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要泛泛說說全北京的。由住的時間方麵看，有長期、臨時二類。長期，可以長到幾百年，這是，或都看作，土生土長，按舊規定籍貫可以寫這裏，如大興（北京東城）翁方綱、宛平（北京西城）孫承澤等等就是。長期，還要包括時間不長而心情不想再動的，北京大學的許多教授屬於此類。形勢所需和心甘情願老於此的，要買住宅或租民房。北京有不少富戶，以多買房產、出租為生財之道，這類房名為民房。一所住房，多則上百間，少則十間八間，一家全租是住獨院。貧困人家無力租全院，隻租一部分，多則三五間，少則一兩間，是住雜院。臨時住，是外地來京辦事的那些人，多則一兩個月，少則三天兩天，事完就走。這類人集中在前門（正陽門）外一帶，所住之處名為店、旅館、客棧等。
青年學生在沙灘一帶生活，與全北京相比，住的情況是小同而大異。小同是少數可以租民房，但也不能歸入長期一類，因為沒有紮根的條件。大異是絕大多數處於長期和臨時之間，住的既非民房，又非旅店。這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已經走入北京大學之門的，另一類是在門外的。
已經走入門的有個特權，是可以住學校宿舍，不花錢，還有工友伺候。宿舍有兩類，以男女分。男生宿舍“量”多，計有東齋（在紅樓西北角）、西齋（在第二院西牆外）、三齋（在第三院北）、四齋（在紅樓北椅子胡同）、第三院宿舍（第三院內一座二層“口”字形樓）。女生宿舍“級”高，隻兩處，一在第二院西南角，另一在紅樓北鬆公府夾道。量多不必解釋，是床位多，共有大幾百，隻要學生願意，向隅的很少。級高要解釋一下，是女生訪男生可以入宿舍，男生訪女生絕不許入宿舍，隻有校慶一天是例外。據說，到這一天，不隻有人可訪允許進去，無人可訪也可以進去，各屋看看。但不知為什麼，我一次也沒去，因而不知道這集體閨房是什麼樣子，時乎時乎不再來，現在隻能徒喚奈何了。
以下入正題，說不住學生宿舍的，這就可以不分北京大學門內門外的，一網打盡，少數有條件的可以租民房。所謂條件，嚴格說隻有一個，是必須有女伴。這也要略加解釋。在那個時代，雖然理論上男女早已平等，租房卻必須男性出頭，因為隻有男性可以充當戶主。租民房，介紹所遍地皆是，就是貼在街頭電線杆上的半尺多高的紅紙片。措辭千篇一律：第一行在右方，由上到下四個較大的字，是“吉房招租”，以後第二行起較小的字寫，今有北（或東、西、南）房若幹間，坐落在什麼街什麼胡同多少號，有什麼什麼設備（包括燈、水等）。家眷、鋪保來問。所謂家眷，是必須有妻室，光棍男子漢不租。所謂鋪保，是租房有租摺，遷入前要找個商店蓋章作保，不能交租由商店負責代償。提起吉房招租，有兩件欠文雅的或者可以算作軼事的事應該提一提。一件是有個時期，北京土著對東北人和天津人印象欠佳，於是招租貼的最後都加上一條，是“貴東北貴天津免問”。另一件是有個新由南方來的學生，對北京的情況似通非通，看到招租貼之後去租民房，一看滿意，三句兩句談妥，最後房東慎重，加問一句，“您有家眷嗎？”兩地口音不同，南方人以為問的是“家具”，於是答：“家具不是你們供應嗎？”房東大怒，勢將動武，就這樣，租約糊裏糊塗地破裂了。
其實，供應家具的事並不假，但那是“公寓”，不是民房。公寓是適應不住宿舍或無宿舍可住的學生需要的一種住所，沙灘一帶很不少。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明的，門口掛牌匾，如我住過的坐落在銀閘的大豐公寓就是。另一類是暗的，數目更多，門口沒有牌匾，可是規製同有牌匾的一樣。所謂規製，由一個角度說是中間型，就是既不像旅店那樣流動，又不像民房那樣固定；由另一個角度說是方便型，即應有盡有而價錢不貴。這可以由住宿人那方麵來描繪一下，比如一個南方學生初到北京，下車後來到沙灘一帶，向人打聽哪裏有公寓。按照人家的指點，走進一家，問有房沒有。十之九是有，於是帶著你看，任意挑選。選定一間之後，公寓夥計幫你把行李搬到屋內。其中照例有床一張，書桌一個，椅子兩把，書架一個，盆架一個。打開行李，安排妥當，公寓供開水，生活大部分可以解決，並且相當安適。房租以月為單位，比民房貴一些，比旅店便宜得多。吃飯一般是在附近小飯館，也是費錢不多而保證能充饑。洗衣服也方便，有洗衣房的人定期來取來送，如果你懶而不很窮，就可以交付夥計，當作他的日課來辦。
前麵說，非北京大學的學生也集中於此，這“此”，說是公寓也未嚐不可。人多了，難免藏龍臥虎，如胡也頻、丁玲等就都在這裏生活過。不是龍虎，也能體會公寓生活的優點。一是人情味遠非旅店所能比，某處住得時間長了，可以和同院（包括公寓主人）同甘共苦，成為一家人。二更重要，是可以享受“良禽擇木而棲”的絕對自由，比如上午住某處，忽然覺得此處不便而彼處更好，就可以在當日下午遷往彼處，因為房總是有空閑的。
隨著時間的流逝，公寓逐漸減少以至於消亡，良禽擇木而棲的自由也逐漸減少以至於消亡。但沙灘一帶的格局卻大部分保留著，所謂門巷依然。我有時步行經過，望望此處彼處，總是想到昔日，某屋內誰住過，曾有歡笑，某屋內誰住過，曾有淚痕。屋內是看不見了！門外的大槐樹仍然繁茂，不知為什麼，見到它就不由得暗誦《世說新語》中桓大司馬（溫）的話：“木猶如此，人何以堪！”
沙灘的吃
沙灘的住，有特點，所以寫了上一篇。吃，特點不多，不過談住而不談吃，像是掛對聯隻有上聯，見到的人會不滿意，所以不得不勉強湊個下聯。
還是以在沙灘一帶生活的學生為限。上一篇說學生有北京大學門內的和門外的兩類。這兩類在住的方麵區別很大，因為門外的沒有白住學校宿舍的權利。可是在吃的方麵區別很小，因為學校（如西齋）雖然有可包飯的食堂（每日三餐，一人一月六七元），但飯不能白吃，又沒有吃飯館隨便，所以門內的也有很多不吃包飯。這樣，談沙灘的吃，就可以不分內外，而集中說說分布在學校附近的飯館。
飯館都是級別不高的，原因很簡單，學生的錢包，絕大多數不充裕，預備高級菜肴沒人吃。飯館數目不少，現在記得的，紅樓大門對麵兩家，東齋附近兩家，第二院附近兩家，沙灘西端一家。其中有些字號還記得：東齋門坐東向西，對麵稍北一家名叫林盛居，北側也坐東向西一家名叫海泉居；第二院大門對麵一家名叫華順居，東行不遠路北一家名叫德勝齋。德勝齋是回民飯館，隻賣牛羊肉菜肴。沙灘西端路南一家，比其他幾家級別更低，北京通稱為切麵鋪。切麵鋪特點有二：一種可名為優點，是貨實價廉，比如吃餅吃麵條，都是準斤準兩；一般飯館就不然，吃餅以張計，吃麵條以碗計，相比之下就貴了。另一種可名為缺點，是花樣太少，品位不高。
照顧切麵鋪，絕大多數是體力勞動者，北京通稱為賣力氣的，因為飯量大，要求量足，質差些可以將就。但我有時也願意到那裏去吃，主食要十兩（十六兩一斤）水麵（加水和成）烙餅，菜肴要一碗肉片白菜豆腐，味道頗不壞，價錢比別處便宜，可以吃得飽飽的。可取之處還有吃之外的享受，是欣賞老北京下層人民的樸實、爽快和幽默。鋪子裏人手不多，大概是四個人吧，其中兩個外貌有特點，拿炒勺的偏於瘦小，臉上有麻子，跑堂的年輕，個子高大，於是顧客都用特點稱呼他們：“大個兒，給個空碗。”“麻子，炸醬多加一份肉。”大個兒和麻子坦然答應。反過來，他們也這樣稱呼顧客，顧客也是坦然答應。這在其他幾家就不成，買賣雙方之間總像有一層客氣隔著。
德勝齋的拿手好戲是燒餅加燉牛肉，學生照顧它，多半吃這個。它給人留下清晰的印象不是飯菜，而是人，一個跑堂的，其時大概二十歲多一點，姓於，學生都叫他小於。他和氣，勤快，卻很世故。幾乎能夠叫出所有常去的學生的姓名，見麵離很遠就稱呼某先生，點頭鞠躬，滿麵笑容，沒話想話。如果時間長些，還要盡恭維之能事，說不久畢業一定會升官發財，最低也是局長。世故的頂峰是一次大聚斂，說是死了父親，足穿白鞋，腰係白帶，見到熟學生就搶前一步，跪倒叩頭。北京習慣，這是討喪禮，有不成文的定價，大洋一元。那幾天，北京大學學生，熟識的見麵總是問一句，“小於的錢你給了嗎？”可見這次聚斂的範圍是如何寬廣了。
其他幾家非回教的飯館都有一種名菜，名叫“張先生豆腐”。顧名思義，是一位姓張的所創。據說這位姓張的也是北京大學學生，但究竟是哪一位，可惜不像馬敘倫先生，著書說明，“馬先生湯”是他何時何地所創。自己不說，他人想明究竟，自然隻能用乾嘉學派的考證方法。菜名張先生豆腐，創始人姓張，沒有問題。菜在沙灘一帶風行，其他地區罕見，此張先生與北京大學有密切關係，十之九也不成問題。是教師呢？是學生呢？傳說是學生；如果是教師，留名的可能性會大一些；可證多半是學生。菜裏有竹筍等，北方人少此習慣，可證這位張先生是江南人。——沒有考證癖的人，更關心的是好吃不好吃。我的印象是很好吃。價錢呢，一角六分一盤，在當時，如果一天吃一次，單是這一項，一個月就要近五元，就窮學生的身份說是太豪華了。
與德勝齋的小於相比，海泉居也有個出名的跑堂的，可惜忘了他的尊姓。這位與小於職位相同，可是誌趣大異，借用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妙論來說明，小於是中學為體，這位是西學為用。他向會英語的許多學生發問，“炒木樨肉”英文怎麼說，“等一等，就來”，英文怎麼說，等等。於是，漸漸，他就滿口不中不西的英文了。這已經足夠引人發笑。但店裏的什麼人還以為不夠，於是異想天開，請什麼人寫了一副對聯，掛在飯桌旁的牆上，聯語是“化電聲光個個爭誇北大棒，煎炸烹炒人人都說海泉成”，下麵落款是“胡適題”。聯語用白話，如果不看筆跡，說是出於《白話文學史》作者的手筆，也許沒有人懷疑吧？
一晃半個世紀過去，當年的這些飯館都無影無蹤了。滄海變桑田，天道如此，不值得大驚小怪，可惜的是張先生豆腐也成為曆史陳跡，想再吃一次的機會不再有了。
北大圖書館
文章標題不宜過長，所以隻好把本該寫在前麵的“我上學時期的”幾個字略去；“北大”也用了簡稱，全稱是要寫為“國立北京大學”的。這時期的圖書館在鬆公府，是新由紅樓地下室遷入的。這至少是再遷，因為據舊同學錄“沿革”部分所記，清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即建校之後四年）設置藏書樓，地點是在“學校後院”（推想就是應保存而於七十年代拆掉的所謂“公主樓”）。為了校外人看到這裏不致茫然，這裏要翻翻舊賬。所謂學校，是指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創立的京師大學堂，經過許多波折，最後才成為“北京大學”的。且說創立時的校址，原是清乾隆皇帝的四女兒和碩和嘉公主（下嫁傅恒之子福隆安）的府第，在景山之東馬神廟（借廟名為街名）西部路北。民國五年（公元1916年）在其東沙灘漢花園建紅樓，後用作文科教室，稱第一院（文學院），原馬神廟（改名景山東街，不久前改為沙灘後街）校址降為第二院（理學院）。專說第一院的擴張情況。紅樓鄰街，坐北向南，為四層磚木建築。其背後有屬於鬆公府的空地，再北偏西是鬆公府。先是一九一八年，學校租空地作操場；到一九三一年，一勞永逸，連府也買過來。府有幾進房屋，相當好，稍加修整就把圖書館和研究所國學門遷進去，館在前，所在後。館，藏書不少，所，藏古物不少，至今還是北京大學的一部分珍貴家當。我一九三一年暑後上學，鬆公府時期的圖書館剛啟用，一九三五年暑後離開學校，新圖書館已經建成（在府門西南），館即將升遷，所以說句笑話，我是與鬆公府時期的圖書館共始共終。又所以，談閑話就不該漏掉它。
當然，談它，還有更重要的原因，是那時我還年輕，很糊塗加多幻想，盲人騎瞎馬，而它，像一束微弱的光，有時照照這裏，有時照照那裏，就說是模模糊糊吧，總使我仿佛看到一些路。這樣說，提到圖書館，我是應該永遠懷有感激之情了。也不盡然，因為它給我的是一些“知”，而知，根據西方的最上經典，來於伊甸園中間那棵樹上的果子，受了蛇的引誘才吃，得的果報必是“終身勞苦”。但木已成舟，也就難於找到解救的辦法，因為生而為人，能力總是有限的，比如說，坐在哪裏，麵對眾人，說些自己絕不相信的“天子聖哲”之類的話，練練，不難；至於靜夜閉門，獨坐鬥室，奉勸自己相信鞭打就是施恩，那就大難。大難，想做也做不到，隻好不做。話扯遠了，其實我隻是想說說，四年出入圖書館，我確是有所得，雖然這所得，用哲學的秤衡量，未必合理，用世風的秤衡量，未必合算。
該言歸正傳了。且說那時候，北大有些學生，主要是學文史的，是上學而未必照章上課。不上，到哪裏去？據我所知，遛大街，以看電影為消遣的很少；多數是，鐵架上的鍾（在紅樓後門之外稍偏西）聲響過之後，腋夾書包，出紅樓後門，西北行，不遠就走入圖書館。我呢，記得照章應上的課，平均一天三小時，減去應上而理應聽的，不應上而願意聽聽的，剩餘的時間還不少，就也夾著書包走進圖書館。經常走進的房子隻有第一、二兩進。第一進是卡片兼出納室，不大，用處用不著說；第二進是閱覽室，很大，用處也用不著說。兩個室都有值得說說的，因為都有現在年輕人想也想不到的特點。
先說卡片兼出納室。工作人員不多，我記得的，也是常有交往的，隻是站在前麵的一位半老的人。記得姓李，名永平，五十多歲，身材中等偏高，體格中等偏瘦，最明顯的特點是頭頂的前半光禿禿的。這位老人，據說是工友出身，因為年代多了，熟悉館內藏書的情況，就升遷，管谘詢兼出納。為人嚴謹而和善，真有現在所謂百問不煩的美德。特別值得說說的還不是這美德，而是有驚人的記憶力。我出入圖書館四年，現在回想，像是沒有查過卡片，想到什麼書，就去找這位老人，說想借，總是不久就送來。一兩年之後，雜覽難免東衝西撞，鑽各種牛角尖，想看的書，有些很生僻，也壯著膽去問他。他經常是拍兩下禿額頭，略沉吟一下，說，館裏有，在什麼什麼叢書裏，然後問借不借。我說借，也是不久就送來。還有少數幾次，他拍過額頭，沉吟一下之後，說館裏沒有，要借，可以從北京圖書館代借，然後問我：“借嗎？”我說借，大概過三四天就送來。我們常進圖書館的人都深深佩服他的記憶力，說他是活書目。四年很快過去，為了掙飯吃，我離開北京，也就離開這位老人。人總是不能長聚的，宜於以曠達的態度處之；遺憾的是，其後，學校南渡之前，我曾多次走過淺灰色三層兼兩層樓房的新圖書館，卻沒有進去看他。應做的事而沒有做，現在後悔也無濟於事了。
再說第二進的閱覽室。布置沒有什麼新奇，長方形比書桌大很多的木板大案，不遠一個，擺滿全室；案兩麵各有幾把椅子，是供閱覽者坐的。往圖書館，進室，坐在哪裏，任隨君便，隻要那裏還沒有人坐。但是既已坐下，就會產生捷足先登的獨占權。所謂獨占，不同於現在的半天一天，而是長時期。這長時期，來於借書還書的自由主義。具體說，自由包括兩個方麵：一方麵是借書多少，數量不限；另一方麵是借的時間，長短不限。此外還可以加上一種小自由，比如我們一些幾乎天天來的看客，座位有定，借書，大多是送貨上門。這樣，借的書，有的短期看不完，有的常常要翻翻，就不是勤借勤還，而是堆在麵前，以逸待勞。現在還記得，我的位子在室的東北角，麵前的書，經常堆成小山嶺，以至對麵那位的活動情況，看什麼書，是否記筆記，一點也不知道。前麵說過，圖書館藏書不少，我，頗有現在一些旅遊家的心情，到北京，不隻著名的燕京八景要看看，就是小胡同，隻要有感興趣的什麼人住過，也想走進去，摸摸殘磚斷瓦。於是而借這個借那個，翻這個翻那個。就這樣，許多書，大塊頭的，零種的，像遊魚一樣，從我的麵前遊過去。由自己方麵說，是跳到古籍的大海裏，盡情地撲騰了一陣子。結果呢，如果也可以算作有所得，這所得，至少就上學的四年說，完全是也奉行自由主義的北大圖書館之賜。這裏需要加點說明，是我並不提倡這方麵的自由主義也向外擴張，向下流傳，原因是，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圖書館的任務，方便讀者的一麵當然要重視，但還有另一麵，是看守，防止損壞丟失，這後者如果一放鬆，那就不堪設想了。
說到向下流傳，我不由得想到現在的北大圖書館。真夠得上發揚光大了。遷到原燕京大學，新建了既高大又豪華的樓房。書，吞並了燕京大學收藏的，加新購，據說就數量說，已升到全國第二位，僅次於北京圖書館。善本，甚至孤本，也不少。這新圖書館，我也利用過，是幾年以前，因為考證有些舊人舊事，須查善本。照章，帶著介紹信，還求副館長版本專家郭君打了招呼，才拿到善本室的閱覽證。善本室的工作人員也和善，但照章，要先查卡片，寫好書名和編號，坐等。找到，要先交工作證和閱覽證，作為抵押，然後領書。看完，還要立即歸還。對於防止善本的損壞丟失，手續再增加，我也諒解；隻是借到的書，有的蓋有舊北京大學的印記，我看看，想想，感到那樣多的書，那樣長的過往，都離我太遠了，不禁為之惘然。
我的琉璃廠今昔
這個題目，“我的”兩個字最重要，去掉這兩個字，文章就不好作了。幸而早已有人作過，那是寫《販書偶記》等書的孫殿起，琉璃廠通學齋的有“實”學的主持人，喜歡考史，於幾十年前輯了《琉璃廠小誌》（作古後由別人整理出版）。這本書的大優點是繁而雜，繁是有聞必錄，雜是連類而及，如談舊書，就走出琉璃廠，兼看看隆福寺、東安市場等地。優點還可以分類說。一是舊聞多，凡是散見各書之有關琉璃廠的，如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之類，都收了，這樣，想了解琉璃廠，就用不著東翻西檢，有這一本就夠了。二是有很多材料不是來自書，而是來自他自己的所見所聞和所記憶，這是最珍貴的史料，因為放過就會湮滅，即以《販書傳薪記》那部分而論，所記的有些人，不見經傳，我還熟識，見到就感到特別親切。三是所收遊記、詩詞之類，可以作為臥遊之資，那就還有考史以外的價值。但這樣一來，我就有如前行有虎攔路，隻好繞道走，著重寫“我的”，以表現另一時期的琉璃廠的今昔變化。想分作三個段落談，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前半，三是文化大革命之後。
先說第一個段落。一九三一年夏，我念完通縣師範，無路可走，到北京考大學。心目中考兩處，北京大學和師範大學。北京大學考期在前，發榜也快，僥幸錄取，樂得犧牲一元錢的報名費，可以入師範大學的考場而沒有去。人生的旅程有如實際行路，岔路口，走上一條，前麵的景象就與走上另一條迥然不同。且說北大與師大的兩條路，可以推想，千差萬別，一言難盡。其中很小的之一屬於地理方麵，包括遠近和方便不方便。扣緊本題說，入北京大學，我就有住北河沿第三院宿舍的機會，離東安市場就近了；入師範大學，校址在和平門外路西，原琉璃廠的琉璃窯所在地，到後期書業集中地的琉璃廠，出校門往南，不過一箭之地。簡而言之吧，我因為沒入師範大學，與琉璃廠的關係就難得親近，或者說，隻能間或走走而不能朝夕流連。間或去，目的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平時買筆墨之類，一類是舊曆正月逛廠甸。先說有目的的買。窮學生，沒有乾隆年間四庫館中人查書的需要，沒有搜求善本的財力，所以到琉璃廠，很少走進書店，偶爾進去看看，也很少買。買筆墨等用物的時候比較多。筆買賀蓮青或李玉田的，七紫三羊或五紫五羊，一支不過兩三角錢，店裏人還管挑選，撚撚毫端，看看，才遞給買主。墨買胡開文的，五百斤油，黑而亮，一支也是兩三角錢。三家都在東琉璃廠。古董店，舊墨不少，聽說有點地位的文人、書人、畫人都用舊墨，乾隆年的，一錠一二元，也不很貴，我們不敢問津。筆墨之外，記得由書店買過幾種書，其中一種是《永懷堂古注十三經》，七七事變戰火中失落了。還買過碑帖，現在居然還有殘存，如二爨，《穀朗碑》，《嵩高靈廟碑》，大概都是看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時候買的。
再說逛廠甸。由老北京看，廠甸也是廟會的一種，定期，男女老少都去，有賣有買，可吃可玩。由書生看就不同，比如外城廣安門外有個五顯財神廟，廟會期在舊曆正月初二，經商之家必去，書生就很少去。廠甸廟會不拜神，會期長，由正月初一到十五，有些人卻天天到。原因之一是展出待價而沽的是古舊書籍、古舊書畫以及古董等；之二是貨多，勤換，天天有巧遇的機會。以下具體說“我的”，記得是由一九三二年起，每年會期平均去兩三次。路程是由北而南，出和平門。出去不遠，路中間是席棚，向南延伸很遠。裏麵掛滿舊字畫，據說名家款的，幾乎沒有真的。索價不一定，也許幾十幾百，三兩塊錢就成交。我這樣的既無眼力又無財力的人當然不敢過問，所以總是走馬看花，一穿而過。席棚北端往南不很遠，兩旁都是背牆麵街的書攤，整齊大部頭的不多，因為意在清除叢殘存貨。但是反而容易發現罕見的，所以攤前總是不冷清，其中還有不少戴花鏡的老朽。我也買到一些，其後有的散失，剩下的一些混在叢雜中，辨認也難了，隻有一種，《粵雅堂叢書》本《蘇米齋蘭亭考》二冊，日前偶然見到，已淪為一舊硯之座，記得確是逛廠甸時候買的。廠甸廟會海王村內（今中國書店）為古董攤集中地，其東火神廟內為珠寶玉器攤集中地，那是供應另一類主顧的，與書生無關，隻好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