了兩間西房，又過起共朝夕的日子。但我們都覺得已經有了隔閡。心都不安，而情況不一樣。我體會，她先是在新舊間徘徊，很苦，繼而新的重量增加，更苦。我當然也不好過。但都不談這件事，表麵還平靜。學期終了，我解聘，一同回到北京，投奔她哥哥在西城的住處。不記得是因為有預感還是另有所圖，我在母校新四齋借得一個床位。可能不很久，我反複衡量當時的情況，頭腦中忽然理智占了上風，確認為了使無盡的苦有盡，應該分手，另謀生路。記得是一天下午，在她哥哥住處的西屋，我向她說了此意。她麵容木然，沒說什麼。我辭出，到北大新四齋去住，我們就這樣分離了。其後很多天，我的心很亂，因為感情常常闖進來，與理智對抗。有時像是感情力量更大，就真想去找她，幸而膽量沒有隨著增大，才欲行又止。這樣延續到九月，有了遠走的機會，理智終於當了家，為人，也為己，領悟藕斷，必須絲也斷，就毅然舍掉北京，到保定去了。
重述這些，我會不會有怨氣?在當時，也許有一些，及至時光流過很多，心情歸於平靜，理智高居主位，想法就不再是那樣。是什麼樣?借用西方某哲學家的話，是凡是已然的都是應然的。視為應然，有理由。其一，人之常情，以男本位為例，縱使所得是西施，新機緣送來另一西施，也會“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何況其二，也是人之常情，男女之間，唱“驚豔”的時候，入目的缺點也是優點，及至擠入一室，一天麵對兩個十二小時，日久天長，眼就會少見優點而多見缺點，也就會感到，相伴之人並不像見信不見人時那樣好。其三，參照我前麵所說婚姻可分等級的看法，恕我直言，我們是屬於不可忍一類，因為除道德修養一個方麵以外，考慮其他三個方麵，都是宜於分的。應然則不怨，還有更重要的理由，是其四，如果不能走萬物皆備於我的路，就要有婚事，婚事也有花期，是誠而熱的互戀之時，最值得珍重，我現在回顧一生，也有這樣的花期，僅僅一次，就是我們由相識到共朝夕的前兩年，僅僅這兩年，是難得忘卻的。推想她也沒有忘卻，是解放戰爭勝利之後，她回到北京，我們又見了麵。
她參加革命，沒有扔掉文學，建國前寫了《葦塘紀事》，署名楊沫。五十年代她出版了《青春之歌》，因而出了名。不少知道我的讀者認為其中有些事是影射我；我的室中人則更進一步，說是意在醜化我，心裏很不舒服。我卻沒有在意，因為一，影射是高位人的常有想法，我無位，就不該這樣想。二，可能也見於小說教程，是為了強調某種教義，是可以改造甚至編造大小情節的。更重要的是三，要明確認識，這是小說，依我國編目的傳統，入子部，與入史部的著作是不同的。一晃大革命過去，迎來八十年代，據好心人相告，她追述昔年常提到我(這回不是小說)，言及分手之事，總是明說或暗示，我負心，兼落後，所以她由幽穀遷於喬木，相告完，並想知道我有什麼想法。我說，認定為負心，是人各有見，認定為落後，是人各有道，至於由幽穀遷於喬木，我祝願她能夠這樣，但據我所聞，也未能天衣無縫。但她有名，為了名，舉事以證明遷得好，也是應該的，至少是可諒解的。有的好事者好得出了圈，一定問我為什麼總是沉默。我說，理由不少。其一，這類過去的事，在心裏轉轉無妨，翻來覆去說就沒有意思。其二，我沒有興趣，也不願意為愛聽張家長、李家短的閑人供應茶餘酒後的談資。其三最重要，是人生大不易，不如意事常十八九，老了，餘年無幾，幸而尚有一點點憶昔時的力量，還是以想想那十一二為是。也就是本諸這樣的信念，我昔年寫《沙灘的住》(收入《負暄瑣話》)，末尾述走過大豐公寓時的心情，是：“屋內是看不見了!門外的大槐樹依然繁茂，不知為什麼，見到它就不由得暗誦《世說新語》中桓大司馬(溫)的話：‘木猶如此，人何以堪!’”這人是可懷念的人，雖然今雨不來，舊雨是曾經來的，這就好。寫到此，估計還會有好事者問：“你不總是沉默嗎，何以這回拉開話匣子，說了這麼多?”答曰，這是寫存於頭腦中的舊事的碎影，頭腦中有，秘而不宣是不應該的。那麼，舊事，遠年，就一定能夠如實嗎?曰，可保證者隻是秉良知畫影圖形，即主觀上不以半麵妝見人，如是而已。
至此，要退回去，說一九三六年暑後，為了該結束的能結束，我到保定以後的事。前麵說過，我為之代進德中學課的李列五，為打官司住在保定，我來保定當然要去看他。他住在西街路南明遠客棧，打官司並不常開庭，我呢，初來乍到，熟人很少，因而交往就多起來。閑談，共酒飯，次數多了，相互了解就加深。於是有那麼一天，他張了口，說他有個甥女，比我小一些，聰明漂亮，尚待字閨中，想給我介紹，問我有意無意。我存有鄉村的舊印象，未加思考就以為此路必不通，笑了笑，沒說什麼。想不到李君如我的二姑母，有說媒之癮，是十月十日(其時的國慶)之前，他舊事重提，說恰好國慶假日與星期日緊鄰，可以休息兩天，他決定回容城，到家裏看看，希望我一同去，與他的甥女認識認識。對於相看鄉村姑娘，我有一搭無一搭，但想到連續兩天，一個人悶守宿舍，就不如出去，到個生地方看看，所以就答應同往。李君的願望初步實現，當然要加一把勁，於是進一步介紹女方的情況。是他有個堂姐，嫁白洋澱大北流村(在澱的西北部堤外，南距新安鎮十裏)李家，隻生此一女，丈夫就病故了。李家是世家，有功名，開燒鍋。女名李芝鑾，因為是獨生女，養得嬌，願意找個讀書人，托終身，所以年過二十還未出嫁。女的祖父是個秀才，祖母是新安世家曹家的小姐。女的未出外上學，家裏有家塾，讀書也不少。當然精於刺繡，還能唱京劇。因為隻母女二人，就常常隨著母親住在外祖家。昨家裏來人，他問過，正好在外祖家住。聽了介紹，我的設想的印象變一些，心裏想，耳聞不如眼見，看看再說吧。且說就到了十月十日，李君和我，還有李君的五叔父，三個人，早晨由保定上火車，北行不遠到固城站下車，改乘騾車，東行十八裏就到了他們家北張村(東距容城縣城八裏)。時已近午，飯後在街門內的櫃房休息。李君則由到家就更加忙碌，因為他的地位是導演。演員中，我知道演什麼，女方不知道(怕我不同意，女方難堪)，他的夫人也蒙在鼓裏。他讓他夫人飯後去接女方，就說有點急活，求她來幫著做，加說一句：“一定要接來!”下午，女方來了，由櫃房前過，我遠遠看到，穿一身淺粉色衣服，很窈窕，原來也是剪發、大腳。其後，我們在李君的住屋裏見了麵，雖然還有李君夫婦在場，她也是坐立不安，很少說話，說就粉麵含羞。短時間我的印象，她體貌清秀而性格溫婉，是地道的舊時的大家閨秀。這一場演完，很明顯，接著就該我表態，如何決定呢?後來想，其時還是佛家視同蛇蠍的情欲占了上風，我略考慮之後就點了頭。所考慮是這些。其一，我是常人，麵壁，參禪，口頭說說，心裏想想，都可以，實行則必做不到，那麼，有“新人從門入”的機會，還是開門納之吧。其二，清秀溫婉，我喜歡。其三，加個純理方麵的理由，是雖然遠走保定，心則有時還在動蕩，為了化動蕩為一塊石頭落地，最好是築一個有另一女主人坐鎮的新巢，我把己身交給她。其四也許更重要，以行路為喻，東方是新，我興致勃勃地往東，結果碰得頭破血流，很自然，會覺得應該轉身向西，即複舊，以期不再有頭破血流的危險。總之是我告訴李君，我願意，然後原路回保定。其後是演劉媒婆的李君也不易，曾兼說一點點假話(如說比我小，實際是長我一個月有半；說能唱京劇，實際是不能唱)，傅朋同意了；孫玉姣呢?仍須努力。據後來所聞，是除了說我人如何好、學問如何大之外，還迎合鄉村的心理，說家道如何富足，又親身往城隍廟，找個瞎子，給兩角錢，為我配個好八字，之後是八字到家，找另一個瞎子批，說命太好，前途比官還大雲雲，她母親與諸姨皆大歡喜，親事就成了。
兩廂情願之後，不知道是誰的主意，說配我這個洋學堂畢業的，女方也應該用新顏色染一下，即到保定的某一個學校混個資曆。人已經是我的，這件事就交我辦。我知道這個想法必不成，可是使人(所謂新親)掃興的話不好出口，隻好說試試看，於是女方就來了，住在我同班同學李耀宗的住處，已故畫家姚丹坡的半弓園。我們不能不常見麵。她確是溫婉，談起近事遠事，她都不表示意見，由我作主。成婚的事，我很厭惡舊習俗，也為節省，主張到北京，約一些最親密的朋友，聚會一次，算作正式通知，禮成，她也同意。記得是十二月上旬，我們一同往北京，住在王府井大街迎賢公寓，照計劃，與友人歡宴，遊遊市場，買點用品，就回了保定，一件大事就這樣辦完了。其後是我們就過起用小煤火爐做飯吃的生活，雖簡陋而安適。次年暑假來了，我們到北京暫住，想不到就遇見七七事變，不能再回保定。路不通，她也就不能回娘家看看。其後是北京有了窮而陋的家，她支撐著，饑寒而無怨。積日成月，積月成年，年也過得不慢，就到了一九六六，大革命的暴風刮起來，與她熟識的西鄰被抄家，女主人用刀抹了脖子，她抗不了這刺激，很怕，精神有一點點失常。幸而抄家之風不久就過去，但據我觀察，她的內心深處遺留了病根，表現為容易起急，有時甚至拍桌子。但通常還是脾氣好，能忍。這使她雖然瘦弱，還是能夠高齡。是一九八六年夏日，我們到北戴河住一周，算作結婚五十年紀念。近兩三年，她腦力退化，近事，如司馬溫公之旋踵即忘，可是她仍在計劃，到明年，一九九六，能夠慶祝結婚六十年。
五十年，六十年，這樣的婚事，該是合於理想了吧?像是也不好這樣說，因為，仍用上麵說過的理論衡量，我們並未始於浪漫主義。她的感情以及表現是舊時代的，嫁誰，護著誰，甚至舍己，卻並不火熱到總想抱住卿卿我我。語雲，來而不往，非禮也，我也就沒有感到過有這樣的火熱。合於理想，要是情人變為夫妻，或情人變為夫妻和情人的混合，而我們，隻是夫妻，縱使是能夠唱隨的夫妻。但我們也有所得，是就不會有火熱的衰退，由積極方麵說是寧靜，比喻為春秋兩季，雖不熱，也不冷。有人也許認為，與動蕩不安(輕如怨恨，重如分離)相比，這寧靜是較可取的。如果竟是這樣，就等於承認，在婚事的大倫方麵，舊的也不是毫無足取。用婦女的眼看，這大有男本位之嫌，也是一種落後吧?真是一筆糊塗賬，留給電子計算機的專家去算也好。
也有我清清楚楚，用不著別人去算的，是她的為人，也想說說。先說可以為訓的一麵。其一是寬厚，總是以善意對人。外人的印象是最有力的證據，不管關係遠近，交往多少，都說沒見過這樣好的，待人總是那樣和氣，那樣熱情，見著高興，離開就想，長時期不見，再見到就掉眼淚。也確是這樣，比如現在，我們老了，卻還能吃能喝，幾個昔年常聚會的朋友則都已先後下世，因而周末或星期日就經常門庭寂然，她常常想到他們，就說：“那時候多好，平弟，他劉大伯，老李，星期日就來吃飯。現在沒有人來了!”她退而取其次，是有生客來訪，尤其是女性，帶著孩子，她就熱情招待，拿吃的，泡茶，陪著拉家常，人家告辭，她誠心留，表現為舍不得。對我當然也是這樣，或更是這樣。我缺點很多，她像是視而不見；見，也決不向她的親屬說。我的生活習慣，推想有的她未必同意，但她還是表現為讚同，比如現在還擺在案頭的乾隆時期硯山，是四十年代難得溫飽的時候，我在一個掛貨屋子見到，定價十二元，沒舍得買，回家同她說，她勸我最好還是買了，不然會後悔，才壯了膽，忍痛買回來的。對我，她總是這樣克己，吃穿等小事，她主持，讓我占先；我有時任性，觸犯了她，她也會不痛快，但一會兒就若無其事，她說她向來不記仇。她也有所記，是懷念舊事，她現在老了，日常無事可做就翻騰她那十幾本相冊，對著一些人的昔年的留影出神。其二是脾氣好。這與她的寬厚有關，但她是好得希有，所以值得單提出來說說。這也容易說明，是除了對我，有時候爭吵幾句以外，一生沒有跟誰說過帶怒氣的話。她不是不罵人，是“不會”罵人。這一點，她自己也明白，所以有時談及自己的脾氣，就說：“李大姑娘故意把水潑在我門口，我繞著走，也不說話。”繞著走是能忍，但能忍也是希有，要列為其三，也加重說說。她出身世家，而且是閨秀，嫁我以前，沒進過廚房，沒到商店買過東西。出來以後，用小煤火爐做飯，要買這個買那個，幹這個幹那個，“是可忍也”；難忍的是到了北京，七七事變以後，立刻就沒飯吃，秋風乍起，連夾衣也沒有。我觀察，她真的是處之泰然，沒有一點悔和怨的樣子。這樣的堅忍的麵對窮困的態度，她是整整維持了四十年。其中還有五十年代初的我第一次挨整，每月隻領十幾元生活費，她不得不侵晨到小市去賣家中舊物，換柴米。我是窮小子出身，出頭露麵賣破爛，也會很為難，她當然更是這樣，可是她沒有表示為難，這是一切苦都咽到肚裏去了。還可以加說個其四，是她淡泊，不見勢和利眼開。她的親屬有經商(自然就難免加點欺騙)發了財的，她每次談到就表示厭煩，而對於我的一些存書則愛護備至，所以有時我想，如果有掉書袋的機緣，我就有資格大寫其“糟糠之妻不下堂”了。
再說不足為訓的一麵。其一是能力低微。說這一點，有輕視她的嫌疑，但既是事實，也就隻好說。有的人，如我曾與之結鄰的北大物理係李守中，雖下肢殘疾而多能，在漢中參加乒乓球賽，他能打敗許多健壯的高手，取得冠軍；夏天，廁所頂部（老房子，很高)鐵管滴水，他能懸起一塊塑料布遮擋，我始終想不明白他是怎麼上去的。我的這一位是正好相反，比如室內的電燈泡壞了，買個新的，她是必不能換舊為新。總的說，除了幼年在家鄉學的一點點技能以外，一切生疏的，她是既不會做，又不想做。做，也是慢條斯理，不想快，想也快不了。我有時起急，甚至想到天之生材，——後天的力量也許同樣不小吧?總之，不管什麼原因，結果她是沒有自立的能力，更不要說走出家門，創點什麼業的能力。其二是，也許正是由於能力低微，她就謹小退縮，除了每天常規的作息以外，她是什麼也不敢做。大事，聽到陳勝、吳廣揭竿而起，或徐敬業提筆寫檄文，她怕；小事，比如我登桌子換個電燈管，她也怕。她自己的事更是這樣，隻舉兩件為例。她識字，估計也未必不能寫，可是有時我們不在一地，我寫信，她不寫，不是無話可說，是怕寫不好。又，為了節省她縫縫連連的精力，六十年代初買了縫紉機，於今三十年過了，她沒試用過一次，起初我還勸她學，她說：“我學那個幹什麼!”我知道這是怕，變為不怕是不可能的，也就聽任縫紉機占一塊有用之地，作閑居之賦了。其三，她還有個我始終不明白其來源和用意的奇怪習慣，是藏物(包括廢品)而不用，我多次表示反對也不能改。先說可用的，比如為了輕暖，買個毛毯，一轉眼就入了某個箱子，我問，她就說：“有被子，用不著。”又如親友送點食品，不是必須立刻下咽的，也是一轉眼就入了某個缸，時光不停，經過夏季，必是生很多蟲子，發現，扔到垃圾堆上。還有不可用的，是新務虛風製造的各種商品的外麵光的包裝，實為廢品，她也慣於藏，於是已患地少人多的住屋，此角落或彼角落，就擠滿這樣的外麵光。你據理說這些都是無用之物，以請出去為是嗎?她隻顧舍不得之情而看不見理，且夫情，堅固工事也，難於攻破，我也就隻好視而不見了。
至此，可以為訓加不足為訓，為這樣的婚事定等級之性就不難了，是大部分“可過”加一點點“可忍”。
婚事說完，還想依製義舊規，說幾句因“觀我生”而來的感慨。共有三點。其一，單說常人常態，有生以後，都不得不麵對飲食和男女兩方麵的問題，我的體會，男女問題比飲食問題遠為難解決。人人有理想或幻想，而你能抓到的隻是現實，而現實是經常與理想或幻想有或大(多見)或小(少見)的距離的，就是說，你總不能想什麼有什麼。其二，想而有，靠機遇，想而沒有，也靠機遇，而機遇，已然者不可改，未然者不可知(走火入魔者認為可求助於《易經》或什麼瞎子，可不管)，我們想到它，也隻能仰天太息而已。其三，萬不得已，還要反求諸己，用東方哲人慣用的內功，即必要時候，對人不求全責備，自己“忍”了。
生計
人，進可以東山吟詠，以天下為己任，或退，茅蓬數息，求此生離苦海，但走向街頭看大眾，兼透過外皮看內心，就可以領悟，天字第一號的大事是要能活。所以如前麵所記述，我走進又一紅樓。人間的事，預期的與實現的，總會有或大或小的距離，我這一次則是心情的不得已變為有意外的獲得，是多暇，可以雜覽。但周圍卻不是一潭清水。人小，無名無位，誌小，隻是一月領一次錢換柴米，會使冷眼旁觀者氣短，也就罷了。還有使人心不靜的，是明的爭吵，暗的傾軋。說是會生是非之地也許太過，總是不宜於修身養性了。語雲，人挪活，樹挪死，我想換個地方。可是正如現在許多人住房不如意一樣，有誌遷而無地遷，也就隻好仍舊貫。沒想到挨到一九四二年春，先是傳聞教育館有撤消之議，繼而傳聞真就成為事實，明令撤消，樹倒猢猻散，也就不得不另找飯碗了。
且說其時我還有一點點精明，知道未雨綢繆之重要，於是在舊巢未毀之時就謀劃築新巢。依時風，以及考慮己身的條件，應該重操舊業，到學校去教書。向平處跳是中學，向高處跳是大學。想到有不少熟人已經走進敵偽統治下的北京大學文學院，就也想先試試文學院。現在誅昔日之心，是如果能如願，就對於同行列中能向上的，可以顯示未居人後，未能向上的，可以顯示已在人先。有利，求的勁頭兒就大。文學院長是我由師範學校時期就敬重的周作人，可是因為敬重，北京淪陷後，傳說他將出山的時候，曾寫信給他，勸他不要出山，曾反對他出山，現在到他門前求關照，如何啟齒？勉強找理由，是他有名，要愛惜羽毛，我無名，可以隻要飯碗，當然，這飯碗要不是從別人手中奪過來的。其實，現在回想，彼時是連理由也來不及想，因為要活，就隻能找個自己認為還可以湊合的職業。主意已定，就找門路。依世故，要找人代言，以期自己少臉紅，對方可以有個考慮的時間。記得求的師輩有馬幼漁先生，有趙蔭棠先生，有沈啟無先生。沒有什麼大曲折，但時間不很短，總算成了。名義是國文係的助教，像是薄待而實際是厚待，因為助教是專任，有課沒課都拿一個定數，如果換為講師，拿鍾點費，一周即使多到四課時或六課時也活不了。記得分配的課程是中國學術思想，還代人講過《詩經》課。我多年雜覽，幾乎沒有專業，登高等學校課堂講課，自知是濫竽充數，心裏經常感到不安。是不久前，有個其時的學生，因為讀了我的某一本拙作，以其中的作者介紹為引線，來看我。他也是年向古稀的人，談及昔年聽講的情形，說頗受教益。他這樣說，顯然是因懷舊而以恕道待人，我感激，也就更加慚愧。
其時是戰爭加社會混亂時期，物價總在不斷地上漲，所以換了個收入比原來稍多的職業，家有老小，生活還是很困難。借了擠入文學院的光，有個教大學的小地位和不坐班的閑暇，也借了在育英中學教書的師範同學曾雨田和大學同學李九魁的光，沒有費力，就找了兩班國文的兼課鍾點。勉強可以糊口了，可是一個人幹兩個人的活，何況教國文還要改每周幾十篇大多不通的作文，真是疲於奔命，苦不堪言。但是人，算作“天命之謂性”也好，都是有想望和實行兩麵，依想望，“摶扶搖而上者九萬裏”仍然不滿足，至於被動走入實際，不能得烤鴨，可以安於饅頭熬白菜，仍不能得，最後可以啃牛皮，隻要還能活，就安於不死。我是常人，奉行的也是這種常人哲學，所以日日夾書包奔走於這個教室那個教室，感到勞累，感到煩膩，也就隻能安之，或說混一天說一天。
但業餘，仍會有些時間，或說仍願意擠一些時間，做自己習慣做的。這仍是老一套的三種，讀書、買書和寫些可有可無的文章。讀書與生計關係甚微，至少是不直接，這裏可以不談。買書呢，與生計有關係，而且是複雜的。買書要花錢，縱使是來於地攤的廉價品，積少成多，比如三元五元，買了油就不能買醋，柴米油鹽方麵的日用也會受些影響。幸而一，固定的月薪之外，還有不定的外快性質的稿酬，二，家有賢妻，不讀書而有“惟有讀書高”的傳統信念，買書花了不很少的錢而家門之內還可以相安。相安是一種關係，可以稱為消極的。還有可以稱為積極的，是買書和寫可有可無文章的相互促進。其時稿酬的標準不高，但想到一篇不長不短的文章，比如可以換來十幾元或二十元，而買舊的魯迅著作，如常見的《南腔北調集》不過兩三角錢，少見的《引玉集》不過一元錢，希有的《死魂靈一百圖》不過兩塊多錢，還是太合算了。人是善於打小算盤的動物，因而覺得合算，就既高興買，又高興寫。自然，高興寫，主要原因還是多年來已經養成學而思，有所思就願意拿筆的習慣。當然，任何時代都一樣，思可以無拘無束，寫則隻能是無大違礙的。又幸而也是任何時代都一樣，亂一陣子，稍平穩些就要“永慶升平”，或粉飾太平，辦法的一種是編印各種形式的讀物，急就章是出版報刊，慢慢來是出版書籍。內容，最歡迎歌頌的，即變換多種花樣喊萬歲的。也歡迎不喊萬歲也不罵罵咧咧的，因為惟有也流蕩這樣的聲音，才可以顯示在上者度量大，其統治下的街頭巷尾還可以湊合著活下去。總而言之，是淪陷過了一個時期之後，報刊多了，名號，形式，性質，都多種多樣。前麵說過，鼓樓時期，以認識張子傑的因緣，我曾用一些與時事無關的文章換來一些稿酬，補貼日用。語雲，物以類聚，就在鼓樓時期的後一階段，由張子傑以及他編的報刊向外擴張，認識一些也在報刊界活動的人物。其結果自然是登門要稿的主顧漸多，有文不愁賣，謅文的量也就漸漸大起來。這情況直到離開鼓樓以後還是沒有什麼變化。值得不值得具體說說？比如都在什麼名堂的報刊、用什麼筆名發表過什麼文章，想了想，還是不值得。理由很多，隻說一個主要的，雖然沒有說非本心所想的，而所寫究竟不是什麼名山之業，也就不值得藏之名山。再說個幸而，幾乎百分之百，經過多次變亂，都飛往無何有之鄉了。剩下的一些是記憶，泛泛的是燈下雕蟲的苦心，具體的是通過文字交了一些朋友，其中有的作了古，有的直到現在還今雨也來。過去的就都讓它過去吧。還是話歸本題，談生計，是借了賣文的光，除了可以集一些書之外，還使仰事俯畜的家庭生活減少量不能算很小的經濟困難。
但是語雲，胳臂扭不過大腿去，無論如何，那是亂世，人的微力充其量隻能使收入增加一些，而不能阻止物價上漲。而上漲就會引來生活困難，其後隨著來的還可能是天災性質的疾病。物價上漲是不可免的，可怕的是還有加速度。疾病是可免的，可是天不佑下民，記得單是長女就手臂骨折兩次。人都知道錢有用，而在食不能飽、有病須治療的時候就更知道錢有用。可是錢之來又談何容易！不得不掙紮，想辦法。
兼課的一條路不能再開辟了，因為時間和精力都不允許再加碼。寫可有可無的文章也一樣，因為還不願意高明人和熟人看見齒冷，產量也就不能過大。剩下的一條路是各時代一些頭麵人物慣於走的，是托靠一些社會關係，或者說由有位者關照，閉門家中坐而也能分得一些殘茶剩飯。幾年以來，由於塗塗抹抹，我與活動於所謂文化界的一些頭麵人物有些來往，而這些人，有的就同一些有位者有或遠或近的關係。這情況使不費力而分得一些殘茶剩飯的機會成為不難得。如何對待呢？曾經退避，因為想到，上課吃粉筆麵，賣文稿，總可以算是在岸上，至多是臨淵羨魚，至於以器與名假人，以換取一點點可憐的偽幣，就是跳下去了。可悲的是生活越來越困難，在活命與潔身自好之間，本諸“天命之謂性”，我還是隻能不再思三思，先顧活命。具體說是，接受友人的關照，先後兩處，掛個閑散的職名，每月可以領一些錢和一些糧食。這在當時，由生計方麵考慮，也許竟是可行的。有時甚至想，生為小民，任何時代，總會有大大（受侵略、戰爭、改朝換代、運動之類）小小（壓榨、欺淩、搶劫、偷盜之類）的人禍送來各種苦難，抗，也許很難吧？那麼，想想辦法，在不吃別人肉、不喝別人血的情況下，求能活過來，就不應該嗎？通常的答複是兩歧的，農工商可以，士不可以。
不幸的是竟淪為知識分子！但既已有知，想退回去住伊甸園是不可能了。那就無妨順水推舟，想想這類問題也好。於是想，先是千頭萬緒，如亂絲，繼而一理再理，終於理出個頭緒，或說集中為兩種認識，可惜都不是稱心如意的。以下依次說說。
其一，皇甫謐《高士傳》一類書所寫的高士及其節操是“理想”，因而與一切理想一樣，由價值方麵看，可以斬釘截鐵地說是好的；由能否成為現實方麵看就不能斬釘截鐵地說，而要說是難能的，縱使非決不可能。這來由仍是前麵說過的，活命與潔身自好常常難於兩全，而“天命之謂性”總是偏向活命，抗天命必是很難。其結果呢，可歎，就成為，找高士，到書卷裏容易，到街頭巷尾就不容易。那麼，就扔掉理想嗎？也不然。可行之道也有理想的，是沒有各種類型的害群之馬製造人禍；這必難實現，就隻能反求諸己，能企及固然好，不能，心向往之而已。
其二，易代之際多數人詠歎的氣節如春日之花，望日之月，是維持不了多久的，可見生而為人，縱使個別的心比天高，就絕大多數說，還是永遠站在地上，把活命和活得舒服看作第一義的。何以這樣說？可以舉史實為證。明清易代，新的一朝不隻易姓，而且是異族，正是最宜於講氣節的時候。顧亭林生於明朝萬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到易代的清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新計歲法三十一歲，誓死不仕新朝，人人譽為好樣的。侯方域生於萬曆四十六年，比顧亭林小五歲，易代之時二十六歲，剃發，投考，中副榜，不要說別人，連自己也認為無麵目見人，著作結集，題曰“壯悔堂”。而不久之後，如鼎鼎大名的王士禛，生於明崇禎七年（公元1634年），比顧亭林小十九歲，易代之時十歲，剃發，投考，順治十二年中進士，官至刑部尚書，作古之後諡文簡，就不再有人說他沒有氣節，應該與侯方域並列。還可以舉個比王士禛大三歲的，徐乾學，易代之時十三歲，也是剃發，投考，中進士，做高官，沒有人恥笑且不說，連他的舅父顧亭林像是也視為當然，如《亭林詩集》卷三《答徐甥乾學》尾聯雲：“今日燕台何邂逅，數年心事一班荊。”顯然感情是很熱乎的。這就是世態，可以見人心的世態！
回顧這些有什麼意義呢？不知別人怎麼樣，我是感到人生，由呱呱墜地到蓋棺論定這一段路，隻要不太短，總是苦於坎坷太多，而表現於心情，就成為理想與現實相碰，理想的迅速破碎。難道這就是定命？每一念及，不禁為之淒然。
整風之風
記得是一九五七年五六月間，又來一次運動，曰整風。這使我先是惶惑，緊接著就心驚膽戰，或者說，因惶惑而引來心驚膽戰。惶惑，是因為不知道這應整之風都包括什麼內容，更不知道要整成什麼樣子才可以符合要求。這兩種不知道，前一種顯然更值得憂慮，因為，比如說，有了新的法律，可是律條恍兮惚兮，又比如說，你前天閑談，引經據典，曾經提到康德，昨天賣廢品，其中夾一本過時的政治學習的小冊子，你就不能知道算不算犯法。不知道，根據“萬安公墓”的處世哲學，凡事要往最壞處想，你就隻好設想為已經犯法。犯法即有罪，其後隨著來的又是個不知道，豈可不心驚膽戰哉！但心驚膽戰是唯心論，欽定屬於無用一類；要唯物，想趨福避禍的辦法。想，自己能有多大力量呢？隻能但行好事，莫問前程；萬一前程不平坦，就退一步祭起祖傳的法寶，忍加認命。於是懷著這樣的心情，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度日如年地往下混。
觀，聽，起初是整黨內之風，黨外人可參加可不參加。我幸而還沒有忘記學過的邏輯，知道不參加就等於自認為己身沒有不正之風，也就不需要整；還有，說可不參加，是“客”氣，其前還有“主”氣，是可參加，而如果真不參加，那就成為自視為客，未尊重主。等因奉此，我立即表示參加，而且裝作踴躍。其他黨外之人也都是這樣。隻有孫君功炎（其時編《語文學習》，坐在我的鄰屋，來往多，合得來），到我的西北小屋裏來，看看屋裏沒有其他人，說：“說可以不參加，我就不參加，看看怎麼樣。”我曉以利害，說不可有較量的心理。他先是還有不采納的意思，我說了句推心置腹的話：“你不聽，將來後悔就晚了。”他聽而從了，可是心裏還存有傲氣的根，後來終於加了右派之冠，押出國門，到晉南安家落戶去了。在這方麵，我可以破例吹一下牛，是能夠把各種氣都深藏若虛，外麵隻留一種，曰奴氣，用我的一位小學老師王先生的名言形容，是“我就是絕對服從，看你把我怎麼樣”。
王老師對付的人是校長，對付的情境是今天叫你教這班，明天叫你教那班，用絕對服從的高招應付，輕而易舉。如我，對付整風，就變容易為大難。因為參加之後，進一步，要求對黨提意見，說黨有什麼缺點。說黨有缺點？不要說真動口，就是想到不得不動口也會魂飛魄散。這使我不由得想到《莊子·列禦寇》篇的一句話，是“知道易，勿言難”，道，此地可以指避禍之道，言就成為說黨的缺點。這其間，我曾見到鄧念觀老先生，談到整風讓提意見的事，他千叮囑萬叮囑，說：“千萬別說話，逆耳，抓住把柄就不得了。”我們不是英雄所見略同，是弱者所見略同，於是製定戰略，是爭取不說話。想不到聽取意見的誠意或熱情竟表現為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辦法是由黨辦公室安排次序，每天請一些人去開會，一個一個發言，提意見，黨的書記麵對小本，記錄。這一關不好過，但總得過，也就隻好下降為戰術，挖空心思，想想說什麼。慣用的隻是歌頌成為文不對題，因為人家要求說的是缺點。為這件事，記得有幾天，鑽到被窩裏不能入夢，因為要翻來覆去編造。醜媳婦終於不免見公婆，是有那麼一天，接到開會的通知，讓去給黨提意見。會開始，我退避三舍，隻傾耳，不動口。到了晚飯之時，還有兩三個人沒發言，書記宣布散會。我懷著僥幸心理，以為這樣也許就算過去了，但也拿不準，所以還是有些心不安。隻是一兩天就明白，因為又接到通知，還是要參加會，提意見。應該感謝我的膽戰心驚，迫使我到發言之時，竟至扔開作文教程，你讓我說缺點，我還是以歌功頌德為主，記得最重要的一句是“成績是主要的”，末尾夾帶一點點雞毛蒜皮。書記照樣記了，沒說我的大作文不對題。其時還沒有所謂右派之冠，我過了函穀之關，懷著勝利的喜悅，下班回家，麵對妻女，喝二鍋頭一杯。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發言文不對題，還是另有老尺加一的布置，語文黨小組的鮑君，還長於我一歲，曾找我談話，也是征求意見。這次是化整為零，化泛泛為具體，提出我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受處分的往事，問我有什麼意見。惟恐我不願意說，用啟發式，或引蛇出洞法，他先說，是我實在沒做什麼壞事，而予以這樣重的處分，明顯不合適，現在黨誠心誠意征求意見，我有意見，應該說，幫助黨整風，改進工作。還得感謝我的心驚膽戰，用不著遲疑，我就以下筆千言、倚馬可待的“高才”，一轉瞬就作成對策八股，大意是：我來於舊社會，缺點很多，錯誤的思想包袱很重，三反五反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使我有可能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所以每次想到三反五反，我都感謝黨挽救的大恩。對策讀完，他聽完，沉吟一下，辭去。沉吟，表示未必盡信，果然，過了幾天，他又來，還是啟發我吐露對三反五反的不平之氣，措辭中還加了新調料，是不要有什麼顧慮。其時我記憶力還未大壞，就把上次的對策八股背誦一遍，末尾也加點新調料，是我確是這樣想的，也就隻能這樣說。他聽完，又是沉吟一下，然後辭去，此後就沒有再來。我後來想，不再來追問，一種可能是借了戈培爾的高論（假話多說幾遍就成為真的）的光，他信了；另一種可能是借了衙門口刑名師爺的光，他們筆下常如此寫，“雖事出有因而查無實據”，半信半疑，上交，也就隻能憑字麵了。
難關，大一小一，都闖過，還有些小的崎嶇，是鳴放，也要謹小慎微地走。這次的戰術是從阮步兵那裏學來，曰“不臧否人物”。張貼於席牆上的大字報，能不寫就不寫，萬不得已，也說些不痛不癢的。所求，是天覆地載，有我這樣一個人，卻像是沒有我這樣一個人，即在周圍人的心目中消失，禍從天上來，也就不會落在頭上了。謝天謝地，這個崎嶇的羊腸小道，也走過來了。
但是還有“來日大難”，是情勢告知，已經製作了“右派”之冠，正在背後研究各個人的出於口之言和出於筆之言，看哪一位宜於加冠。宣布的辦法是印發言為材料，由黨辦公室的人送到每個職工的辦公桌上，標題是“關於某某的右派言論”（？）。然後是開批判某某的會；至於如何處理，自然隻有天知道。“天道遠，人道邇”，我每天上班，坐的還是那個椅子，心卻像是要跳到胸膛以外，因為總有可能，腳步聲移近，進來的是送材料的，上麵的名字正是自己。又來一次，不是自己。心想，強調“成績是主要的”，歌頌的話不少，而且是大聲說的，也許不至於加冠吧？但終歸後邊還有雞毛蒜皮，也可能視芥子為須彌，那就仍不免有加冠的危險。就這樣，疑神疑鬼，如坐針氈，總有幾個月，收到多份材料，其中沒有自己，心才慢慢回到胸膛以內。
此外還有些小關口，對比之下不太難過的，計有三種。一種是參加批判會，不能總是聽而不述。可是述，就要先編造，然後裝作義憤填膺。可惜我沒上過話劇院表演係，已經用了十二分力，連自己聽著也像是在應付；還有，即使心照不宣，被批判的人知道我是在演戲，麵對自己尊重甚至親近的友人咒罵，也總不能不感到難堪。另一種是泛論性質的，要寫反右之文。這可以抄，也隻能抄，因為，比如說，文件或準文件說罪惡共有十項，你自作聰明，給加或減了一項，也許就惹來麻煩。但是抄也要費心思，應該求內容全同而外貌有異，沒有異就像是作文抄公，心並沒有參加反右。總之，雖然做的是毫無意義的事，卻也不能不費力。同樣費力的，記得還寫過反浪費、反教條的大字報，至於這算作反右之內還是之外，就說不清了。最後還有一種，記得是一九五八年夏天，加冠，發往北大荒諸事已經做完之後才開始的，其名為“交心”。推想這是求反右的加深和徹底，因為右是錯誤思想，加冠者有而且嚴重，已經用加冠、批判、改造諸法解決了，未加冠的呢，思想就清而且純嗎？顯然，沒有人敢這樣說，甚至沒有人敢這樣想。有，就算是不很嚴重吧，總不能任它在頭腦裏盤據著。要清除，不幸是天命或上帝所定，它是隻能推想為有卻視而不能見，怎麼辦？語雲，言為心聲，隻好請他或她自己說。說，限定說思想之錯誤者，曰交心。記得這項小運動也如暴風雨之來，動員之後就全體並全身心投入，小組會上說，散會之後寫。這文章是自怨自艾性質，闖禍的可能性小，但不是絕無，比如你異想天開，用誇張法，說曾有反什麼的想法，結果如何就很難說了。所以這交心八股就要既可以稱為錯誤，又關係不大，此是不能不具備的慧心之一。還有之二是要得體，就是戴在自己頭上，人家看著合適，不像借來的。還要加個之三，是數量不能少，比如能湊幾百條，就會給人一種印象，是毫無保留，可見有誠意改造自己，也就可信賴。這個小運動放在整風的結尾，時間不長就過去。所得呢，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多數人交，不得已而編造假話；少數人受，也未必有興致看，即使看，信不信，也是隻有天知道。
說到“信”，還想說一些可以稱為既可笑又可悲的情況。信有程度之差。上上品是《使徒行傳》中人物，至上說往東走好，出向南之門立刻向左轉，沒走多遠，又傳來至上的聲音，說往西走好，立即向後轉，往西，而不想為什麼向東或向西就好。至於中下之士，聞道，反應就沒有這樣快——甚至隻是惶惑。也可以舉兩個實例。一是形式邏輯有沒有階級性，某日之前，說沒有是反革命，之後變為說有是反革命，因為就是在某日，斯大林說沒有，其前都說上層建築無一例外，都有階級性。二是林彪是好人還是壞人，也是一日之隔就性質大變。像這類的一刹那就變，要求“盡信”，一般人就苦於跟不上。跟不上也有程度之差，如加右派之冠的諸位就是走在前麵的，整風，說誠意接受意見，以便改進工作，他們信了，於是把憋在心裏的話都倒出來。萬沒想到，“言者無罪”之聲猶在耳，冠加在頭上了，你辯解嗎，不低頭認罪，處分就更重了。所以，至少是在這件事上，走在後麵的諸位就有福了。走在後麵有多種情況，其中一種，推想數量不會小，是不信。這就產生一種陰錯陽差的情況，是好心人倒了黴，有機心的人占了便宜。這也可以稱為“偶然”嗎？也真有所謂偶然，我的兩位治語法的同行，張君和徐君，都在某學院工作，參加提意見會，張先發言，長篇大論，晚飯時散會，徐的發言推到次日，碰巧，第二天，在《人民日報》上“工人說話了”，徐看到，頓悟，說：“工人說了，我就不說了。”於是變多牢騷為多歌頌，張加了冠，他就還可以坐在家裏喝白幹。因信而加冠而困頓的張君是門外的，再說兩位門內的。一位是淩伶，與我同齡，舊學底子厚，通詩書畫篆刻，任圖書科科長。其時舊書多，價廉，社裏買書舍得花錢，他經手買了大量的國學方麵的書。我們交往不少，合得來。可是不知道他何以會不檢點，說了逆耳之言，加了冠，發往北大荒。他是湖州人，由江南移到漠北，身體不能適應，受了凍傷，到醫院割掉腳趾，入殘廢之列，才得婦唱夫隨，回了太倉。另一位是龍在田，據說通俄語英語，在外語室工作。有在國民黨軍事部門工作過的經曆，也許在肅反運動中受些打擊吧，整風來了，號召鳴放，他就鳴放。記得看過他的大字報，說某運動中整他，他冤枉，我替他捏一把汗。果然，過了不久，他加了冠，成為雙料的反。不知道為什麼沒發出去，在社裏勞動，文化大革命來了，常看見他在工字樓右邊的空地上砸煤。頭上有兩頂帽子，小紅衛兵當然不會放過，對待的辦法是用棍子打，罵，兼以往臉上啐唾沫。天天如此，他沒有婁師德唾麵自幹的修養，終於有一天過午，溜到街西口外，竄到無軌電車之下，解脫了。
由“信”迤邐而下，我想置身於現在，即差不多四十年之後，再說幾句。這一回“真”交心：我是萬不得已才說假話的；如果說真話不算犯罪，我同於一切還沒有喪盡良心的人一樣，是願意以真麵目見人的。以下就以真麵目，先說對整風，後說對自己的一些想法。
借禪宗的語言來說明，用運動之法求改善，是相信有頓悟的可能，立意也許不壞，至於實效，那就成為另一回事。即以整風為例，設想是敲打幾下，酣睡的可以猛醒，身上有些小泥點的可以揩掉，所謂朝中一呼，普天之下震動，不合己意者頃刻間變為合己意，豈不妙哉。可是發動之後，事與願不盡合，或大不合，回報的聲音竟有說自己身上也有泥點的。依理，已經宣揚“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就應該平心靜氣，或對鏡，反觀諸己，看看有沒有泥點。可惜稱孤道寡慣了，沒有這樣的雅量，甚至沒有分辨是非、至少是衡量輕重的再思之量，就由不快而大怒。其後又是走老路，用壓力求一切不如意變為如意。壓力的功效有直接的，是加冠者受苦難，未加冠者戰栗，有間接的，是都三緘其口，不再有人敢說真話。表麵看，人都服了，但屬於假冒偽劣，真想用就未必頂用。所以我還是老腦筋，總覺得還是孟老夫子的想法對，是“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以德，德之中有感情，是愛人如己的感情，不是仇視並訴諸壓力的感情。嚴格講，治國平天下，要靠理智，“眾誌成城”，信任理智就要遠離個人的感情衝動。其實，靠壓力進行的運動都來於個人的感情衝動，因為非眾誌，不理智，所得就必是事與願違。仍說整風，作為因，果很多，其中之一，也許是最大者，其後許多舉措，如文化大革命，也沒有一個人敢說個“不”字，總是值得還沒有忘記國家前途、人民幸福的人想想了。
再說說對自己，算是“一”省吾身吧。與淩伶、龍在田諸君比，我是幸運者，或用誇張說法，勝利者。但如一切勝利，來之不易。也分為思想和感情兩個方麵說。由思想而產生戰略戰術。這戰略戰術還來頭大，曹阿瞞尊重的《孫子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先說知己，是確信自己是弱者，一怕苦，二怕死，還要加上兼怕自己的親近人受苦和死；對壓力呢，不要說沒有抗的力量，是連逃的力量也沒有。再說知彼，也有來頭。可以分為兩個方麵，書本和現實。書本，當年喜歡雜覽，除了東方的“學而時習之”，“道可道”等等之外，還看了些西方的。專說西方的，也是雜，其中有些是談治平的，讀了，對於製度、治術之類就略有所知，聯係實際說，對於“權”，就不隻有所知，還有些怕。再說現實，有所聞，有所見，還是權的問題，常常是不隻不能抗，還不能測。這樣，知己和知彼相加，趨福避禍之道就成為裝作心悅誠服，百依百順。思想如此，就真換來平安。改為說感情就情況大變。前幾年寫一篇《直言》（收入《負暄續話》），末尾曾說這種心情，為偷懶，抄在這裏：
至於我們一般人，放棄直言而遷就世故，就要學，或說磨練。這很難，也很難堪，尤其明知聽者也不信的時候。但生而為人，義務總是難於推卸的，於是，有時回顧，總流水之賬，就會發現，某日曾學皇清某大人，不說話或少說話，某日曾學鳳丫頭，說假的。言不為心聲，或說重些口是心非，雖然出於不得已，也總是啞巴吃黃連，苦在心裏。苦會換來情有可原。但這是由旁觀者方麵看；至於自己，古人要求“躬自厚”，因而每搜羅出一次口是心非，我就禁不住想到我的鄉先輩“難說好”先生（案有寧可挨打也不說假捧場話的軼事），東望雲天，不能不暗說幾聲“慚愧”。
慚愧完了，想想，難道一年有餘，就沒有一點可以算作不“可憐無補費精神”的嗎？用力搜索，也隻能找到三宗。其一，大概是一九五八年，整風的後半段，我和郭翼舟坐在工字樓上西北小屋，無事可做，廢物利用，簡化不再試用的漢語課本，編一本《漢語知識》，於一九五九年出版。其二，我忙裏偷閑，苦中作樂，有時還到書畫店看看，就在這時期，從琉璃廠寶古齋買到一件高南阜（鳳翰）的書劄，六開，左手，至精，語雲，自求多福，我的發明，更上一層，還可以化苦為樂，此即其一證也。其三，還是初期，右派之冠可能還沒設計，鼓勵鳴放，就出現不同形式的鳴放，其中一種是演出此前不準或不宜於演出之戲，我看了一次，是小翠花的雙出，雙怕婆和活捉三郎，在東安市場的吉祥戲院。花旦戲，表現人生的不拘謹一麵，大道多歧，似也不無可取。還有可取，是功夫純熟至於出神入化，其後不鳴不放，就如嵇叔夜之廣陵散，再也看不到了。
勞動種種
上幹校，名義是學習，目的是改造思想。辦法主要是勞動，外加一些讀紅書；對其中的一些人，讀紅書之外還要加一些批判或批鬥。接受批判或批鬥，非自願也；根據好逸惡勞的人性論，輕如斯文掃地，重如上山采石，亦非自願也。這就引來一個問題，用這樣的辦法，能夠收到改造思想的實效嗎?思想，目不能見，手不能觸，泛論，說能，說不能，都難於舉出確鑿的證據。求確鑿，隻能縮小範圍，不管他人，隻問自己。我問過自己，答案是兩個：一輕，是隻能改造語言，即作偽，“說”好聽的；一重，是受壓，心不能服，思想更加轉不過來。深說，還不隻轉不過來。恕我也來一次個人迷信，昔年不自菲薄，念了些方法論(包括知識論和邏輯)方麵的書，深知分辨實虛、對錯、是非、好壞等，並不像設想的那樣容易。而想自己能活，別人也能活，又離不開對錯、是非等的分辨，怎麼辦?辦法是既尊重自己的理性，又尊重別人的理性；一時不能取得一致，知方麵可以存疑，行方麵可以從多數。總的精神是理性至上，表現為思想活動是自由加容忍。改造思想的辦法則正好相反，是對錯、是非等由至上的一個人定，推測其下的千千萬萬人都未能“正確”，所以要改造。且不管人有沒有能力扔掉自己的理性，吸收一種非己心之所生的，單說求對錯、是非之類，走這種定於一尊的路，一，得真或近真的對錯和是非，可能嗎?二，有沒有錯誤的危險?理和事都可以證明，是很難求得對和是，卻非常容易錯。因此我有時想，如果世間有改造思想的存身之地，並且有需要改造思想的情境，首先需要改造思想的正是強迫別人改造思想的人。顯然，這隻是空想，因為強迫改造與接受改造的分別，其來源是權和力的有無，在這種地方，無理可講，你無權無力，就隻能聽命，接受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