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說了不少，應該總括一下，是與葉老交往近四十年，受到的教益太多了。慚愧的是感激而未能躬行，甚至望道而未之見。勉強可以自慰的也許隻是，還知道感激，還知道望；並且寫了紀念文章，不是一篇，而是兩篇。
汪大娘
我既冠之年來北京，認識旗下人不算少。印象呢，也是說來話長。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我知道。但這也不好就以之為證來個一邊倒的論斷，因為據李圭《思痛記》一類書所記，創點天燈之法、以殺婦孺為樂的並不是旗下人，而是炎黃子孫。根據法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至多也隻能判各打五十大板。在這類事情上，我們最好還是，或說不得不，依聖人之道，既往不咎。那就說“來”。高高在上的，雍正皇帝，乾隆皇帝，都夠厲害，但無論如何，與朱元璋及其公子朱棣相比，總是小巫見大巫。這樣，也就可以輕輕放過。還是往下看，男如納蘭成德，女如顧太清，說句不怕人恥笑的話，我都很喜歡。再往下，就碰到餘及見之的一些人，取其大略而言，生活態度，舉止風度，都偏於細致，雅馴；也不能不柴米油鹽，但大多有超過柴米油鹽的所好；待人溫和有禮，卻像是出於本然；總而言之，是有王謝氣。
有王謝氣，也許就值得寫入《世說新語》。我前幾年寫《負暄瑣話》，東施效顰，筆下也曾出現一些旗下人。但那都是有或略有社會之名的。清一色，就可能引來希圖文以人傳甚至勢利眼之譏。所以要補救，寫一些無社會之名的，哪怕一位也好。搜羅，由近而遠，第一個在記憶中出現的就是這位汪大娘。但寫她也有困難，是超過日常生活的事跡太少。怎麼辦?還是決定寫。理由有二：一來於兵家，曰出奇製勝，很多大手筆寫大人大事，我偏寫小人小事；二來於小說家，曰有話即長，無話即短。
言歸正傳，且說這位汪大娘是我城內故居主人李家的用人，隻管做飯的用人。汪後加大娘，推想姓是男家的。我三十年代末由西城一友人家借住遷入北城李家，開始認識汪大娘，那時她四十多歲。人中等身材，偏於瘦；樸實，沒有一點聰明精幹氣；很少嘻笑，但持重中隱藏著不少的溫和。目力不好，聽說曾經把抹布煮在粥鍋裏。像有些婦女一樣，過日子有舍身精神，永遠不閑著。不記得她有請假回家的事，大概男人早已作古了吧。後來知道有個女兒，住在永定門外，像是也很少來往。李家人不少，夫婦之外，子二女三，逐漸都成婚傳代，三頓飯，活兒不輕。活兒輕重是小事，還有大的。李家是漢族，夫婦都是進士之後，門第不低。不過不管門第如何高，這出身總是旗下人的皇帝所賜。而今，旗下人成為用人，並且依世俗之例，呼家主人夫婦為老爺、太太，子為少爺，女為小姐，子婦為少奶奶，真是翻了天，覆了地，使人不禁想到杜老《哀王孫》的詩，“但道困苦乞為奴”，不能不感慨係之了。
以下更歸正傳，說汪大娘的行事。勤勉，不希奇，可不在話下。希奇的是身份為外人卻絲毫不見外。她主一家衣食住行的食政，食要怎樣安排，仿佛指導原則不是主人夫婦的意願，而是她心中的常理。她覺得她同樣是家中的一員，食，她管，別人可以發表意見，可以共同商討，但最後要由她作主。具體說，是離開常規不成，浪費不成，她剛來的時候，推想家裏人可能感到不習慣，但汪大娘是隻注意常理不管別人習慣的，日久天長，雜七雜八的習慣終於被她的正氣憨氣壓服，隻好都依她。兩三年前，我們夫婦往天津，見到李家的長媳張玉婷，汪大娘呼為大少奶奶的，閑談，說到汪大娘，她說：“我們都怕她，到廚房去拿個碗，不問她也不敢拿。孩子們更不成，如果淘氣，她看不過，還打呢。所以孩子們都不敢到廚房去鬧。她人真好，一輩子沒見過比她更直的。”
李家房子多，自己住正院，其餘前院、後院、東西跨院的房子，大部分出租。門戶多，住時間長的，跟汪大娘熟了，家裏有什麼事，她也管。當然都是善意的。比如有個時期，我不知道腸胃出了什麼毛病，不喜歡吃餃子。情況傳到汪大娘那裏，她有意見，說：“還有比煮餑餑(旗下人稱水餃)更好吃的，不愛吃，真怪!”我，至少口頭上，習慣也被她的正氣和憨氣壓服，讓家裏人告訴她，是一時有點胃病，過些日子會好的。
汪大娘也有使人費心的時候。是一年夏天，衛生的要求緊起來，街道主其事的人挨門挨戶傳達，要防四種病。如何防，第一，也許是惟一的要求，是記牢那四種病名，而且過兩三天一定來查問。李家上上下下著了慌，是惟恐汪大娘記不住。解救之道同於應付高考，是抓緊時間溫習。小姐，少奶奶，以及上了學的孩子們，車輪戰法，幫助汪大娘背。費了很大力量，都認為可以了。不想查問的人晚來一兩天，偏偏先到廚房去問她。她以為這必是關係重大，一急，忘了。由嚴重的病入手想，好容易想起一種，說：“大頭嗡。”查問的人化嚴厲為大笑，一個難關總算渡過去。
還有更大的難關，是她因年高辭謝到女兒家養老、文革的暴風刮起來的時候。李家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當然要深入調查罪狀。汪大娘曾經是用人，依常情，會有仇恨，知道得多，自然是最理想的詢問對象。聽街道的人說，去了不隻一次。不幸這位汪大娘沒學過階級鬥爭的理論，又不識時務，所以總是所答非所求，比如人家帶有啟發性地問：“你伺候他們，總吃了不少苦吧?”她答：“一點不苦。我們老爺太太待我很好。他們都是好人。連孩子們也不壞，他們不敢到廚房淘氣。”不但啟發沒有收效，連早已教她不要再稱呼的“老爺太太”也冒出來了。煞費苦心啟發的人哭笑不得，最終確認她竟不像留侯那樣“孺子可教”，隻好不再來，又一個難關平安地渡過去。
最後說說年高辭謝，嚴格說是被動的，她舍不得走，全院的人也都舍不得她走。但人的年壽和精力是有限的，到必須休息的時候就不能不休息。為了表示歡送，李家除了給她一些錢之外，還讓孩子們帶她到附近的名勝逛逛。一問，才知道她年及古稀，還沒到過故宮。我吃了比她多讀幾本書的虧，聽到這件事，反而有些輕微的黍離、麥秀之思，秀才人情，心裏叨念一句：“汪大娘不識字，有福了!”那幾天，汪大娘將要離去成為全院的大事，太太們和老太太們都找她去閑談，問她女兒的住址，說有機會一定去看她。
我們也抄來住址。但不湊巧，還沒鼓起勇氣前往的時候，文革的大風暴來了。其後是自顧不暇，幾乎連去看看的念頭也消滅了。一晃十幾年過去，風停雨霽，人人有了明天還可以喝清茶看明月的安全感，我們不由得又想到這位可敬的汪大娘，她還健在嗎?還住在她女兒那裏嗎?因為已經有了幾次叩門“人麵不知何處去”的傷痛經驗，我們沒有敢去。但她的正直、質樸、寬厚，隻顧別人、不顧自己的少見的形象，總在我們心中徘徊；還常常使我想到一個問題，是：常說的所謂讀書明理，它的可信程度究竟有多大呢?
王門汲碎
一九三八年初，以連續的機緣，我遷到北京鼓樓以西、後海以北的一條胡同住。房的東鄰是頗為有名的廣化寺，民國初年，北京圖書館曾經短期在這裏，因而文化界的大名人，如繆荃孫、魯迅等，經常到這裏來。我租的房，據說清末民初還是個窮王府，因落魄而售與我的房東李姓。李四十歲上下，在某車廠任廠長。人嚴肅，有些近於板滯，同院住戶稱之為李先生。他的夫人王氏，身體粗壯，表情嚴肅認真，院裏人都叫她李太太。這認真的背後好像藏有熱心的力量，所以給人的印象是寬厚而迂闊。
住了一個時期，才知道李太太原來是王鐵珊的二女兒，名用。王鐵珊，名瑚，定州人，推想或是刻《畿輔叢書》的定州王氏的後代。他是清光緒二十年甲午恩科進士，與張謇(狀元)同榜，李先生的父親也是進士，想是由於這種關係兩家才結了親。
王鐵珊在民初是相當有名的人物，原因的少一半是官不算小，作到京兆尹，多一半是言行遠於世俗，清廉至於迂腐的程度，常常引人發笑。據說任京兆尹時期，春天出外幹什麼去了，碰巧這時候夫人從原籍來要錢，趁農忙之前修理住房。衙門管財務的人問明來意，由公款裏暫支與三百元，打發走了。過幾天，王鐵珊回來，管財務的人報告此事，意在表功，不想長官大怒，要懲治，連夫人也算犯罪，罪名是攜款潛逃，一時傳為笑談。他的這類故事多得很，再舉一件。他是馮玉祥的老師，因為操行嚴正，馮將軍非常尊重他。二十年代，馮將軍一度占領北京，想請老師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他堅辭。據說措辭是這樣：“我自信一生清廉，不愛財，不貪財。故宮寶物很多，我當然不會偷。可是故宮好書也多，我愛書，當然也不會偷。不過隻要一動心，我就完了(意思是不再是完人)，所以決定不幹。”曆史上記載的清廉，有些是假的，至少是誇大。王鐵珊不然，就我們所知的一點點看，是貨真價實。他晚年很窮苦，為了糊口，到輔仁大學教書，據聽過他課的蔡君說，冬天上課，總是穿那件灰布破皮袍，像是不能保暖，講幾句就掏出手帕擦鼻涕。就這樣不久作古了。夫人在原籍，後來不能活，來北京依靠二女兒，住在西院南房。有一年秋天，我的妻去看她，說了幾句安慰她的話。她說：“我比老頭子活著的時候好多了，你看，我現在能醃滿缸鹹菜，老頭子活著的時候可不成，他說那得多少錢，所以隻能醃半缸。我現在倒自由了。”妻回來說與我聽，我想起《韓非子·五蠹》裏的話：“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駕。”一時覺得“今之古人”的話並不都對，可是“古之今人”的話又說不通，可謂一筆糊塗賬，不禁失笑。
且說房東李太太雖係女流，身心卻都有乃父的風度：身，體格魁梧；心，正直而和善。李家經濟情況比較好，工資高，有房產，可以收租。在社會交往方麵，夫婦態度差別很大，李先生是楊朱派，願意盡量少惹事；李太太是墨翟派，兼愛，願意普度眾生。李先生要上班，白天不在家，於是李太太就有了英雄用武之地。院裏住戶不少，或這家或那家，總會出現這種病或那種病。李太太稍通醫道，於是聽到誰家有了病人，她就登門去探視，談治法，開藥方，推測無力醫治就送錢。臨走總是囑咐一句：“千萬不要讓李先生知道，他不讓我管閑事。”院裏一家姓於的，收入少，孩子多，不是窮就是病，李太太開的藥方最多，送的錢也最多。對於我家，大概知道我們對中藥興趣不大吧，開藥方次數不多。但我們都敬重她，因為知道她的誠厚為世間所罕見。譬如有一次，我的妻同她談閑話，說她的二兒媳為人不壞，她說：“你不要信她。那次她兒子拆公用廁所的磚，你攔阻，她一直恨你。”還有一次，我的一個同學來吃午飯，用他習慣的大嗓門說天說地。李太太聽見，以為是吵架，執意要來勸。兒女攔阻，李先生反對，才勉強作罷。事後，她的女兒當作笑話告訴我們，我們才知道。
想不到，她的誠厚也曾引來麻煩。文化大革命來了，風氣是批判，除了極個別的以外，任何人都被懷疑為壞人。李太太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自然要批判。挖掘材料，於是找到於家。於家女的不識字，自有應時義士代寫大字報，“揭發”不少開藥方送錢的事實，最後“上綱”，判定為“收買貧下中農”。幸而這個罪名連“被收買”的於家也不信，於是低頭而繼以忍，日久天長也就過去了。另一個風波是在“小組討論”中清算三代，她父親是官僚，當然是壞人，照規程應該“自動”批判。可是她說她父親是好人。自動不能完成，自然要“他動”批。發言的不少，絕大多數是用顛撲不破的理論證明，“作官的都騎在百姓頭上，沒一個好人。”少數略知情況的由另一個方麵立論，是凡清廉都是偽裝，實際必是貪汙。批到言無不盡的時候，問李太太有什麼感受，她仍堅持她父親是好人，一生清廉，沒貪過一文錢。到一天的末尾，隻好散會。第二天繼續，第三天繼續，情況還是這樣。難得結束，有個聰明人想個辦法，委托李先生開導她，意思是隻要說一句，那時候我年輕，不清楚，也許不好，就算完。下一天，大家懷著勝利結束的希望來開會，靜聽李太太的發言，是：“昨晚上李先生勸我，讓我說幾句假話，過去就得了。我不答應，氣得他擰我。擰我我也不能說假話，反正我爸爸是好人，一輩子清廉，沒貪過一文錢。”會就這樣以全場暗笑告終。
王門還有一個人，是李太太的胞弟，也值得提一下。這位先生文化不低，不知受了什麼刺激，精神出了毛病。五十年代，生活沒有著落，來投奔姐姐，住在外院一間小西房裏。孩子們叫他王瘋子，沒有人理他。他也粗壯，麵部沉鬱，總像是思索哲學問題的樣子。走路步法很特別，總是左足邁大步，曳著右足隨著向前移。他既不打人，又不罵人，有時自言自語，像是背什麼詩句。他雖然有病，可是言談舉止仍不乏嚴肅認真的風度，所以我總是客氣地對待他。他有時到我屋裏來，常是緊走到桌子跟前，用力拍一下桌子。我問他這是做什麼，他說：“拍案驚奇嘛。”我請他坐下，同他閑談。有時談到他父親的為人，他總是立刻站起來，略躬身，兩手下垂，像侍立的樣子，直到話題轉了才坐下。有時候，剛坐下，又談及，於是又站起來。碰巧這樣反複，簾後看著的孩子就哈哈大笑。他卻鄭重其事，認為理所當然。他體質好，飯量大，沒想到五十年代末，困難時期來了，人人缺糧，隻得各自吃自己能得的那一份。別人差得少，他差得多，終於沒有耐過去，死了。
六十年代末，我終於不得不遷到西郊，與住了三十多年的院落，以及可尊敬的李太太，離別了。此後，由於種種情況而自顧不暇，連再去看看舊居的餘裕也不再有。大概是七十年代末吧，一個舊鄰居來看我們，說李太太得了一點小病，大家都不以為意，可是竟越來越惡化，死了。得病初期，她曾讓家裏人給我們寫信，說很想我們，可是家裏人說，大家都忙，沒事，不必麻煩人，所以沒寫。我們聽了，心裏很不好過，死之前沒有再見她一麵，辜負她懷念的盛意，真對不起她。現在，又幾年過去了，有時想到她的為人，覺得應該紀念她，所以寫了這篇“秀才人情紙半張”的小文。
銀閘人物
銀閘是北京鄰近紫禁城東北角的一條小巷，北口外是大家熟知的“沙灘”，即北京大學所在地；曲折向東南，東口外是北河沿，推想原來一定有水閘在某處，早已沒有遺跡了。那是三十年代初，我住在巷內路南一個小院落裏。宅舍是北京下層居民的規格，方形的小庭院，北房三間，西端有門道，東西房各兩間，自然都是平房。我住在西房，大概有兩年吧，柴米油鹽，喜怒恩怨，大部分化為雲煙，隻有鄰居的兩個人，多年來影子一直在記憶中晃動。
一個是湖南人，男性，二十多歲，姓鄧，因為同院人都叫他老鄧，所以連名字也不記得了。他比我來這院較晚，住在北房東頭一間。大概是來北京找點出路，所以並未上學。生活費用由老家供應，不多，而且時間不準，所以常常貧乏。他的特點是十足的憨氣，臉上總是很嚴肅，即使別人同他開玩笑甚至耍戲他的時候也是這樣。他還沒結婚，有人問他想娶個什麼樣的，他說一要美麗，二要長發梳頭，三要纏腳，四要會詩詞歌賦。聽的人立刻想到，他心目中的如意佳人是崔鶯鶯、杜麗娘之流，不禁在背後暗笑。可是他很認真，說不是這樣的就終身不娶。
北房西頭住著一對夫婦。男的姓王，資本家的子弟，還在大學上學。女的姓吳，江南人，青樓出身，明媚俏麗，頗有河東君的風度，隻是天足而不纏腳，更不會詩詞歌賦。王為人馬馬虎虎，一切無所謂。吳有些孩氣，開朗，喜歡開開玩笑取樂。於是不知出於有意還是無意，吳向老鄧表示，她不想再同王混下去，如果老鄧願意，她可以扔開王，同老鄧白頭到老。老鄧立刻信以為真，於是作娶吳的準備，還常常同鄰居談他的香甜計劃。有一次，同鄰居的某人談這件事，某人說，吳長得不壞，人也爽快，隻是有缺點。他問什麼缺點，某人說，發太短，腳太大，而且不會詩詞歌賦。他直著眼癡呆了一會兒，沒說什麼，可是進取之心並沒減少，常常問吳什麼時候可以舍舊奔新。有一次，是當著我的麵催促吳，吳說：“老王還有半袋麵，等吃完了辦理，咱們可以省一點。”我回到自己屋，同妻談起這些話，兩個人都大笑。可是老鄧似乎完全相信，仍在癡心地等著。後來，半袋麵吃完了，吳終於告訴他，是“前言戲之耳”，這個玩笑才以悲劇告終。
推想老鄧受的打擊不小。有一天，他吃醉酒回來，將近半夜，全院聽見他在屋裏高聲自語：“現在什麼時候?現在十八點。再來一杯。”這樣反複說，足有個把鍾頭吧，才沉寂了。我同妻說，老鄧準是醉後昏迷了。第二天早晨，大家忙著去看他，他不改常態，仍然那麼嚴肅，深思的樣子，問他，才知道喝的是水。
此後不久，他就遷走了，聽別人說是住在東城某胡同。又過了不久，接到他某日在某飯莊結婚的請帖。到那天，我恰巧有事，不能去祝賀。老王去了，我問老王新娘怎麼樣。老王說，相當難看，而且短發大腳，沒有什麼文化。又不久，也許因為事與願違，心灰意冷吧，聽說他回湖南老家了。他沒有來辭行，我們就這樣分別了。又過了幾年，聽一個由湖南來的誰說，老鄧作古了。死前生活怎麼樣，何因致死，都不知道；可以推知的是仍然懷有永遠不會成為現實的幻想。“百歲應多未了緣”(清徐大椿詩)，人生不過如此，也隻好這樣安息了。
再說另一個，女性，也是二十多歲，在我的記憶裏是曇花一現的人物，姓什麼不知道，從哪裏來到哪裏去也不知道。隻記得中等身材，消瘦，衣服樣式有些特別，性情冷漠，很少出屋，幾乎沒有同鄰人說過話，她有男人，三十多歲的樣子，有些土氣，像是塞外什麼地方來的，也不同鄰人說話。他們租住東房，不過一兩個月就遷走了。用北京人好客好閑談的標準衡量，這家人“死硬”，外地氣重，簡直是格格不入。這樣過了些日子，有一天，我回來，妻急著告訴我，說同東房那個女的談了話，真把人笑死。我問是什麼話，妻說：“她家男人出去了，看我一個人在院裏，就叫我進她屋，請我坐下。然後她坐在我麵前，恭恭敬敬地說：‘請問這位娘子尊姓大名，仙鄉何處。’我幾乎笑出來，胡亂應酬幾句趕緊跑出來。”我聽了，也覺得有些可笑，但更多的是感到驚疑，她是個什麼樣的人呢?顯然，她自以為還是住在章回小說和雜劇傳奇的世界裏，自己是小說戲劇裏的，街頭巷尾的所遇也應該是小說戲劇裏的。可是，我們慚愧，是世俗人，離小說戲劇太遠，因而就不敢再去交談。不久，他們離開這院落，正如暗夜的流星，一閃，無影無蹤了。
寄寓京華超過半個世紀，我接觸的人不少，像這兩位銀閘人物還是希有的。他們是住在離塵世較遠的詩化的或說幻想的世界裏，雖然生涯近於捕風捉影，但是經常望影而想捕，也是不無可取的吧?這有時使我想到塞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訶德和桑丘·潘沙，堂吉訶德持長槍，騎瘦馬，時時在向“理想”世界衝，桑丘·潘沙則處處告誡主人，這個世界是“現實”的，並沒有什麼神奇，究竟是主人對呢還是仆人對呢?可惜這兩位銀閘人物往矣，聽聽他們高論的機會不再有了。
東謝西謝
東謝西謝是北京兩個小舊書畫鋪的主人，東謝是謝錫三，西謝是謝子陶。推想都是以字行；至於名，一般顧客就無緣知道了。分東西，是就鋪子的地點說的：東謝的名永光閣，在東四牌樓北不遠路西；西謝的名悅雅堂，在西四牌樓北相當遠(靠近太平倉)路西。都是一間門麵，自東自掌，沒有夥計。總之，都是簡陋的小鋪。可是因為經營的是舊書畫，在文人墨客的隊伍裏名氣卻大，甚至可以說地位卻高，因為少則三天五天，多則十天半個月，總不能不到他們那裏坐坐，問問新的情況。
東謝是山東人，粗率，喜歡開玩笑，登門坐坐的人常常引西謝來嘲弄他：或者說“東謝不如西謝”，或者說“一蟹不如一蟹”。對此，東謝總是搖頭否認，理由大概是：西謝不過是商販，而他，則風雅，地位應在商賈以上。他這樣想，也不無道理。據說，他原是開飯館的，畫家溥心有時到他那裏吃飯，他客氣招待，盡量接近，終於拉上關係，成了溥的門外弟子，學畫，學寫。他的畫，我沒見過；卻知道他頗以能寫大字自負，離他鋪子不遠的北鄰，忘記是什麼商店，匾額就是他寫的。字如其人，也是粗率有餘而潤澤不足。
不知道由於什麼機緣，他舍腸胃食糧而經營心目食糧了，於是就成為永光閣的主人，他的粗率、爽直、不拘形跡給他帶來許多方便和一團熱鬧。那時候，北京的各處不乏遺老遺少，他們有閑，多數喜歡書畫，少數還略有收藏，於是飽食之餘，就慣於到他的鋪子裏安坐，看壁上掛的書畫，品頭論足，評定真假，有時言不及義，傳些街巷瑣聞，或以鋪主人為話題說說笑話。對於這類的近於惡作劇，東謝一貫是處之泰然，甚至隨波逐流，也加油加醋。我有時想，專就這一點說，東謝簡直是六朝人物，可以寫入《世說新語》的“雅量”門了。
也許就是由於人緣好，遇事無可無不可，他的營業形式擴大了，不隻買了賣，還寄售。比如有人送來一張畫，說希望得十元，他就可以定十二三元，何時賣出何時付款，賣不出去畫由原主取回。據我所知，他的眼力很不高明。但他虛心、爽直，經常是接受閑談客的意見，認定某件是真是假，並把他的心裏話告訴顧客。也許就是因為他眼力有限，他的進貨辦法就成為信天翁式，坐等而不到各處去搜羅。這結果是貨源不充足，獲得佳品的可能性比較少。記得隻有一次，我在他那裏見到一幅王蓬心(宸)畫的山水橫披，題材是朋友的別墅，用枯墨皴染，筆畫老辣而意境幽遠，堪稱妙品。索價十五元，說原主必須得十三元，所以不能再降。其時我正在為妻子的衣食掙紮，所以愛而不能不放棄。現在回想，出入永光閣，時間也不算短，所得卻很少，不過是翁方綱書鬥方一件和端硯一方等數種而已。值得紀念的是閣主的為人，商人而沒有商氣。到五十年代前期，永光閣歇業，這位奇人就不再看見了。
悅雅堂，就地址說與永光閣東西相背。就主人的為人說也是相背：東謝可以入《世說新語》，西謝不能，因為他是商人而富於商氣。他是北京人，出身於舊書畫鋪的學徒，本領都是由掌櫃那裏學來的。他勤勉，每天起早跑小市，到舊貨攤上去搜羅。應酬顧客，是機警而不爽直。其一是看人下菜碟，上等貨隻給上等顧客看；一般顧客就等而下之。其二是可以說門麵話的時候盡量少說心裏話，以求次貨也可以賣出去。其三是麵上總是和和氣氣而心裏卻利害分明。關於這些，常去的顧客自然都清楚，但他手裏常常有新貨，“有羨魚情”的人們就欲裹足不前而不得，這用俗話說是店大欺客。自然，客也有大的，比如有一次他同我說，他開了眼，是某有高位的人來，讓他看個手卷，打開一看，原來是李白《上陽台》真跡。其實，據我所知，他因為文化程度不高，眼力也並不很高。這有兩方麵的事例可以為證。一方麵，有時把假的看成真的，如給我看的劉石庵和莫友芝的兩件，他相信是真的，索價相當高，卻有皮肉而無筋骨，顯然是假的。更嚴重的是另一方麵，把真的看成假的。有一次，我到一位喜歡書畫的朋友李君家裏去，看見壁上鏡框裏裝著一個橫幅，是趙孟、文徵明、王登三位大名家寫的關於蘇書的題跋，字很精，尤其文的小楷，在文的字裏也是至精品。我很驚訝，問是哪裏來的。他說是由悅雅堂買的，謝子陶當假的，隻兩塊錢。我說，像老謝這樣學徒出身的就容易這樣，心裏總是橫著師傅的教條：凡是趙子昂款的都是假的，因為名頭太大，年代太遠，不可能是真的。這就是信耳朵而不信眼睛。不久果然證明了，是徐邦達先生去串門，也看見，疑惑是《治平帖》的跋，借到故宮一對，一點不錯。推測是清末民初太監偷出去的，不知怎麼輾轉流離，竟到謝子陶手裏。於是李君隻好敬獻，使之破鏡重圓。
不過無論如何，西謝的機遇加機警成為他生存騰達的本錢。五十年代前期，東謝銷聲匿跡的時候，他也曾風雨飄搖，鋪子撤消，人移到京北某地學習，改造思想。李君告訴我，是也常到悅雅堂看看的某有高位的人聽說此事，用電話責問處理此事的人，說：“你說不需要，人民需要。五六十歲的老頭子，有什麼可改造的!”於是情況突變，不久鋪子恢複，並且變小邦為大國，在原址以北，護國寺西口略北對麵，一處輝煌的水泥大鋪麵，門口掛上新寫的悅雅堂大匾。人員增多，因而老謝可以後麵安坐，不起早跑小市了。這樣一來，可以想見，店大欺客的情勢就更加顯著。我有時路過那裏，進去看看，就再也見不到當年那樣的笑臉，由後麵抱出幾件，請坐在桌旁慢慢相看的事就更不再有。幾年之後，老謝退休了。一次我在新街口遇見他，臃腫，遲鈍，昔年的精明像是完全消失。他頗有懷舊之意，請我到他家坐坐，說就住在北邊不遠。我婉言辭謝，於是作別，以後就沒有再看見他。不久，文化大革命來了，新的悅雅堂也閉了門。
一晃二十年過去，有時想到當年的逛小鋪生涯，東謝西謝的形影就湧上心頭；有時整理雜物，遇到一些破舊但值得欣賞的書畫之類，就更禁不住想到他們。永光閣和悅雅堂往矣；如果閣主東謝和堂主西謝還健在，大概都近於九十了吧?
家鄉三李
通常說“三李”是指唐朝的三位詩人：李白、李賀和李商隱。那用西方的說法，都是頭頂桂冠的人物。我這裏說的“三李”與那三位地位正好相反，不是處於高的一端，而是處於低的一端。他們是住在我們小村莊裏的外來人，屬於舊時代乞丐群裏的人物，連名也不為人所知，大家都隻稱姓，曰大李、醉李和二李。
我們的小村莊在京津間運河以東，從西往東再往北折，曲尺形的一條街，不過四五十戶人家。可是其東不過一裏就是鎮，有商店，可以容易地買到米麵、肉食，直到美孚煤油和太古白糖。是我很年幼的時期，村裏出了個由鄉人看來很騰達的人物，先是上日本士官學校，以後從戎，一直做到雜牌軍的師長。做了官，有勢，有錢，在那時候，除了蓋房、買地、娶小老婆之外，還要修祠堂，慎終追遠，光宗耀祖。於是在村西頭坐北向南修了四合院式的祠堂。祠堂之東是關帝老爺的廟，隻有一間，關帝與周倉、關平合住，看來鬼較之神是後來居上了。祠堂每年不過熱鬧兩次，清明節和年節，平時則無用，冷冷清清。不知是想廢物利用還是別有機緣，在我上小學時期，裏麵住了外來的一夥人，當時通稱為“化(讀花)子”。總數五六個，當然都是男性，其中給人印象深的是三個人，都姓李。
舊時代，靠乞討維持生活的人，數量不少，種類也不少。最高的是所謂出家人，包括和尚、尼姑和道士。據說他們可以使活人得福，死人免罪，因而不能不受到特殊的尊敬：要稱為師傅，送錢送米名為供養。總之，論“名”而不問“實”，他們不屬於乞丐的一群。當然，這是唯心主義的分類法，這且不管。且說算作乞丐的，明顯地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單幹戶，沿街挨門乞討，辦法是站在門口，麵對內院，用較響的聲音說：“老爺太太，行點好吧，給點吃的吧!”另一類是有組織的，共同住在一起，並不挨門乞討，因而也不喊老爺太太。他們奔走附近各村，幫助辦理紅白喜事等雜務，有的還能說書唱曲，做富翁的幫閑，甚至經營流動的商業，逢年過節，各戶要主動準備食品，由他們上門來收。這兩類有高下之分。呼人為老爺太太的是甘居下流，鄉人習慣稱為“要飯的”，給人的印象是已經沒落到毫無辦法。另一類是很有辦法，地位當然高多了，鄉人習慣稱為“化子”。自然，這分別是由來已久的，《今古奇觀·金玉奴棒打薄情郎》，金玉奴的爸爸金老大位為“團頭”，幹的就是這種行業。這個職位還是依法傳遞的，所以有職位的憑證，就是京劇《拜杆》之“杆”。三李這個團體有沒有杆，我沒聽說過，反正他們地位高，是化子，不是要飯的。
他們住在祠堂的西房，每天做些什麼，不能詳知。隻知道他們相當忙，上午分別外出，回來或早或晚，食品不缺，日子過得相當熱鬧。像是還有些錢，記得每年夏天都買賣西瓜，由瓜地統購，在祠堂零銷。
首領是大李，四十多歲，中等身材，略胖。隻記得他頗有政客的風度，喜怒不形於色，與鄉人交往是不亢不卑。這大概就是他所以能夠充當首領的原因之一，除穩健以外，性情像是沒有特點，沒有特點正是他的特點。
醉李正好相反，是不隻有特點，而且特點非常突出。他年歲、身材、胖瘦，都同大李差不多，隻是麵色總是紅紅的，因為無時不在醉中。他像是不大出門，也不慣於同鄉人應酬，惟一的活動是留守，喝酒。這樣多的酒，難道都是乞討來的?共同過乞討生活，容許他這樣獨享其樂，這是怎麼回事?關於這些，我都說不清楚。但他如此這般地獨享其樂則是鄉人都知道的，所以稱他為醉李。他們在祠堂連續住了幾年，中間忽然發生一件奇事，使鄉人大吃一驚。是忽然來一輛雙套(轅前再加一匹騾)轎車(富人用的載人車)，說是從(運)河西什麼村來的，接醉李回家參加他侄子的婚禮。至此，鄉人才知道醉李原來如此不凡，家裏竟是大闊特闊。有人想，他也許因為什麼事賭氣出來，這回當然可以回去過富家翁生活了。可是萬沒想到，醉李謝絕了，還是住在祠堂裏，每天喝他的酒。現在想，北京陶然亭有醉郭墓，據說這郭某是清末人，特點就是長醉不醒，於是死後成為北京一景。醉李就正是這樣的人物，可惜他不住在京城，又沒有在一地全始全終，於是就喪失了修墓成為一景的資格。
二李年輕，那時候不過二十多歲，來自何方不記得了，大概也不會很遠。外貌與那兩位大不同，清俊而秀雅，用《史記》的現成話形容，是“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人很聰明，能說能唱，常常從我家借長衫，到附近村莊去表演。村裏人都喜歡他，對於他有才而屈居下層總感到迷惑不解。他在村裏住了幾年，隨著集體離開，漸漸，鄉人就也把他忘了。
二十年過去了，到四十年代後期，村裏有人到北京來，見到我，說西單商場有個說相聲的，藝名“大麵包”，就是當年住我們村那個二李，問我知道不知道，我說我在西單商場見過此人，胖得頭如大圓球，兩眼眯成一條縫，那會是二李嗎?他說沒問題，吃得好了，發福了。過些時候，我到西單商場去逛書店，特意到東部空場，想看看大麵包是否還有當年二李的遺韻。很不巧，那個場子冷冷清清，周圍板凳上隻有幾位聽客，場中間站著一個人，想是大麵包的夥伴，正在開始說單口相聲。開場白提到大麵包，說：“我們說相聲的，不管有人聽沒人聽，到時候也得說。比如大麵包，連著三天不露，人家就要說，準是痰火了。”周圍遊蕩的人隨著一笑，有的入內坐下。我是想比較一下大麵包和二李，知道他沒有真痰火，也就心安而去。但此後就沒有再看見他，名演員而銷聲匿跡，也許真就病廢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