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女妓陪酒活動增多，在唐代還出現了專門以陪酒為職業的“酒妓”（又稱“飲妓”）。地方上，不少州鎮樂營女子為專業性的酒妓。在兩京，從事陪酒職業的女妓更多，陳繼儒《北裏誌·序》雲：“京中飲妓，籍屬教坊。凡朝士宴聚，須假諸署曹行牒，然後能致於他處。……其中諸妓，多能談吐，頗有知書言話者。”孫棨《北裏誌·海論三曲中事》雲：“比見東洛諸妓體裁，與諸州飲妓固不侔矣。”
唐代社會風氣雖然比較開放，這種男女同席的女妓陪酒之風仍遭到不少人非議，如李肇《唐國史補》卷下《飲酒四字令》載：“衣冠有男女雜履舄者，有長幼同燈燭者，外府則立將校而坐婦人，其弊如此。”沈亞之《華州新葺設廳記》雲：“酒行樂作，婦女列坐，優者與詼諧搖笑，左右侍立，或銜哂壞容，不可罪也。”
宋代時，在官方舉行的酒宴上，男女同席的現象基本上已經消失。在私人舉行的多數酒宴上，女妓的作用也多限於歌舞助興。女妓入席陪酒的現象隻在酒樓妓館等色情場合較為盛行，如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酒樓》載：北宋東京的任店有“濃妝妓女數百，聚於主廊槏麵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吳自牧《夢粱錄》卷十六《酒肆》載：南宋臨安中瓦子前武林園的三元樓，“濃妝妓女數十，聚於主廊槏麵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如神仙”。
行令助觴
行令助觴即行酒令助飲。一般認為，酒令的起源與古代的投壺之戲有關，“酒令”一詞最早指主酒吏，如《梁書·王規傳》載：“湘東王時為京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為酒令。”唐代時，酒令才開始作為一個專有名稱，特指酒宴上那些決定飲者勝負的活動方式。酒令在唐代形成後，很快就成為人們宴飲助興的主要娛樂形式，從文人士大夫到庶民百姓無不選擇適合其活動的酒令來佐飲，蔡寬夫《詩話》稱：“唐人飲酒，必為令以佐歡。”唐代的酒令名目繁多，大多數唐代酒令至宋代時就已經失傳了，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稱：“《醉鄉日月》三卷，唐皇甫鬆子奇撰。唐人飲酒令此書詳載，然今人皆不能曉也。”宋人多不解唐代酒令這一事實，說明了唐宋兩代的酒令有很大的變化。唐宋兩代的酒令及人們行令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首先，唐代酒令以器具令居多，宋代酒令以文字令居多。目前能知道的唐代酒令約有20多種，這些酒令多需借助於骰盤、籌箸、香球、花盞、酒胡子等器具方能行令。如行籌令時，大家輪流抽取長條形的籌箸，根據上麵的字句，決定如何飲酒。中唐以後，籌令開始衰落，但籌令所使用的酒籌廣泛應用於宴飲的各種場合，故後世往往用“觥籌交錯”來形容宴飲。與唐代器具令居多不同，宋代酒令多是文字令，文字令的盛行與文人群體的迅速擴大密切相關。宋代統治者采用重文輕武的政策，加大科舉取仕的力度，使文人群體日益擴大，整個社會的文化水平有了較大提高，人們進行文字遊戲的技巧也比較嫻熟，酒酣耳熱之際為後人也留下了不少高水平的文字令。
其次，唐人行令強調勝負，宋人行令注重參與。唐人尚武任俠，爭強好勝，行酒令時也往往強調勝負，而負者要罰酒，為公平處理因酒令而引起的紛爭和更好地維持酒場秩序，唐人聚飲時常設酒糾（亦稱席糾、觥使）。擔任酒糾者須熟知酒場中的各種規矩，對違犯宴席規矩的行為要進行處罰。擔任酒糾的人不僅有須眉男子，巾幗婦女也不少，尤其是一些知名的妓女，才藝超人，熟知酒事，常擔任酒糾一職。與唐代比，宋人行令更注重參與，不太計較勝負。由於宋人行令不太強調勝負，酒席上的紛爭也大為減少，所以宋代酒糾的設置也不如唐代那麼普遍。
最後，唐人行令比較豪爽，宋人行令比較文雅。唐人行令之所以比較豪爽，除了唐人普遍開放豁達之外，與唐代的酒令形式也不無關係。由於唐代的器具令居多，行令時，人們的注意力隨著骰盤、香球、花盞、酒胡子等器具的運動而轉移，往往麵目緊張，情緒激動。除器具令外，唐代酒宴上還流行各種動作令。許多動作令更是節奏緊湊，行令時人們手舞袂揚，往往把酒宴鬧得熱火朝天。與此相反，由於宋代的酒令多為文字令，需要口齒清晰地吐字講談，而不是如狂似顛地大呼小叫。加之宋人行令不太強調勝負，酒席上的紛爭也大為減少，因此宋人行令就顯得比較謙和、隨意和文雅。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宋代，中國的飲酒習俗仍與後世有不少差異，如後世不再按巡飲酒，侑酒的酒令也日益單調，通俗的“姆戰”（劃拳）盛行一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