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為錢發愁
耐安與婁燁長期合作，她與婁燁同歲，依然眉目娟秀，依稀可見年輕時的風華。在中戲讀導演係時，她天天與婁燁、王小帥、張元等人混在一起，互相客串演員給對方拍畢業作業，也一起攢劇本往上報，或者拍廣告掙錢。
“混著混著，我就混成了製片人—我真的算得上是中國最早的製片人。”
1989年，婁燁從電影學院畢業。那年的畢業生沒人要，而中國的電影業仍處於國家出資統籌拍片的階段。
幾個朋友決定自己攢事兒。耐安為婁燁的《周末情人》拉來了人生中第一個投資人—一個海南的房地產老板。投資80萬到了一半，開機了。
戲拍到一半， 海南房地產泡沫，國家宏觀調控，億萬富翁的投資人一夜之間赤貧。“到後來他悲慘到坐著火車到北京，說耐安，你能借我200塊錢買張火車票回老家嗎？”
福影廠見是天災人禍，仗義地出了30萬，另外10萬塊是耐安從各處和家裏東挪西湊拿出來的—“那時候經常需要家裏人提著錢過來救急”。《周末情人》拍出來之後兩年沒有通過。兩年後，《周末情人》被允許在周末的午夜場小規模公映，成了名副其實的周末情人。
之後10年，中國電影業開始慢慢有了製片人的概念，“之前的中國電影產業不需要這麼一個角色，反正都是國家統籌操作”，最初的屏幕上，耐安名字前麵的抬頭寫的是“製片主任”。
到了2000年的《蘇州河》，噩夢再度重演。電影拍到一半，沒錢了，又是耐安拍著電視劇，“拿到酬金寄到上海給劇組發工資”。而正因如此，《蘇州河》的版權屬於個人，是真正意義上的獨立製片。
《蘇州河》的整體投資是200萬。這200萬中，製片人、導演、編劇沒有報酬，當時還不紅的周迅和賈宏聲拿了幾千塊的片酬，全部素材拍攝靠湊起來的幾十萬勉強完成。耐安和婁燁帶著粗剪的一個20分鍾小樣去了鹿特丹電影節。“國際電影平台有很多為資助藝術片導演或新導演設立的基金，我們其實就是去找後期的錢。”小樣在鹿特丹引起了轟動。影片順利地拿到了200萬投資，在澳大利亞洗印膠片，又在德國找到聯合製片夥伴完成了後期。
“每一部影片都有它自己的命運，”耐安說，“ 正因為我們自己接手了《蘇州河》，它才得以成為一部正經的、16毫米膠片的電影。這也是我們第一次的國際聯合製片。”
《蘇州河》的國際版權賣到了2001年度全球藝術片的第一。然而回國後，耐安被說違規，她寫檢查，繳了2萬塊罰款。同年，因為《蘇州河》的銷售成績，《紫蝴蝶》也拿到了2000萬投資。
與全世界所有的導演一樣，婁燁永遠在為錢發愁。“票房當然是一個問題—至少得回本吧，這是最基本的。老回本，就會有點怠惰，因為回本實際上是所謂導演工作獨立性的底線，所有的獨立性和中間決定應該是在這個基礎上做出的。如果說你覺得你已經在這個線上麵了，你就可以做一些有點過分的事兒，我相信每個導演都會有這個勁兒。”
2004年，婁燁拍了“有點過分的”《頤和園》，對於所有主創人員來講，這是一件“其實很正常、很自然的”事兒。耐安說：“我們從第一部開始，就不斷經曆著禁、放，禁、放，所以說《頤和園》不用去想，一定會如此。”
之後的5年內，婁燁拍攝了《春風沉醉的夜晚》和《花》，後者是他海外拍片的實驗樣本，也是他至今為止投資最高的一部作品，總投資4000萬。在解禁前，婁燁影片海外投資/國際版權發售的運作形式已經非常成熟。
很多人認為，婁燁是“為電影節拍片的導演”。耐安說：“你們錯了—但是你們也沒錯。因為那其實是一個市場。獎當然是一個助燃劑，但最重要的，戛納、威尼斯包括柏林、多倫多，這些電影節為什麼讓影人們趨之若鶩，真正的原因不是因為獎，而是因為它的銷售市場，它的平台。隻有那裏雲集了最多的、眼光最好的買家。從我製片人的角度來說，獎好不好？多多益善，很好，很有麵，很光彩。但是，最重要的不是那個獎，是我要把我的片子賣出去—我賣出去了就意味著我們可以繼續拍電影了。”
2011年，婁燁正式解禁。在這一年，中國影業的急速膨脹給耐安和婁燁帶來了相當的刺激和影響。“這不是由利益帶來的刺激，而是，這是我們的母語市場，即便是在被禁的時候，我們依然拍的是中國電影，我們其實不是主要給外國人看。我也希望更多的中國觀眾可以看得到。這是一個藝術家的表達問題。”
耐安認為，婁燁解禁後的第一部作品《浮城謎事》其實就是一個“熱身電影”。“我們通過這樣的一個項目和計劃，去接觸之前已經長時間疏離的這些各部門，從行政到市場到產業的，開始敲門，聊聊，了解情況。我感到的那種難度和壓力一點不亞於我之前花了10年去學習國際市場的。所以我現在依然認為我小學還沒畢業。”
《浮城謎事》取材於網絡熱帖，由梅峰執筆編劇，幾位主演秦昊、郝蕾也是老搭檔。與後來的《推拿》一樣，《浮城謎事》采取了民間聯合製片與少量海外投資的形式。最終，《浮城謎事》的口碑不錯，但國內票房並不理想。而且在中國發行的版本上沒有婁燁的名字。“它確實通過了，但是最後又被重新審查，影片被要求再多剪點—那婁燁，這哪兒受得了？然後他說不行。”
耐安應該是與婁燁爭吵最多的人—“經常拍桌打凳，不可開交”。“因為導演全是瘋子，信馬由韁那就失控了。我是藝術創作、導演和投資之間的一個紐帶。我認為我已經是非常溺愛這個導演了，我溺愛所有有才華的藝術家，但是我同樣也得對我的投資人負責。”在成本、周期和預算上，耐安對婁燁控製得很緊，但對於他的表達和題材，“盡可能保護”。“正因為這個，我們才能合作超過20年”。
從頭再來一遍
2014年2月16日柏林電影節頒獎禮那晚，曾劍本想等等看，結果困得直接睡了。早晨4點曾劍醒來，看看手機，一堆微信，一堆短信，一堆電話。“我是不是得獎了？”
又一次，婁燁作品在國際電影節上拿到了技術獎。這一次是“傑出藝術貢獻銀熊獎”。英力在台上念曾劍的感謝詞：“這部電影的影像靈感完全來自於這個特殊的故事。謝謝所有的演員，是你們把我帶進了這個故事，讓攝影機看到了黑。”
說到《推拿》的起源，還要追溯到2006年的夏末秋初，作家畢飛宇受邀去了美國，參加由旅美作家聶華苓與先生安格爾一手創辦的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在那裏他認識了來散心的婁燁。婁燁一邊調侃畢飛宇，一邊與他沒日沒夜地聊天—“或是爭吵”，英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