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談的偏於“外麵兒”的一麵。外麵兒難免近於虛浮，一個常會引起的聯想是風流人物容易風流。胡博士像是不這樣，而是應該謹嚴的時候並不風流。根據道聽途說，他留學美國的時候，也曾遇見主動同他接近的某有名有才的女士，內情如何，外人自然難於確知，但結果是明確的，他還是回到老家，安徽績溪，同父母之命的江夫人結了婚。來北京，卜居於地安門內米糧庫，做主婦的一直是這位完全舊式的江夫人，不能跳舞，更不能說yes,no。這期間還流傳一個小故事，某女士精通英、法、德文，從美國回來，北大聘她教外語，因為家長與胡博士有世交之誼，住在胡博士家。我聽過這位女士的課，一口流利的好萊塢。她說慣了，不三思，下課回寓所，見著胡博士還是一口好萊塢，胡博士順口搭音，也就一連串yes,no。這不怪江夫人，她不懂，自然不知道說的是什麼，也自然會生疑。胡博士立即察覺，並立即請那位女士遷了居。
閑談到此，本來可以結束了。繼而一想，不妥，談老師行輩，用夫人和女士事件結尾，未免不鄭重。那就再說一件，十足的鄭重其事，是他對朋友能夠愛人以德。那是一九三八年，中國東、北半邊已經淪陷，北大舊人還有住在北京的，其中一位是周作人。盛傳他要出來做什麼，消息也許飛到西方，其時胡博士在倫敦，就給周寄來一首白話詩，詩句是：“臧暉(案為胡博士化名)先生昨夜作一個夢，夢見苦雨庵(案為周的書齋名)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門去，飄然一杖天南行。天南萬裏豈不太辛苦?隻為智者識得重與輕。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用詩的形式勸勉，“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情很深，“智者識得重與輕”，意很重，我忝為北大舊人，今天看了還感到做得很對。可惜收詩的人沒有識得重與輕，辜負了胡博士的雅意。
說起北大舊事，胡博士的所為，也有不能令人首肯的，或至少是使人生疑的。那是他任文學院院長，並進一步兼任中國語言文學係主任，立意整頓的時候，係的多年教授林公鐸(損)解聘了。林先生傲慢，上課喜歡東拉西扯，罵人，確是有懈可擊。但他發牢騷，多半是反對白話，反對新式標點，這都是胡博士提倡的。自己有了權，整頓，開刀祭旗的人是反對自己最厲害的，這不免使人聯想到公報私仇。如果真是這樣，林先生的所失是雞肋(林先生不服，曾發表公開信，其中有“教授雞肋”的話)，胡博士的所失就太多了。
梁漱溟
寫下這樣一個題目，先要說幾句請讀者不要誤會的話。梁先生也屬於歪打正著，因受壓而名氣反而增長的人，近幾年西風漸猛，介紹梁先生事跡也成為熱門，又他的著作，書店或圖書館的架子上俱在，所以，照史書列傳那樣介紹已經意義不大；我還要寫，主要是想說說我對梁先生的狂妄想法，其間提到梁先生的星星點點，殆等於掛角一將。自知狂妄而還有膽量說，是考慮到梁先生和我都是出入紅樓的北大舊人(他講六年，我學四年)，受北大學風的“汙染”，慣於自己亂說亂道，也容忍別人亂說亂道，所以估計，如果梁先生仍健在，看到，一定是“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可惜我錯了，不該晚動筆；或者是他錯了，不該急著去見上帝。
就由名氣增長說起。受壓，不隻他一個人，自然就說不上希奇。希奇的是他不像有些有大名之士，識時務者為俊傑，每次新的運動或新的學習到來，就大作其檢討八股，說過去糊塗，現在受到教育，恍然大悟或又明白一些雲雲。這裏插說一點意思，檢討中說又明白一些的其實是已經徹悟，因為能夠鑒往知來，給下次的檢討留有餘地；說恍然大悟表示除了根，下次檢討就難於著筆了。言歸正傳，梁先生就不同，是不隻不檢討，反而敢於在大力壓之下聲言要講理，縱使不了了之之後也曾閉門思過。這顯然失之過於迂闊。但迂闊，其外含有硬，其內含有正，所以可敬；尤其在山呼萬歲和“滾下來”之聲震天的時候，能夠不放棄硬和正，就更加可敬。
就算是掛角一將，既然以梁先生為題，也要說說我和他的一點點因緣。他早年的重要著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以及近年的一些著作，我粗粗地看了，印象留到下麵說。我和他隻通過一次信，是四十年代後期，我主編一個佛學月刊，當然要約請北大講佛學的前輩寫文章，於是給他寫信。記得那時他在重慶，回信說，他不寫，也許我的信提到張東蓀吧，他說張東蓀聰明，可以寫。我是受了《紅樓夢》第五回“聰明累”曲詞“機關算盡太聰明”的影響，覺得他的話含有不敬的意思，所以感到奇怪，或者說，感到這樣寫的人有些奇怪。最近看報，才知道還有更甚者，是他複某先生信，表明自己不願意參加什麼紀念宴會，理由是某先生曾諂媚某女霸雲雲。我進一步明白，梁先生於迂闊之外，還太直，心口如一到“出人意表之外”。解放後他來北京，恍惚記得在什麼會上見過，正襟危坐，不是寡言笑，而是無言笑，十足的宋明理學家的風度。他住在德勝門內積水潭西的小銅井一號，積水潭西岸是他父親梁巨川(濟)於民國七年“殉(清)國”投水自殺的地方，卜居於此，不知道是否有悼念的意思。這次住北京，他不再講佛學，改為“從”政，講治平，接著就成為頑固不化的代表人物，我當然不便登門。一九七六龍年諸大變之後，無妨登門了，又因為無可談(理由見後)，所以就始終沒有去看他。直到一九八八年，母校北大建校九十周年，承紀念文集《精神的魅力》的編者不棄，我寫了一篇紀念文章。書出版後送來，一看，文章次序是依齒德排的，居然有梁先生一篇，他生於公元一八九三年，高齡九十五，榮居榜首。我名列第四，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懼的原因是“馮唐易老”，可不在話下。喜呢，是僅僅隔著冰心、馮至兩位，可說是間接與梁先生聯床了。梁先生這篇《值得感念的歲月》是口述別人記錄的，翻騰了北大的一部分老家底，我看了感到親切；其中多提到蔡元培校長，他心情恭順，態度謙和，我才知道梁先生原來是也會點頭的。
對我的狂妄想法而言，以上是楔子，以下才是正文。梁先生直，追本溯源，近是來於其尊人梁巨川，遠是來於天命之謂性。直，必自信，因為直之力要由信來。這自信也表現在學業方麵。在這方麵，就我深知的許多前輩說，他與熊十力先生和廢名先生是一個類型的，都堅信自己的所見是確定不移的真理，因而凡是與自己的所見不同的所見都是錯的。這好不好?一言難盡。難，因為顯然不能反其道而行，不相信自己之所見。由這種堅往寬鬆方麵移動，近可以移到承認人各有見，遠可以移到推想自己的所見也可能錯。近是客觀所有，但這三位，我推想，是不會用民主的態度看待各有所見的別人的，因為他們堅信自己的所見，並由此推論，別人的不同所見必錯。這樣，他們的寬鬆剛移到承認人各有見就擱了淺，自然就永遠不會再移動，到推想自己的所見也可能錯的地方。而其實，正如常識所常見，所見，不管自信為如何高明，錯的可能終歸是有的。還是總說這三位，因為慣於多信少疑，至少是我覺得，學業兼表現為品格就長短互見：長是誠，短是不夠虛心。但這是大醇小疵，我們理應取大而舍小。
深追一步，正麵說梁先生的所見。當然主要還是說我的所見，不能翻騰梁先生的學業家底。這裏借用王陽明知行合一的說法，推想梁先生一定相信，他是“行”家，“知”是為他的行服務的。我不這樣看。比如與北大的另一位，也是多年受大力之壓的馬寅初先生，相比，就一眼可以看出有大差別。馬先生的眼睛多看“人”，所以雖也悲天，但著重的是憫人。他不停於論，而是以論為根據，想辦法。可惜被“人多力量大”的有權威的高論一掃，連人也束之高閣了。梁先生呢，似乎更多的是看“天”，即多想縈回於心中的“理”，雖然不至如宋儒那樣，由無極、太極起的一貫形而上，但理終歸是理，無論怎樣像是明察秋毫，頭頭是道，卻不免於坐而可言，起而難行。我有時甚至想，在眼向外看的時候，至少就氣質說，梁先生，與其說近於寫《烏托邦》的摩爾，不如說近於寫對話集的柏拉圖，或者再加一點點堂吉訶德，因為他理想的種種，放在概念世界裏似乎更為合適。這是迂闊的另一種表現，由感情方麵衡量，可敬，由理智方麵衡量，可商。有的，說重一些，至少由效果方麵看，還近於可笑。可是很對不起梁先生，我沒有去商。責任的一半在我，因為自顧不暇。另一半，我大膽推給梁先生，因為我深知，對於不同的所見，尤其出於後學的，他是不會采納的。
還可以再往深處追。梁先生以治佛學入北大，出入紅樓，所講仍是佛學。與熊十力先生相似，梁先生也是由釋而儒。但改變程度有深淺之別。熊先生張口閉口大《易》，卻沒有丟掉唯識。梁先生年輕時候信佛，曾想出家，“從”政以後，雖然仍舊茹素，卻像是不再想常樂我淨方麵的妙境，而成為純粹的儒。與法家相比，儒家是理想主義者，相信人性本善，人皆可以為善。而世間確是有不善，怎麼辦?辦法還是理想主義，比如希望君主都成為堯、舜，臣子都成為諸葛亮、魏征。希望多半落空，怎麼辦?理想主義者一貫是堅信，暫時可以落空，最終必不落空。理想主義者總是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我呢，也許中了老莊和《資治通鑒》兩類書的毒，雖然不敢輕視理想主義，卻又不能放棄懷疑主義，甚至悲觀主義。也渴望治平，而對於如何如何便可以雞犬超升的妙論，則始終至多是半信半疑。這裏，顯然，我和梁先生就有了不小的距離。恕我狂妄，在梁先生作古之後還吹毛求疵。我總是認為，梁先生的眼鏡是從Good公司買的，於是看孔孟，好，看人心不古的今人，還是好，直到看所有的人心，都是好。可是就是這樣的他眼鏡中的好人，集會批判他了，因為他是不隱蔽的孔子的門徒；孔早死了，抓不著，隻好批其徒。他不愧為梁先生，恭聆種種殊途而同歸的高論之後，照規定說所受教益，還是老一套，就是大家熟知的：“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事過境遷，現在有不少人讚歎了，我則認為梁先生明誌，引《論語》還引得不夠。應該加什麼?顯然應該加上另外兩句：一句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另一句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這也就可證，梁先生是地道的理想主義者，甚至空想主義者，我則加上不少的懷疑主義甚至悲觀主義了。梁先生的地道，可敬，也可憐；我的雜七雜八，大概隻是可憐了。
還是專說梁先生。說可憐，是來於同情。因為梁先生是北大的前輩，我的同情心就更盛，有時閉戶凝思，甚至還會落一滴兩滴同情之淚。落淚，主要不是為他受了屈，是為他迂闊，以至於“滯”的可憐。至於開了門，麵前有了別人，那就應該專說可敬。可敬之處不少。有悲天憫人之懷，一也。忠於理想，碰釘子不退，二也。直，有一句說一句，心口如一，三也。受大而眾之力壓，不低頭，為士林保存一點點元氣，四也。不作歌頌八股，阿諛奉承，以換取駕的享受，五也。五項歸一，我覺得，今日，無論是講尊崇個性還是講繼承北大精神，我們都不應該忘記梁先生，因為他是這方麵的拔尖兒人物。
劉半農
劉半農先生是我的老師，三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學上學，一九三三年九月到一九三四年六月聽了他一年“古聲律學”的課。他名複，號半農，江蘇江陰人。生於清光緒辛卯(十七年，1891)，是北京大學卯字號人物之一。說起卯字號，那是北京大學老宅(原為乾隆四公主府，在景山之東馬神廟，後改名景山東街，又改為沙灘後街)偏西靠南的一組平房，因為住在那裏的教師有兩位是光緒己卯年(五年，1879)生，有三位是辛卯年生。卯就屬相說是兔，於是己卯年生者成為老兔，辛卯年生者成為小兔，其住所的雅稱為卯字號，義為兔子窩。卯字號的小兔，名氣最大的是胡適之，其次才是劉半農和劉叔雅。半農先生來北大任教是民國六年(1917年)，民國九年往法國留學，六年後得博士學位回國，仍在北京大學任教。
半農先生的學術研究是語音學，最出名的著作是《四聲實驗錄》。這部書從音理方麵講清楚漢語不同聲調的所以然，使南朝沈約以來的所有模棱解釋一掃而空。但他是個雜家，有多方麵的興趣。據說早年在上海寫“禮拜六”派文章，署名“伴儂”，半農的大號就是削去兩個人旁來的。他還治文法，所著《中國文法通論》在中國語法學史上也占一席地。專攻語音學以後，他仍然寫小品文，寫打油詩(用他自己的稱謂)。寫這類文章，常用別號“雙鳳皇磚齋”和“桐花芝豆堂”，前者取義為所藏之磚比苦雨齋(周作人)所藏多一鳳皇，後者取義為四種植物皆可出油，也可見他為人的喜幽默，多風趣。他還談論音樂，這或者是受他老弟名音樂家劉天華的影響；而且寫過歌詞，名“教我如何不想他”。他的業餘癖好是照相，據說在非職業攝影家裏，他的造詣名列第一。在這方麵他還有著作，名《半農談影》。他的照相作品，我隻見過一次，是給章太炎先生照的，懸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太炎先生半身，右手捏著多半支香煙，繚繞的煙在褶皺的麵旁盤旋，由嚴肅的表情中射出深沉的目光，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當時的學者都有聚書的嗜好，半農先生也不例外。我沒有看過他的書齋，但知道貫華堂原刻七十一回本《水滸傳》在他手裏，這是他先下手為強，跑在傅斯年前麵，以數百元高價得到的(中華書局曾據此縮小影印出版)。還有一件，是喜歡傳奇誌異，作古之前不久，他為賽金花寫傳，未成，由弟子商鴻逵繼續寫完，名《賽金花本事》出版。
以上是半農先生超脫的一麵。專看這一麵，好像他是象牙之塔裏的人物，專力治學，以餘力玩一玩。其實不然，他對世事很關心，甚至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肝膽。寫文章，說話，都愛憎分明，對於他所厭惡的腐朽勢力，常常語中帶刺。“五四”時期，他以筆為武器，刺舊擁新，是大家都知道的。還有一次，大概是一九三二年或一九三三年吧，辦《世界日報》的成舍我跟他說：“怎麼老不給我們寫文章?”他說：“我寫文章就是罵人，你敢登嗎?”成說：“你敢寫我就敢登。”半農先生就真寫了一篇，題目是“阿彌陀佛戴傳賢”，是諷刺考試院長戴傳賢隻念佛不幹事的，《世界日報》收到，就在第一版正中間發表了。為此，《世界日報》受到封門三天(?)的報應，半農先生借北京大學刺多紮手的光，平安地過來了。
一九三三年暑後，我當時正對樂府詩有興趣，看見課表上有半農先生“古聲律學”的選修課，就選了。上第一堂，才麵對麵地看清他的外貌。個子不高，身體結實，方頭，兩眼亮而有神，一見即知是個精明剛毅的人物。聽課的有十幾個人。沒想到，半農先生上課，第一句問的是大家的數學程度如何，說講聲律要用比較深的數學。大家麵麵相覷，都說不過是中學學的一點點。他皺皺眉，表示為難的樣子。以後講課，似乎在想盡量深入淺出，但我們仍然莫明其妙。比如有一個怪五位數，說是什麼常數，講聲律常要用到，我們終於不知道是怎麼求出來的。但也明白一件事，是對於聲音的美惡和作用，其他講文學批評的教授是隻說如此如彼的當然，如五微韻使人感到惆悵之類；半農先生則是用科學數字，講明某聲音的性質的所以然。這是根本解決，徹底解決，所以我們雖然聽不懂，還是深為信服。就這樣學了一年，到考試，才知道正式選課的隻我一個人，其餘都是旁聽。考試提前，在半農先生的休息室。題盡量容易，但仍要他指點我才勉強完了卷。半農先生笑了笑，表示諒解，給了七十分。我辭出，就這樣結束了最後一麵。提前考試，是因為他要到西北考察語音(?)，想不到這一去就傳染上回歸熱，很快回來，不久(七月十四日)就死在協和醫院，享年才四十三歲。
暑後開學，延遲到十月中旬(十四日)才開追悼會。地點是第二院(即上麵說的老宅)大講堂，原公主府的正殿。學術界的名人，尤其北京大學的，來得不少。四麵牆上掛滿挽聯。校長蔣夢麟致悼詞之後，登上西頭講台講話的很有幾個人，如胡適之、周作人、錢玄同等。講話表示推崇惋惜不奇怪，奇怪的是對於“雜”的看法不一致，有人認為白璧微瑕，有人反駁，說這正是優點。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在北京大學是司空見慣，所以並沒有臉紅脖子粗就安然過去。到會的有個校外名人，賽金花。她體形苗條，穿一身黑色綢服，梳頭纏腳，走路輕盈，後麵跟著女仆顧媽，雖然已是“老大嫁作商人婦”的時期，可是一見便知是個不同凡響的風塵人物。她沒有上台講話，可是送了挽聯，署名是魏趙靈飛。挽聯措辭很妙，可惜隻記得上半，是“君是帝旁星宿，儂慚江上琵琶”。用白香山《琵琶行》故事，恰合身份，當時不知係何人手筆。不久前遇見商鴻逵，談及此事，他說是他代作，問他下半的措辭，他也不記得了。沒想到，過了幾個月，商先生也下世，這副挽聯恐怕不能湊全了吧。還有一副挽聯，是編幽默月刊《論語》的林語堂和陶亢德所送，措辭也妙，可惜隻記得下半，是“此後誰念阿彌陀佛，而今你逃狄克推多”。
追悼會之後，日往月來，半農先生離我越來越遠了。大概是五十年代，閱市，遇見舊貨中有他寫的兩個大字“中和”，覺得意義不大，未收。僅有的一本他的著作《半農談影》，有個朋友喜歡照相，奉送了。於是關於半農先生，我之所有就隻是上麵這一點點記憶了。
【附記】書出版後，承陳子善先生見告，據《論語》期刊，賽金花挽聯之下半為：下掃濁世糠又騰身騎龍雲漢，還惹後人涕淚謹拜手司馬文章；林語堂挽聯上半為：半世功名活著真太那個，等身著作死了倒也無啥。
朱自清
朱自清先生的大名和成就，連年輕人也算在內，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因為差不多都念過他的散文名作，《背影》和《荷塘月色》。我念他的《背影》，還是在中學階段，印象是文富於感情，這表示人純厚，隻是感傷氣似乎重一些。一九二五年他到清華大學以後，學與文都由今而古，寫了不少值得反複誦讀的書，如《詩言誌辨》《經典常談》等。一九三七年以後，半壁江山淪陷，他隨著清華大學到昆明，以及一九四六年回到北京以後，在立身處世方麵，許多行事都表現了正派讀書人的明是非、重氣節。不幸是天不與以壽，回北京剛剛兩年，於一九四八年十月去世，僅僅活了五十歲。
我沒有聽過朱先生講課，可是同他有一段因緣，因而對他的印象很深。這說起來難免很瑣碎，反正是“瑣話”，所以還是決定說一說。
我的印象，總的說，朱先生的特點是，有關他的，什麼都協調。有些曆史人物不是這樣，如霍去病，看名字，應該長壽，卻不到三十歲就死了；王安石，看名字，應該穩重，可是常常失之躁急。朱先生名自清，一生自我檢束，確是能夠始終維持一個“清”字。他字佩弦，意思是本性偏於緩，應該用人力的“急”補救，以求中和。做沒做到，我所知很少，但由同他的一些交往中可以推斷，不管他自己怎樣想，他終歸是本性難移，多情而寬厚，“厚”總是近於緩而遠於急的。他早年寫新詩，晚年寫舊詩，古人說：“溫柔敦厚，詩教也。”(《禮記·經解》)這由學以致用的角度看，又是水乳交融。文章的風格也是這樣，清秀而細致，總是真摯而富於情思。甚至可以扯得更遠一些，他是北京大學一九二○年畢業生，查曆年畢業生名單，他卻不是學文學的，而是學哲學的。這表麵看起來像是不協調，其實不然，他的詩文多寓有沉思，也多值得讀者沉思，這正是由哲學方麵來的。這裏加說幾句有趣的插話，作為朱先生經曆的陪襯。與朱先生同班畢業的還有三位名人，也是畢業後改行的：一位是顧頡剛，改為搞曆史；一位是康白情，改為搞新詩；還有一位反麵人物是陳公博，改搞政治，以身敗名裂告終。最後說說外貌，朱先生個子不高，額頭大，雙目明亮而凝重，誰一見都能看出，是個少有的溫厚而認真的人物。我第一次見他是一九四七年，談一會兒話，分別以後，不知怎麼忽然想到三國虞翻的話：“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我想，像朱先生這樣的人，不正是可以使虞翻足以不恨的人物嗎?
泛泛的談了不少，應該轉到個人的因緣了。是一九四七年，我主編一個佛學月刊名《世間解》，幾乎是唱獨角戲，集稿很難，不得已，隻好用書劄向許多飽學的前輩求援，其中之一就是朱先生。久做報刊編輯工作的人都知道，在稿源方麵有個大矛盾，不合用的總是不求而得，合用的常是求之不得。想消滅求之不得，像是直到今天還沒有好辦法，於是隻好碰碰試試，用北京的俗語說是“有棗沒棗打一竿子”，希望萬一會掉下一兩個。我也是懷著有棗沒棗打一竿子的心情這樣做的，萬沒有想到，朱先生真就寫了一篇內容很切實的文章，並很快寄來，這就是刊在第七期的《禪家的語言》(後收入《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上冊)。當時為了表示感激，我曾在“編輯室雜記”裏寫：“朱自清教授在百忙中賜予一篇有大重量的文章，我們謹為本刊慶幸。禪是言語道斷的事，朱先生卻以言語之道道之，所以有意思，也所以更值得重視。”這一期出版在一九四八年一月，更萬沒有想到，僅僅九個月之後，朱先生就作古了。
大概是這一年的二月，有一天下午，住西院的鄰居霍家的人來，問我在家不在家，說他家的一位親戚要來看我。接著來了，原來是朱先生。這使我非常感激，用古人的話說，這是蓬戶外有了長者車轍。他說，霍家老先生是他的表叔，長輩，他應該來問安。其時他顯得清瘦，說是胃總是不好。談一會兒閑話，他辭去。依舊禮，我應該回拜，可是想到他太忙，不好意思打攪，終於沒有去。又是萬沒有想到，這最初的一麵竟成了最後一麵。
死者不能複生，何況僅僅一麵。但我常常想到他，而所取，大概與通常的評價不盡同。朱先生學問好，古今中外，幾乎樣樣通。而且縝密，所寫都是自己確信的，深刻而穩妥。文筆尤其好，清麗，綿密，細而不碎，柔而不弱。他代表“五四”之後散文風格的一派，由現在看，說是廣陵散也不為過。可是我推重他，擺在首位的卻不是學和文，而是他的行。《論語》有“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的話，這裏無妨斷章取義，說：與他的行相比，文可以算作餘事。行的可貴，具體說是，律己嚴、待人厚都超過常格。這二者之中，尤其超過常格的待人厚，更是罕見。這方麵，可舉的證據不少，我感到最親切的當然是同自己的一段交往。我人海浮沉，認識人不算少，其中一些，名聲漸漸增大，地位漸漸增高，空閑漸漸減少，因而就“舊雨來，今雨不來”。這是人之常情，不必作杜老《秋述》之歎。朱先生卻相反，是照常情可以不來而來，這是決定行止的時候，隻想到別人而沒有想到自己。如果說學問文章是廣陵散，這行的方麵就更是廣陵散了。
說來也巧，與朱先生告別，一晃過了二十年，一次在天津訪一位老友，談及他的小女兒結了婚，問男方是何如人，原來是朱先生的公子，學理科的。而不久就看見他，個子比朱先生高一些，風神卻也是謙恭而懇摯。其時我老伴也在座，事後說她的印象是：“一看就是個書呆子。”我說：“能夠看到朱先生的流風餘韻，我很高興。”
葉聖陶
一再沉吟之後才寫下這樣一個題目。沉吟，是因為幾個月之前已經寫了一篇，題目是“葉聖陶先生二三事”，為完成紀念文集編者交下的任務而拿筆的。名二三事，那篇文章開頭曾有解說：“一是他業績多，成就大，寫不勝寫；二是遺體告別儀式印了《葉聖陶同誌生平》的文本，一生事業已經簡明扼要地說了；三是著作等身，為人，以及文學、教育、語文等方麵，足以沾溉後人的，都明擺著，用不著再費辭。”這樣說，所謂二三事，是想寫史傳大事之外的一點零碎，與我個人有關，並且我認為值得說說的。那麼，這裏又有什麼必要再拿一次筆呢?原因有外向的，是對於某某生平那樣的送行文(或頌行文)，依時代框框，千篇一律，取(所謂)重舍(所謂)輕，我，推測也會有別人，興趣不大。還有內向的，是以前那一篇，雖然非高文典冊，也總是板著麵孔寫的，喜歡聽聽閑話的諸君未必願意看，為了照顧另一方麵的讀者，就不能不把筆由書齋移到籬下，再閑扯一些。
葉聖陶先生是我敬重的師輩，交往近四十年，可說的事很多。所以更宜於閑扯，因為隻有閑扯才可以把取輕舍重、掛一漏萬的挑剔頂回去。推想葉老有知也會諒解，因為他不隻寬厚博大，而且幽默自謙，聽到別人講自己，不管怎樣不得體，也總會含笑接受的。但就是這樣一個人，上天卻不睜眼，——也許是睜眼，那是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六日，正是舊曆丁卯年的除夕，神州大地到處響著鞭炮聲，所有的人送舊年，一部分人兼送神，也把他送走了。
我第一次見到葉老是五十年代初。知道他這樣一位知名之士卻早得多，大概要提前二十多年。那是上中學時期，讀新文學作品，散文、小說都看，接觸的作者不少，其中當然有他。那時候他還不是以字行，所以五十年代之前，我隻知道他的大名是葉紹鈞。印象呢，大概是覺得如周氏弟兄，一位長槍短劍，一位細雨和風，各有各的風格，好；如鬱達夫，有才子氣，也確是有才；葉靈鳳，以至徐枕亞之流，有時難免如影片中人的哭，眼淚是借什麼藥之力擠出來的。葉老的風格，以及推想其為人，是平實，用力寫，求好，規矩多於自然。現在回想，當時是無知的牛犢不怕虎，傲而近於妄；幸而隻是想了想，還不至於貽笑大方。
且說我能與葉老相識，也是時勢使然。其先我是在某中學教書，本來，據旁觀者清的旁觀，我還是站在前列的，而忽然，形勢有變，大家(包括教師和學生)快步往前趕，我則原地踏步，落後了。落後的結果當然是被遺棄，幸而有校長陳君的厚意，讓我換個地方，於是到葉老的屬下去做編輯工作。往謁見是第一次見麵，印象與讀作品時有不小的差異：彼時隻是平實，這次升了級，是厚重懇切，有正統的儒者風。其後交往增多，是共同修潤書稿。起初是當麵商酌式。這費時間，他忙，其後就改為由我閉門造車，他複閱。不久又刮來推廣普通話的風。葉老是既非常重視語文，又非常擁護推廣普通話的，可是他的話，跟家鄉人說還是吳儂軟語，跟一般人說也隻能南腔北調。他雖然未必是王陽明的信徒，卻一貫知行合一，嚴格律己。他還常寫文章，希望印成鉛字，句句是普通話的味兒。這自然不是毫無困難，至少是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希望我這生在北國的人能夠協助。長者所命，義不容辭，但附帶個條件，是提出修改意見，請他考慮。他說這樣反而費事，不如直接動筆，如果他不同意，就再改回來，也附帶個條件，是不限於語言方麵，看內容方麵有不妥，也動筆，不要客氣。我遵命。可是他卻很客氣，比如有一兩處他認為可以不動，一定親自拿來，請我看，問我同意不同意。我為他的謙虛很不安，請下次不要再這樣。他答應，可是下次還是拿來商量。文章發表了，讓他的秘書送來一部分稿費。我遵“弟子服其勞”的古訓，不敢收，附信奉還。又送來，也附信，說他勞動得了酬，我也勞動，得酬是天經地義。我堅守古訓，還是不收。再來信，動了真刀真槍，說再不收，他將理解為我不願幫忙，那就隻好不求了。我無可奈何，隻好說收，但附帶一個小條件，是不得超過十分之一。他又來信，說核算了，是七分之一，以下說：“恕我說句狂妄的話，尊敬不如從命。並且希望，這是為此事的最後一封信。”我看後很感動，也就隻好從命，不再為此事寫信。稍後，根據這個君子國的協定，還有個後來居上的大舉，是為他整理一本《葉聖陶童話選》，仍是我起草，他複閱，定稿。書於一九五六年出版，我又看一遍，發現第十八頁《稻草人》那一篇，寫牛“揚著頭看天”，覺得遷就語音(ｙáｎｇ)不顧字麵(仰)，錯了，是受人之托未能忠人之事。幸而不久之後翻閱《紅樓夢》，第二十八回寫寶玉說完“女兒悲”的酒令，眾人都說有理，隻有那位呆霸王“薛蟠獨揚著臉”，知道這位曹公早已先於我自我作古，心裏才安然了。這時候，葉老的普通話本領已經滿可以過關，因而共同修潤文章的工作就心照不宣地結束。
以上是說他的為人，認真，有德。關於德，以前那一篇也曾提到，大致說了以下這些意思。《左傳》說不朽有三種，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這方麵，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輩說，葉老總當排在最前列。何以這樣說?有大道理為證。中國讀書人的(指導行為的)思想，漢魏以後不出三個大圈圈，儒道釋。摻和的情況很複雜，有的人儒而兼道，或陽儒陰道；有的人儒而兼釋，或半儒半釋；有的人達則為儒，窮則修道(或道或釋的道)；等等。葉老則不摻和，是單一的講修齊治平的儒；或者更具體一些說，是名副其實的“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的躬行君子。這也很容易舉證。先說常人像是也能做到的，是以多禮待人。隻說我親身經曆的，有事，或無事，到東四北八條他的寓所去看他，告辭，攔阻他遠送，無論怎樣說，他一定還是走過三道門，四道台階，送到大門外。告別，他鞠躬，連說謝謝，看著我上路才轉身回去。晚年，記得兩次是他在病中。一次在家裏，不能起床了，我們同去三個人，告辭，他伸出兩手打拱，並連說謝謝。一次在北京醫院，病相當重了，也是同去三個人，告辭，他還是舉手道謝。我走到門口，回望一下，他的眼角像是浮著淚。還有常人難於做到的，是五十年代前期，一次開人數不很多的什麼會，談到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問題，他說，這，他隻能做到一半，是自我批評；至於批評，別人的是非長短，他不是看不出來，可是當麵指責人的短處，他總是說不出來。這是儒家的“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從某種觀點看也許太過時了，但我總是覺得，與一些時代猛士的背後告密、當麵揭發相比，力量會大得多，因為能夠促使人自重，努力爭取不愧於屋漏。
與葉老的交往，中間斷了一些年。那是文革的大風暴時期，我自顧不暇，還見了一次給他貼的大字報。我很驚訝，像葉老這樣的完人，舉過，居然也能貼滿一堵長席牆。幸而這有如日月之蝕，一會兒就過去。其後，推測是借《莊子》“佚我以老”的常情的光，沒聽到他也到幹校去接受改造的消息。我呢，到幹校，改造結業，卻因為妻室在都市隻是家庭婦女，不得回城，兩肩扛著一口，奉命到早已沒有一個親屬的故鄉去領那一份口糧。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風暴的力量漸減，我以臨時戶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作客，住西郊，進城去看他。他家裏人說，很少出門，這一天有朋友來約，一同到天壇看月季去了。我要一張紙，留了幾句話，其中說到鄉居，說到來京，末尾寫了住址，是西郊某大學的什麼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說他非常悔恨，真不該到天壇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為是旅店之類，想到我在京城工作這麼多年，最後淪為住旅店，感到很悲傷。我看了信，不由得想起《孟子·離婁》篇的話：“禹思天下有溺者，由(猶)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心裏也很悲傷。悲傷，是因為這使我想到水火、聖賢、遇合等等問題。
葉老的寬厚和躬行，據我所知，也表現在家門之內。隻說說他的夫人胡墨林女士，她，我也很熟。人於寬厚之外，還加上蘇州婦女特有的精幹。通文，如對我這樣健忘的人有大用的《十三經索引》，就是以她為主力編成的。可惜天不與以壽，於五十年代後期因不治之症逝世。葉老很悲痛，寫了一些悼亡詩。我分得一份刻印本，覺得風格摯而無華，與潘嶽、元稹、納蘭成德等人的氣味不一樣。我想，這才真是所謂“行有餘”，然後“文”。記得葉老說過他們的結合經曆，是沒有現在年輕人那些花樣，但一生感情很好。這話確是實事求是，果然，胡女士逝世之後，葉老就獨身度日，依舊平靜勤懇，比胡女士晚走了約三十年。
以上說的幾乎都是身教方麵的，這像是模棱，其實分量很重，如我這心有餘而力不足的人就常常感到扛不動。不得已，隻是轉為說言教。這“言”是借用，實際是指範圍大大縮小的語言或語文。這方麵的言教，共兩類，我聽到不隻一次。一類是關於行文應該用什麼樣的語言的，這，很多人都知道，葉老是主張“寫話”。他說：“寫成文章，在這間房裏念，要讓那間房裏的人聽著，是說話，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行文用語的問題是個大問題，這裏不宜於岔出去多說。隻說葉老這個主張會碰到二難。一種難是認識方麵的，尤其近些年，有不少以寫作為事甚至以作家自居的，是或有意或無意，以為既然成文，就應該不像話。另一種難是實行方麵的，有大量的印成品為證，是寫得像話不是算不了什麼，而是非常之難。我基本上是葉老的信徒。說基本上，是因為寫話之“話”究應何所指，其中還有不少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這太複雜，與閑話的情調不合，隻得從略。另一類是關於行文應該求簡的，他說：“你寫成文章，給人家看，人家給你刪去一兩個字，意思沒變，就證明你不行。”這與用什麼語言相比，像是小節，隻是求幹淨利落，不拖泥帶水。但是做到也大不易，因為時下的文風是樂於拖泥帶水。比如你寫“我們應該注意”，也許多數人會認為你錯了，因為流行的說法是“我們應該引起注意”。同類的情況無限之多，從略。這情況表明，時下的文裏有不少廢話廢字，而有不少人偏偏欣賞，因而就成為文病。對於文病，葉老是深惡痛絕的。這，有的人也許會說是小題大作。大也罷，小也罷，我覺得，這種恨鐵不成鋼的苦心總是值得偏愛“引起”的諸君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