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二故人夢影(3 / 3)

閑話說了不少,應該總括一下,是與葉老交往近四十年,受到的教益太多了。慚愧的是感激而未能躬行,甚至望道而未之見。勉強可以自慰的也許隻是,還知道感激,還知道望;並且寫了紀念文章,不是一篇,而是兩篇。

汪大娘

我既冠之年來北京,認識旗下人不算少。印象呢,也是說來話長。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我知道。但這也不好就以之為證來個一邊倒的論斷,因為據李圭《思痛記》一類書所記,創點天燈之法、以殺婦孺為樂的並不是旗下人,而是炎黃子孫。根據法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至多也隻能判各打五十大板。在這類事情上,我們最好還是,或說不得不,依聖人之道,既往不咎。那就說“來”。高高在上的,雍正皇帝,乾隆皇帝,都夠厲害,但無論如何,與朱元璋及其公子朱棣相比,總是小巫見大巫。這樣,也就可以輕輕放過。還是往下看,男如納蘭成德,女如顧太清,說句不怕人恥笑的話,我都很喜歡。再往下,就碰到餘及見之的一些人,取其大略而言,生活態度,舉止風度,都偏於細致,雅馴;也不能不柴米油鹽,但大多有超過柴米油鹽的所好;待人溫和有禮,卻像是出於本然;總而言之,是有王謝氣。

有王謝氣,也許就值得寫入《世說新語》。我前幾年寫《負暄瑣話》,東施效顰,筆下也曾出現一些旗下人。但那都是有或略有社會之名的。清一色,就可能引來希圖文以人傳甚至勢利眼之譏。所以要補救,寫一些無社會之名的,哪怕一位也好。搜羅,由近而遠,第一個在記憶中出現的就是這位汪大娘。但寫她也有困難,是超過日常生活的事跡太少。怎麼辦?還是決定寫。理由有二:一來於兵家,曰出奇製勝,很多大手筆寫大人大事,我偏寫小人小事;二來於小說家,曰有話即長,無話即短。

言歸正傳,且說這位汪大娘是我城內故居主人李家的用人,隻管做飯的用人。汪後加大娘,推想姓是男家的。我三十年代末由西城一友人家借住遷入北城李家,開始認識汪大娘,那時她四十多歲。人中等身材,偏於瘦;樸實,沒有一點聰明精幹氣;很少嘻笑,但持重中隱藏著不少的溫和。目力不好,聽說曾經把抹布煮在粥鍋裏。像有些婦女一樣,過日子有舍身精神,永遠不閑著。不記得她有請假回家的事,大概男人早已作古了吧。後來知道有個女兒,住在永定門外,像是也很少來往。李家人不少,夫婦之外,子二女三,逐漸都成婚傳代,三頓飯,活兒不輕。活兒輕重是小事,還有大的。李家是漢族,夫婦都是進士之後,門第不低。不過不管門第如何高,這出身總是旗下人的皇帝所賜。而今,旗下人成為用人,並且依世俗之例,呼家主人夫婦為老爺、太太,子為少爺,女為小姐,子婦為少奶奶,真是翻了天,覆了地,使人不禁想到杜老《哀王孫》的詩,“但道困苦乞為奴”,不能不感慨係之了。

以下更歸正傳,說汪大娘的行事。勤勉,不希奇,可不在話下。希奇的是身份為外人卻絲毫不見外。她主一家衣食住行的食政,食要怎樣安排,仿佛指導原則不是主人夫婦的意願,而是她心中的常理。她覺得她同樣是家中的一員,食,她管,別人可以發表意見,可以共同商討,但最後要由她作主。具體說,是離開常規不成,浪費不成,她剛來的時候,推想家裏人可能感到不習慣,但汪大娘是隻注意常理不管別人習慣的,日久天長,雜七雜八的習慣終於被她的正氣憨氣壓服,隻好都依她。兩三年前,我們夫婦往天津,見到李家的長媳張玉婷,汪大娘呼為大少奶奶的,閑談,說到汪大娘,她說:“我們都怕她,到廚房去拿個碗,不問她也不敢拿。孩子們更不成,如果淘氣,她看不過,還打呢。所以孩子們都不敢到廚房去鬧。她人真好,一輩子沒見過比她更直的。”

李家房子多,自己住正院,其餘前院、後院、東西跨院的房子,大部分出租。門戶多,住時間長的,跟汪大娘熟了,家裏有什麼事,她也管。當然都是善意的。比如有個時期,我不知道腸胃出了什麼毛病,不喜歡吃餃子。情況傳到汪大娘那裏,她有意見,說:“還有比煮餑餑(旗下人稱水餃)更好吃的,不愛吃,真怪!”我,至少口頭上,習慣也被她的正氣和憨氣壓服,讓家裏人告訴她,是一時有點胃病,過些日子會好的。

汪大娘也有使人費心的時候。是一年夏天,衛生的要求緊起來,街道主其事的人挨門挨戶傳達,要防四種病。如何防,第一,也許是惟一的要求,是記牢那四種病名,而且過兩三天一定來查問。李家上上下下著了慌,是惟恐汪大娘記不住。解救之道同於應付高考,是抓緊時間溫習。小姐,少奶奶,以及上了學的孩子們,車輪戰法,幫助汪大娘背。費了很大力量,都認為可以了。不想查問的人晚來一兩天,偏偏先到廚房去問她。她以為這必是關係重大,一急,忘了。由嚴重的病入手想,好容易想起一種,說:“大頭嗡。”查問的人化嚴厲為大笑,一個難關總算渡過去。

還有更大的難關,是她因年高辭謝到女兒家養老、文革的暴風刮起來的時候。李家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當然要深入調查罪狀。汪大娘曾經是用人,依常情,會有仇恨,知道得多,自然是最理想的詢問對象。聽街道的人說,去了不隻一次。不幸這位汪大娘沒學過階級鬥爭的理論,又不識時務,所以總是所答非所求,比如人家帶有啟發性地問:“你伺候他們,總吃了不少苦吧?”她答:“一點不苦。我們老爺太太待我很好。他們都是好人。連孩子們也不壞,他們不敢到廚房淘氣。”不但啟發沒有收效,連早已教她不要再稱呼的“老爺太太”也冒出來了。煞費苦心啟發的人哭笑不得,最終確認她竟不像留侯那樣“孺子可教”,隻好不再來,又一個難關平安地渡過去。

最後說說年高辭謝,嚴格說是被動的,她舍不得走,全院的人也都舍不得她走。但人的年壽和精力是有限的,到必須休息的時候就不能不休息。為了表示歡送,李家除了給她一些錢之外,還讓孩子們帶她到附近的名勝逛逛。一問,才知道她年及古稀,還沒到過故宮。我吃了比她多讀幾本書的虧,聽到這件事,反而有些輕微的黍離、麥秀之思,秀才人情,心裏叨念一句:“汪大娘不識字,有福了!”那幾天,汪大娘將要離去成為全院的大事,太太們和老太太們都找她去閑談,問她女兒的住址,說有機會一定去看她。

我們也抄來住址。但不湊巧,還沒鼓起勇氣前往的時候,文革的大風暴來了。其後是自顧不暇,幾乎連去看看的念頭也消滅了。一晃十幾年過去,風停雨霽,人人有了明天還可以喝清茶看明月的安全感,我們不由得又想到這位可敬的汪大娘,她還健在嗎?還住在她女兒那裏嗎?因為已經有了幾次叩門“人麵不知何處去”的傷痛經驗,我們沒有敢去。但她的正直、質樸、寬厚,隻顧別人、不顧自己的少見的形象,總在我們心中徘徊;還常常使我想到一個問題,是:常說的所謂讀書明理,它的可信程度究竟有多大呢?

王門汲碎

一九三八年初,以連續的機緣,我遷到北京鼓樓以西、後海以北的一條胡同住。房的東鄰是頗為有名的廣化寺,民國初年,北京圖書館曾經短期在這裏,因而文化界的大名人,如繆荃孫、魯迅等,經常到這裏來。我租的房,據說清末民初還是個窮王府,因落魄而售與我的房東李姓。李四十歲上下,在某車廠任廠長。人嚴肅,有些近於板滯,同院住戶稱之為李先生。他的夫人王氏,身體粗壯,表情嚴肅認真,院裏人都叫她李太太。這認真的背後好像藏有熱心的力量,所以給人的印象是寬厚而迂闊。

住了一個時期,才知道李太太原來是王鐵珊的二女兒,名用。王鐵珊,名瑚,定州人,推想或是刻《畿輔叢書》的定州王氏的後代。他是清光緒二十年甲午恩科進士,與張謇(狀元)同榜,李先生的父親也是進士,想是由於這種關係兩家才結了親。

王鐵珊在民初是相當有名的人物,原因的少一半是官不算小,作到京兆尹,多一半是言行遠於世俗,清廉至於迂腐的程度,常常引人發笑。據說任京兆尹時期,春天出外幹什麼去了,碰巧這時候夫人從原籍來要錢,趁農忙之前修理住房。衙門管財務的人問明來意,由公款裏暫支與三百元,打發走了。過幾天,王鐵珊回來,管財務的人報告此事,意在表功,不想長官大怒,要懲治,連夫人也算犯罪,罪名是攜款潛逃,一時傳為笑談。他的這類故事多得很,再舉一件。他是馮玉祥的老師,因為操行嚴正,馮將軍非常尊重他。二十年代,馮將軍一度占領北京,想請老師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他堅辭。據說措辭是這樣:“我自信一生清廉,不愛財,不貪財。故宮寶物很多,我當然不會偷。可是故宮好書也多,我愛書,當然也不會偷。不過隻要一動心,我就完了(意思是不再是完人),所以決定不幹。”曆史上記載的清廉,有些是假的,至少是誇大。王鐵珊不然,就我們所知的一點點看,是貨真價實。他晚年很窮苦,為了糊口,到輔仁大學教書,據聽過他課的蔡君說,冬天上課,總是穿那件灰布破皮袍,像是不能保暖,講幾句就掏出手帕擦鼻涕。就這樣不久作古了。夫人在原籍,後來不能活,來北京依靠二女兒,住在西院南房。有一年秋天,我的妻去看她,說了幾句安慰她的話。她說:“我比老頭子活著的時候好多了,你看,我現在能醃滿缸鹹菜,老頭子活著的時候可不成,他說那得多少錢,所以隻能醃半缸。我現在倒自由了。”妻回來說與我聽,我想起《韓非子·五蠹》裏的話:“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駕。”一時覺得“今之古人”的話並不都對,可是“古之今人”的話又說不通,可謂一筆糊塗賬,不禁失笑。

且說房東李太太雖係女流,身心卻都有乃父的風度:身,體格魁梧;心,正直而和善。李家經濟情況比較好,工資高,有房產,可以收租。在社會交往方麵,夫婦態度差別很大,李先生是楊朱派,願意盡量少惹事;李太太是墨翟派,兼愛,願意普度眾生。李先生要上班,白天不在家,於是李太太就有了英雄用武之地。院裏住戶不少,或這家或那家,總會出現這種病或那種病。李太太稍通醫道,於是聽到誰家有了病人,她就登門去探視,談治法,開藥方,推測無力醫治就送錢。臨走總是囑咐一句:“千萬不要讓李先生知道,他不讓我管閑事。”院裏一家姓於的,收入少,孩子多,不是窮就是病,李太太開的藥方最多,送的錢也最多。對於我家,大概知道我們對中藥興趣不大吧,開藥方次數不多。但我們都敬重她,因為知道她的誠厚為世間所罕見。譬如有一次,我的妻同她談閑話,說她的二兒媳為人不壞,她說:“你不要信她。那次她兒子拆公用廁所的磚,你攔阻,她一直恨你。”還有一次,我的一個同學來吃午飯,用他習慣的大嗓門說天說地。李太太聽見,以為是吵架,執意要來勸。兒女攔阻,李先生反對,才勉強作罷。事後,她的女兒當作笑話告訴我們,我們才知道。

想不到,她的誠厚也曾引來麻煩。文化大革命來了,風氣是批判,除了極個別的以外,任何人都被懷疑為壞人。李太太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自然要批判。挖掘材料,於是找到於家。於家女的不識字,自有應時義士代寫大字報,“揭發”不少開藥方送錢的事實,最後“上綱”,判定為“收買貧下中農”。幸而這個罪名連“被收買”的於家也不信,於是低頭而繼以忍,日久天長也就過去了。另一個風波是在“小組討論”中清算三代,她父親是官僚,當然是壞人,照規程應該“自動”批判。可是她說她父親是好人。自動不能完成,自然要“他動”批。發言的不少,絕大多數是用顛撲不破的理論證明,“作官的都騎在百姓頭上,沒一個好人。”少數略知情況的由另一個方麵立論,是凡清廉都是偽裝,實際必是貪汙。批到言無不盡的時候,問李太太有什麼感受,她仍堅持她父親是好人,一生清廉,沒貪過一文錢。到一天的末尾,隻好散會。第二天繼續,第三天繼續,情況還是這樣。難得結束,有個聰明人想個辦法,委托李先生開導她,意思是隻要說一句,那時候我年輕,不清楚,也許不好,就算完。下一天,大家懷著勝利結束的希望來開會,靜聽李太太的發言,是:“昨晚上李先生勸我,讓我說幾句假話,過去就得了。我不答應,氣得他擰我。擰我我也不能說假話,反正我爸爸是好人,一輩子清廉,沒貪過一文錢。”會就這樣以全場暗笑告終。

王門還有一個人,是李太太的胞弟,也值得提一下。這位先生文化不低,不知受了什麼刺激,精神出了毛病。五十年代,生活沒有著落,來投奔姐姐,住在外院一間小西房裏。孩子們叫他王瘋子,沒有人理他。他也粗壯,麵部沉鬱,總像是思索哲學問題的樣子。走路步法很特別,總是左足邁大步,曳著右足隨著向前移。他既不打人,又不罵人,有時自言自語,像是背什麼詩句。他雖然有病,可是言談舉止仍不乏嚴肅認真的風度,所以我總是客氣地對待他。他有時到我屋裏來,常是緊走到桌子跟前,用力拍一下桌子。我問他這是做什麼,他說:“拍案驚奇嘛。”我請他坐下,同他閑談。有時談到他父親的為人,他總是立刻站起來,略躬身,兩手下垂,像侍立的樣子,直到話題轉了才坐下。有時候,剛坐下,又談及,於是又站起來。碰巧這樣反複,簾後看著的孩子就哈哈大笑。他卻鄭重其事,認為理所當然。他體質好,飯量大,沒想到五十年代末,困難時期來了,人人缺糧,隻得各自吃自己能得的那一份。別人差得少,他差得多,終於沒有耐過去,死了。

六十年代末,我終於不得不遷到西郊,與住了三十多年的院落,以及可尊敬的李太太,離別了。此後,由於種種情況而自顧不暇,連再去看看舊居的餘裕也不再有。大概是七十年代末吧,一個舊鄰居來看我們,說李太太得了一點小病,大家都不以為意,可是竟越來越惡化,死了。得病初期,她曾讓家裏人給我們寫信,說很想我們,可是家裏人說,大家都忙,沒事,不必麻煩人,所以沒寫。我們聽了,心裏很不好過,死之前沒有再見她一麵,辜負她懷念的盛意,真對不起她。現在,又幾年過去了,有時想到她的為人,覺得應該紀念她,所以寫了這篇“秀才人情紙半張”的小文。

銀閘人物

銀閘是北京鄰近紫禁城東北角的一條小巷,北口外是大家熟知的“沙灘”,即北京大學所在地;曲折向東南,東口外是北河沿,推想原來一定有水閘在某處,早已沒有遺跡了。那是三十年代初,我住在巷內路南一個小院落裏。宅舍是北京下層居民的規格,方形的小庭院,北房三間,西端有門道,東西房各兩間,自然都是平房。我住在西房,大概有兩年吧,柴米油鹽,喜怒恩怨,大部分化為雲煙,隻有鄰居的兩個人,多年來影子一直在記憶中晃動。

一個是湖南人,男性,二十多歲,姓鄧,因為同院人都叫他老鄧,所以連名字也不記得了。他比我來這院較晚,住在北房東頭一間。大概是來北京找點出路,所以並未上學。生活費用由老家供應,不多,而且時間不準,所以常常貧乏。他的特點是十足的憨氣,臉上總是很嚴肅,即使別人同他開玩笑甚至耍戲他的時候也是這樣。他還沒結婚,有人問他想娶個什麼樣的,他說一要美麗,二要長發梳頭,三要纏腳,四要會詩詞歌賦。聽的人立刻想到,他心目中的如意佳人是崔鶯鶯、杜麗娘之流,不禁在背後暗笑。可是他很認真,說不是這樣的就終身不娶。

北房西頭住著一對夫婦。男的姓王,資本家的子弟,還在大學上學。女的姓吳,江南人,青樓出身,明媚俏麗,頗有河東君的風度,隻是天足而不纏腳,更不會詩詞歌賦。王為人馬馬虎虎,一切無所謂。吳有些孩氣,開朗,喜歡開開玩笑取樂。於是不知出於有意還是無意,吳向老鄧表示,她不想再同王混下去,如果老鄧願意,她可以扔開王,同老鄧白頭到老。老鄧立刻信以為真,於是作娶吳的準備,還常常同鄰居談他的香甜計劃。有一次,同鄰居的某人談這件事,某人說,吳長得不壞,人也爽快,隻是有缺點。他問什麼缺點,某人說,發太短,腳太大,而且不會詩詞歌賦。他直著眼癡呆了一會兒,沒說什麼,可是進取之心並沒減少,常常問吳什麼時候可以舍舊奔新。有一次,是當著我的麵催促吳,吳說:“老王還有半袋麵,等吃完了辦理,咱們可以省一點。”我回到自己屋,同妻談起這些話,兩個人都大笑。可是老鄧似乎完全相信,仍在癡心地等著。後來,半袋麵吃完了,吳終於告訴他,是“前言戲之耳”,這個玩笑才以悲劇告終。

推想老鄧受的打擊不小。有一天,他吃醉酒回來,將近半夜,全院聽見他在屋裏高聲自語:“現在什麼時候?現在十八點。再來一杯。”這樣反複說,足有個把鍾頭吧,才沉寂了。我同妻說,老鄧準是醉後昏迷了。第二天早晨,大家忙著去看他,他不改常態,仍然那麼嚴肅,深思的樣子,問他,才知道喝的是水。

此後不久,他就遷走了,聽別人說是住在東城某胡同。又過了不久,接到他某日在某飯莊結婚的請帖。到那天,我恰巧有事,不能去祝賀。老王去了,我問老王新娘怎麼樣。老王說,相當難看,而且短發大腳,沒有什麼文化。又不久,也許因為事與願違,心灰意冷吧,聽說他回湖南老家了。他沒有來辭行,我們就這樣分別了。又過了幾年,聽一個由湖南來的誰說,老鄧作古了。死前生活怎麼樣,何因致死,都不知道;可以推知的是仍然懷有永遠不會成為現實的幻想。“百歲應多未了緣”(清徐大椿詩),人生不過如此,也隻好這樣安息了。

再說另一個,女性,也是二十多歲,在我的記憶裏是曇花一現的人物,姓什麼不知道,從哪裏來到哪裏去也不知道。隻記得中等身材,消瘦,衣服樣式有些特別,性情冷漠,很少出屋,幾乎沒有同鄰人說過話,她有男人,三十多歲的樣子,有些土氣,像是塞外什麼地方來的,也不同鄰人說話。他們租住東房,不過一兩個月就遷走了。用北京人好客好閑談的標準衡量,這家人“死硬”,外地氣重,簡直是格格不入。這樣過了些日子,有一天,我回來,妻急著告訴我,說同東房那個女的談了話,真把人笑死。我問是什麼話,妻說:“她家男人出去了,看我一個人在院裏,就叫我進她屋,請我坐下。然後她坐在我麵前,恭恭敬敬地說:‘請問這位娘子尊姓大名,仙鄉何處。’我幾乎笑出來,胡亂應酬幾句趕緊跑出來。”我聽了,也覺得有些可笑,但更多的是感到驚疑,她是個什麼樣的人呢?顯然,她自以為還是住在章回小說和雜劇傳奇的世界裏,自己是小說戲劇裏的,街頭巷尾的所遇也應該是小說戲劇裏的。可是,我們慚愧,是世俗人,離小說戲劇太遠,因而就不敢再去交談。不久,他們離開這院落,正如暗夜的流星,一閃,無影無蹤了。

寄寓京華超過半個世紀,我接觸的人不少,像這兩位銀閘人物還是希有的。他們是住在離塵世較遠的詩化的或說幻想的世界裏,雖然生涯近於捕風捉影,但是經常望影而想捕,也是不無可取的吧?這有時使我想到塞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訶德和桑丘·潘沙,堂吉訶德持長槍,騎瘦馬,時時在向“理想”世界衝,桑丘·潘沙則處處告誡主人,這個世界是“現實”的,並沒有什麼神奇,究竟是主人對呢還是仆人對呢?可惜這兩位銀閘人物往矣,聽聽他們高論的機會不再有了。

東謝西謝

東謝西謝是北京兩個小舊書畫鋪的主人,東謝是謝錫三,西謝是謝子陶。推想都是以字行;至於名,一般顧客就無緣知道了。分東西,是就鋪子的地點說的:東謝的名永光閣,在東四牌樓北不遠路西;西謝的名悅雅堂,在西四牌樓北相當遠(靠近太平倉)路西。都是一間門麵,自東自掌,沒有夥計。總之,都是簡陋的小鋪。可是因為經營的是舊書畫,在文人墨客的隊伍裏名氣卻大,甚至可以說地位卻高,因為少則三天五天,多則十天半個月,總不能不到他們那裏坐坐,問問新的情況。

東謝是山東人,粗率,喜歡開玩笑,登門坐坐的人常常引西謝來嘲弄他:或者說“東謝不如西謝”,或者說“一蟹不如一蟹”。對此,東謝總是搖頭否認,理由大概是:西謝不過是商販,而他,則風雅,地位應在商賈以上。他這樣想,也不無道理。據說,他原是開飯館的,畫家溥心有時到他那裏吃飯,他客氣招待,盡量接近,終於拉上關係,成了溥的門外弟子,學畫,學寫。他的畫,我沒見過;卻知道他頗以能寫大字自負,離他鋪子不遠的北鄰,忘記是什麼商店,匾額就是他寫的。字如其人,也是粗率有餘而潤澤不足。

不知道由於什麼機緣,他舍腸胃食糧而經營心目食糧了,於是就成為永光閣的主人,他的粗率、爽直、不拘形跡給他帶來許多方便和一團熱鬧。那時候,北京的各處不乏遺老遺少,他們有閑,多數喜歡書畫,少數還略有收藏,於是飽食之餘,就慣於到他的鋪子裏安坐,看壁上掛的書畫,品頭論足,評定真假,有時言不及義,傳些街巷瑣聞,或以鋪主人為話題說說笑話。對於這類的近於惡作劇,東謝一貫是處之泰然,甚至隨波逐流,也加油加醋。我有時想,專就這一點說,東謝簡直是六朝人物,可以寫入《世說新語》的“雅量”門了。

也許就是由於人緣好,遇事無可無不可,他的營業形式擴大了,不隻買了賣,還寄售。比如有人送來一張畫,說希望得十元,他就可以定十二三元,何時賣出何時付款,賣不出去畫由原主取回。據我所知,他的眼力很不高明。但他虛心、爽直,經常是接受閑談客的意見,認定某件是真是假,並把他的心裏話告訴顧客。也許就是因為他眼力有限,他的進貨辦法就成為信天翁式,坐等而不到各處去搜羅。這結果是貨源不充足,獲得佳品的可能性比較少。記得隻有一次,我在他那裏見到一幅王蓬心(宸)畫的山水橫披,題材是朋友的別墅,用枯墨皴染,筆畫老辣而意境幽遠,堪稱妙品。索價十五元,說原主必須得十三元,所以不能再降。其時我正在為妻子的衣食掙紮,所以愛而不能不放棄。現在回想,出入永光閣,時間也不算短,所得卻很少,不過是翁方綱書鬥方一件和端硯一方等數種而已。值得紀念的是閣主的為人,商人而沒有商氣。到五十年代前期,永光閣歇業,這位奇人就不再看見了。

悅雅堂,就地址說與永光閣東西相背。就主人的為人說也是相背:東謝可以入《世說新語》,西謝不能,因為他是商人而富於商氣。他是北京人,出身於舊書畫鋪的學徒,本領都是由掌櫃那裏學來的。他勤勉,每天起早跑小市,到舊貨攤上去搜羅。應酬顧客,是機警而不爽直。其一是看人下菜碟,上等貨隻給上等顧客看;一般顧客就等而下之。其二是可以說門麵話的時候盡量少說心裏話,以求次貨也可以賣出去。其三是麵上總是和和氣氣而心裏卻利害分明。關於這些,常去的顧客自然都清楚,但他手裏常常有新貨,“有羨魚情”的人們就欲裹足不前而不得,這用俗話說是店大欺客。自然,客也有大的,比如有一次他同我說,他開了眼,是某有高位的人來,讓他看個手卷,打開一看,原來是李白《上陽台》真跡。其實,據我所知,他因為文化程度不高,眼力也並不很高。這有兩方麵的事例可以為證。一方麵,有時把假的看成真的,如給我看的劉石庵和莫友芝的兩件,他相信是真的,索價相當高,卻有皮肉而無筋骨,顯然是假的。更嚴重的是另一方麵,把真的看成假的。有一次,我到一位喜歡書畫的朋友李君家裏去,看見壁上鏡框裏裝著一個橫幅,是趙孟、文徵明、王登三位大名家寫的關於蘇書的題跋,字很精,尤其文的小楷,在文的字裏也是至精品。我很驚訝,問是哪裏來的。他說是由悅雅堂買的,謝子陶當假的,隻兩塊錢。我說,像老謝這樣學徒出身的就容易這樣,心裏總是橫著師傅的教條:凡是趙子昂款的都是假的,因為名頭太大,年代太遠,不可能是真的。這就是信耳朵而不信眼睛。不久果然證明了,是徐邦達先生去串門,也看見,疑惑是《治平帖》的跋,借到故宮一對,一點不錯。推測是清末民初太監偷出去的,不知怎麼輾轉流離,竟到謝子陶手裏。於是李君隻好敬獻,使之破鏡重圓。

不過無論如何,西謝的機遇加機警成為他生存騰達的本錢。五十年代前期,東謝銷聲匿跡的時候,他也曾風雨飄搖,鋪子撤消,人移到京北某地學習,改造思想。李君告訴我,是也常到悅雅堂看看的某有高位的人聽說此事,用電話責問處理此事的人,說:“你說不需要,人民需要。五六十歲的老頭子,有什麼可改造的!”於是情況突變,不久鋪子恢複,並且變小邦為大國,在原址以北,護國寺西口略北對麵,一處輝煌的水泥大鋪麵,門口掛上新寫的悅雅堂大匾。人員增多,因而老謝可以後麵安坐,不起早跑小市了。這樣一來,可以想見,店大欺客的情勢就更加顯著。我有時路過那裏,進去看看,就再也見不到當年那樣的笑臉,由後麵抱出幾件,請坐在桌旁慢慢相看的事就更不再有。幾年之後,老謝退休了。一次我在新街口遇見他,臃腫,遲鈍,昔年的精明像是完全消失。他頗有懷舊之意,請我到他家坐坐,說就住在北邊不遠。我婉言辭謝,於是作別,以後就沒有再看見他。不久,文化大革命來了,新的悅雅堂也閉了門。

一晃二十年過去,有時想到當年的逛小鋪生涯,東謝西謝的形影就湧上心頭;有時整理雜物,遇到一些破舊但值得欣賞的書畫之類,就更禁不住想到他們。永光閣和悅雅堂往矣;如果閣主東謝和堂主西謝還健在,大概都近於九十了吧?

家鄉三李

通常說“三李”是指唐朝的三位詩人:李白、李賀和李商隱。那用西方的說法,都是頭頂桂冠的人物。我這裏說的“三李”與那三位地位正好相反,不是處於高的一端,而是處於低的一端。他們是住在我們小村莊裏的外來人,屬於舊時代乞丐群裏的人物,連名也不為人所知,大家都隻稱姓,曰大李、醉李和二李。

我們的小村莊在京津間運河以東,從西往東再往北折,曲尺形的一條街,不過四五十戶人家。可是其東不過一裏就是鎮,有商店,可以容易地買到米麵、肉食,直到美孚煤油和太古白糖。是我很年幼的時期,村裏出了個由鄉人看來很騰達的人物,先是上日本士官學校,以後從戎,一直做到雜牌軍的師長。做了官,有勢,有錢,在那時候,除了蓋房、買地、娶小老婆之外,還要修祠堂,慎終追遠,光宗耀祖。於是在村西頭坐北向南修了四合院式的祠堂。祠堂之東是關帝老爺的廟,隻有一間,關帝與周倉、關平合住,看來鬼較之神是後來居上了。祠堂每年不過熱鬧兩次,清明節和年節,平時則無用,冷冷清清。不知是想廢物利用還是別有機緣,在我上小學時期,裏麵住了外來的一夥人,當時通稱為“化(讀花)子”。總數五六個,當然都是男性,其中給人印象深的是三個人,都姓李。

舊時代,靠乞討維持生活的人,數量不少,種類也不少。最高的是所謂出家人,包括和尚、尼姑和道士。據說他們可以使活人得福,死人免罪,因而不能不受到特殊的尊敬:要稱為師傅,送錢送米名為供養。總之,論“名”而不問“實”,他們不屬於乞丐的一群。當然,這是唯心主義的分類法,這且不管。且說算作乞丐的,明顯地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單幹戶,沿街挨門乞討,辦法是站在門口,麵對內院,用較響的聲音說:“老爺太太,行點好吧,給點吃的吧!”另一類是有組織的,共同住在一起,並不挨門乞討,因而也不喊老爺太太。他們奔走附近各村,幫助辦理紅白喜事等雜務,有的還能說書唱曲,做富翁的幫閑,甚至經營流動的商業,逢年過節,各戶要主動準備食品,由他們上門來收。這兩類有高下之分。呼人為老爺太太的是甘居下流,鄉人習慣稱為“要飯的”,給人的印象是已經沒落到毫無辦法。另一類是很有辦法,地位當然高多了,鄉人習慣稱為“化子”。自然,這分別是由來已久的,《今古奇觀·金玉奴棒打薄情郎》,金玉奴的爸爸金老大位為“團頭”,幹的就是這種行業。這個職位還是依法傳遞的,所以有職位的憑證,就是京劇《拜杆》之“杆”。三李這個團體有沒有杆,我沒聽說過,反正他們地位高,是化子,不是要飯的。

他們住在祠堂的西房,每天做些什麼,不能詳知。隻知道他們相當忙,上午分別外出,回來或早或晚,食品不缺,日子過得相當熱鬧。像是還有些錢,記得每年夏天都買賣西瓜,由瓜地統購,在祠堂零銷。

首領是大李,四十多歲,中等身材,略胖。隻記得他頗有政客的風度,喜怒不形於色,與鄉人交往是不亢不卑。這大概就是他所以能夠充當首領的原因之一,除穩健以外,性情像是沒有特點,沒有特點正是他的特點。

醉李正好相反,是不隻有特點,而且特點非常突出。他年歲、身材、胖瘦,都同大李差不多,隻是麵色總是紅紅的,因為無時不在醉中。他像是不大出門,也不慣於同鄉人應酬,惟一的活動是留守,喝酒。這樣多的酒,難道都是乞討來的?共同過乞討生活,容許他這樣獨享其樂,這是怎麼回事?關於這些,我都說不清楚。但他如此這般地獨享其樂則是鄉人都知道的,所以稱他為醉李。他們在祠堂連續住了幾年,中間忽然發生一件奇事,使鄉人大吃一驚。是忽然來一輛雙套(轅前再加一匹騾)轎車(富人用的載人車),說是從(運)河西什麼村來的,接醉李回家參加他侄子的婚禮。至此,鄉人才知道醉李原來如此不凡,家裏竟是大闊特闊。有人想,他也許因為什麼事賭氣出來,這回當然可以回去過富家翁生活了。可是萬沒想到,醉李謝絕了,還是住在祠堂裏,每天喝他的酒。現在想,北京陶然亭有醉郭墓,據說這郭某是清末人,特點就是長醉不醒,於是死後成為北京一景。醉李就正是這樣的人物,可惜他不住在京城,又沒有在一地全始全終,於是就喪失了修墓成為一景的資格。

二李年輕,那時候不過二十多歲,來自何方不記得了,大概也不會很遠。外貌與那兩位大不同,清俊而秀雅,用《史記》的現成話形容,是“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人很聰明,能說能唱,常常從我家借長衫,到附近村莊去表演。村裏人都喜歡他,對於他有才而屈居下層總感到迷惑不解。他在村裏住了幾年,隨著集體離開,漸漸,鄉人就也把他忘了。

二十年過去了,到四十年代後期,村裏有人到北京來,見到我,說西單商場有個說相聲的,藝名“大麵包”,就是當年住我們村那個二李,問我知道不知道,我說我在西單商場見過此人,胖得頭如大圓球,兩眼眯成一條縫,那會是二李嗎?他說沒問題,吃得好了,發福了。過些時候,我到西單商場去逛書店,特意到東部空場,想看看大麵包是否還有當年二李的遺韻。很不巧,那個場子冷冷清清,周圍板凳上隻有幾位聽客,場中間站著一個人,想是大麵包的夥伴,正在開始說單口相聲。開場白提到大麵包,說:“我們說相聲的,不管有人聽沒人聽,到時候也得說。比如大麵包,連著三天不露,人家就要說,準是痰火了。”周圍遊蕩的人隨著一笑,有的入內坐下。我是想比較一下大麵包和二李,知道他沒有真痰火,也就心安而去。但此後就沒有再看見他,名演員而銷聲匿跡,也許真就病廢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