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個支點的暗合與互動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全麵大舉侵略中國。國難當頭，中華民族麵臨著亡國滅種的危機，中國革命進入了抗日戰爭的新時期。桂林抗戰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灌注了中國共產黨追求先進文化的努力與火熱心血，中國共產黨通過嚴密的組織係統，在桂林抗戰文化城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和一係列抗戰文化活動，為桂林抗戰文化提供了先進的文化思想理論和人才資源，整合了各階級各階層的抗戰文化力量，團結了廣大的愛國民主進步人士，提升了桂林抗戰文化的精神力量。在抗戰時期，桂林政治環境優於重慶，交通方麵長於昆明，經濟環境好於延安，這些有利的條件“使它能逸出重慶那種激烈的政治變動的中心”留出比較民主的政治空間“吸引從上海、武漢、廣州、香港等淪陷區來的大批文化人”出版大量的抗戰文化書籍“組織多種形式的抗戰文化宣傳活動”使桂林成為文化思想重要的交流地和集散地。許多外地編撰的書籍送往桂林出版。如《國文月刊》由昆明的西南聯大編輯，《新音樂》由李淩等在重慶編輯，《文藝戰線》由周揚在延安編輯，《抗敵》由新四軍抗敵社在華東敵後抗日根據地編輯。桂林抗戰文化凝成的精神產品源源不斷地輸往全國各地，不少作品翻譯成外文在國外出版，有力地支持了全國抗戰工作的開展。而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為了加強根據地的思想文化建設，黨中央組織上海、北京等地的黨的思想理論骨幹、作家和文化人到延安，1937年10月，李初梨、周揚、艾思奇等由上海到達延安。隨著文化人的到來，延安的文化工作不斷加強、展開。
“新文化的中國化”，在1937～1938年的延安文化界已成為一種共識。1937年11月，延安《解放》周刊第23期表署名為“從賢”的長篇文章《現階段的文化工怍》。該文對“抗戰對文化的影響”、“現階段的文化運動的任務”和“目前文化運動的內容”三個方麵做了全麵深入的論述。文章正確提出，現在的文化應是民族的、民主的和大眾的。在闡述“民族”的內容時，從賢說：民族的文化是能夠激發民眾的民族意識的東西，我們要繼承中華民族五千餘年所積累下來的優秀成果，要用曆史辯證法的觀點把它發揚光大，要啟發民眾抗戰的偉大力量。他尖銳指出：“過去的新文化運動，外國的氣味實在太重了，這是它不能成為大眾文化的一個原因。”他認為，要使文化運動真正成為中國廣大民眾的文化運動，就“要使我們的文化運動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和辯證法唯物論是從外國文化中接受過來的，“然而不是生吞活剝的簡單接受一個死東西，而是把它種在自己的土地上，使它適合中國的氣候和營養條件”。文章首次提出，文化運動要真正做到大眾化，就必須中國化，中國化是大眾化的深入所要求的。
馬克思主義者和進步的文化人在總結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的基礎上，已從不同視角提出了新文化運動的中國化民族化問題、馬克思主義的具體化中國化問題和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應是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繼承者和發展者的問題。這是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背景。了解了這一文化背景，我們就能更全麵理解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的科學內涵，就能認識到時下許多人隻重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實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忽視、甚至不講與中國曆史文化實際相結合是何等片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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