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華民族的古人、前人與今天的中國人、華人在麵對權與利時的道德底線問題上有沒有反思過？何嚐沒有哉！如公元前1112年，周公姬旦平定三監武庚之亂後冊封其弟衛康叔姬封時，反思社會現狀對衛康叔提出的肺腑勸勉中對子不孝、父不慈、弟不恭，兄不友的現狀提出了處理看法。《尚書.康誥》：“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於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於弟。惟吊茲，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譯文：王說：封，元凶大惡大家都恨，何況是不孝無情之人。兒子不敬聽他老子的話，大傷其老子的心；作為父親的不願教養兒子，反而恨殺兒子；作為弟弟不知天高地厚，不能恭敬兄長；而哥哥也不講慈愛幼小，反而對弟弟很不友好。這是人世間最唯悲哀的事，不是我們這些管人的罪過，就是上天要讓我們人倫大混亂。對於這些人，隻有快速引用文王創製的法律，上刑罰、不要赦免。
尤其是百家爭鳴時期，先秦諸子著書立說無不根植於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雖然社會標準不統一，但以人性倫理的道德基礎為出發點卻是相同的，《論語》《禮記》《孟子》等儒家經典多有提頌道德標準就更多了，即便是講究殺伐征戰的兵家也是如此，如戰國《尉繚子.戰威》中說，“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對於不仁不忠不信之人的處理方式也愈加嚴苛，如《禮記.檀弓下》記載，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嚐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逾月而後舉爵。”其後漢初韓嬰在《韓詩外傳》中說道“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由此我們可看出，法律本來的出發點是純潔的，是維護道德道義為準繩的，是傳統道德的最佳體現和執行者，但不幸人類的法律逐漸被私欲蒙蔽、被權利扭曲，成為披著道德外衣的體製利得者的代言。比如中亞某國為了當無限期的總統，通過修改憲法中的限製動手修改，為了政權在手中緊握金日成創立了以白頭山血統為基礎的主體思想。這樣的事例很多，因為你很難阻擋一些人去揣著明白裝糊塗，有些人很明白自已不是帝堯那樣以德服人的人，可他們還就要成為天下地上獨一無二的老大！那怎麼辦？就得用怪招、邪招、狠招、毒招、禽獸招。
先秦百家們的反思批駁是應為當時的曆史現狀，因為他們目睹了很多“東方不敗”式的帝王將相，即要想“唯我獨尊”不僅僅要敢於拿別人開刀，更要敢於向自己人開刀。這就恰如他們必須要修煉金庸先生所“研創”的秘籍《葵花寶典》，並深刻領會了其中“欲練神功，揮刀自宮”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