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通過延安整風運動，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
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批評黨內一些同誌把自己的祖宗忘記了；隻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對於中國的昨天和前天的麵目漆黑一團，對於中國今天的麵目若明若暗。他提議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1942年2月1日，他在中央黨校的報告中說，黨所需要的理論家，能夠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地解釋曆史中和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和理論的說明。被說明的東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成績就越大。一周後，毛澤東又在中央宣傳部和中央出版局召開的黨內外高級幹部以及從事文化工作、研究工作、編寫工作的幹部參加的宣傳工作會議上，要求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提倡“民族化、科學化、大眾化”。通過整風運動使黨員幹部對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有了深刻認識，對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起了關鍵作用。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支點
桂林文化城是指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之後至1944年11月桂林淪陷之前這一曆史時期的事情。當時桂林文化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杭日的文化事業相當繁榮，文學藝術教育相當發達，其規模超過它的任何一個時代和當時中國任何一個城市。桂林的“文化工作者無論質與量有一個時期都占全國第一位。”所以桂林被譽為文化城。
桂林抗戰文化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所創造的革命文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鬥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近現代民族解放鬥爭所形成的寶貴文化遺產”。據統計，抗戰時期國統區桂林雖僅有30萬人口，但在桂林抗戰文化城戰鬥過的知名作家、藝術家和其他學者就有1000多名；先後在桂林創刊和複刊的報紙雜誌將近200種；在桂林開設的書店、書局、出版社有200餘家！出版的文藝書籍有上千種；文化演出團體60餘家！10多個劇種同時上演，群眾性的歌詠會，詩歌朗誦會，街頭詩畫展盛況空前。
桂林抗戰文化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這一特殊的曆史條件下，領導革命人民所創造的革命文化，它不僅在中國現代史、中國政治史、中國文化史上占有光輝的一頁，而且在全國抗戰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親身經曆過桂林抗日文化運動的千家駒說：“若從某種意義上說，桂林抗戰文化城在抗戰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超過重慶”。楊益群先生說：“桂林抗戰文學‘是抗戰文學凝聚點’，是中華民族抗日救亡運動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對於鼓舞人民的抗戰信心，推進新民主運動和新文藝運動的發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1、桂林抗戰文化弘揚了愛國民主精神主旋律，極其有力地推動了全麵抗戰、全民族抗戰
隨著戰爭的推移，桂林逐漸承擔起抗日文化運動中心的責任，黨正確地分析形勢，看到了在桂林建立抗日宣傳據點的戰略意義，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在桂林部署了重要的文化力量，他們以筆為武器宣傳抗日在“文人下鄉，文章入伍”的號召下，文化人士紛紛走向街頭，走向部隊、農村，進行抗戰演講，舉行群眾歌詠活動、抗戰音樂會。1944年2月到5月，桂林隆重舉行西南戲劇展覽，將桂林抗戰文化推上發展高峰，在群眾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具有強大的號召力。西南劇展後組建了桂林文化界抗戰工作協會和文化抗戰隊，舉行了擴大抗戰動員周、國旗獻金大遊行，為保衛桂林抗戰文化城，為全民族抗戰到底做出了重大貢獻。
2、桂林抗戰文化為全國各地抗戰文化發展提供了榜樣
桂林抗戰文化城發達的出版業和眾多的文化人，將心血凝成的精神產品源源不斷地輸往全國各地，不少作品翻譯成外文在國外出版。這些書籍有政治文化思想讀物，有小說、詩歌、散文、雜文等文藝作品。展示了人類進步文化的一個血的浸潤和血的灌注過程。如巴金的散文《在廣州》《桂林的受難》《桂林的微雨》《先死者》《轟炸後》等，夏衍的通訊《在廢圩上生長的》，艾蕪韻的散文《桂林遭炸記》，戈衍棣的散文《桂林的毀滅》，郭沫若的詩歌《罪的金字塔》，艾青的《死難者的凰像》，鄒綠芷的《醜惡的硒像》等。這些作品弘揚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氣節，愛國主義精神以及寧死不屈的戰鬥意誌，表達了反對法西斯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