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部位於丹麥的國際智庫“哥本哈根共識中心”正在試行一個項目，試圖決定哪些目標可能發揮最大效用，並把入選目標進行分類整理。
該智庫與全球眾多知名經濟學家和領域內的專家合作，列舉出50個具有實際意義、最重要、最急切的目標，然後邀請專家們發表論文，商討這些目標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為了區別不同目標的效益，“哥本哈根共識中心”使用顏色分類理論。把最優的目標標以深綠色。評價最優目標的標準，是這些目標對社會、經濟和環境的貢獻將是投入成本的15倍或者以上。如果貢獻為投入成本的14到15倍，這種目標將被標注成淺綠色，貢獻是投入成本5倍及以下者，則被標注成黃色。至於那些產生的貢獻可能還不及投入成本的目標，顏色是紅色。這種簡單的顏色分類是為了幫忙日理萬機的世界領導人們和慈善家們，讓他們能在一秒鍾內就能看到具體目標的有效性，同時清晰地告訴他們，不是所有目標都具有同等重要性、回報率和影響力。
在工作小組的部分公開草稿中，有13個目標是深綠色的，例如“在全球範圍內消滅瘧疾”。要實現這個目標成本是相對較低的，隻要在發病地區發放青蒿素基藥物、蚊帳以及室內安全驅蟲噴霧即可，現在這些藥物的成本都很低，具體執行方式也很現實、可操作。根據統，要減少一個瘧疾死亡者，未來的投入成本是1000美元，但收益顯然是巨大的——這是一條生命。不僅救人，該目標還能提高社會穩定性和生產力。另一個深綠色的目標是“在全球範圍內取消化石能源補助”。過去多數政府都會對能源進行大規模補貼，現在則形成相反趨勢，因為能源補貼給富人和中產階級帶去巨大利益，政府花費的巨額資金如果直接針對窮人，效果會好得多。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利比亞和委內瑞拉，汽油的價格還不到每加侖1美元，這意味著給那些能負擔汽車的人不必要的特權。如果政府減少能源津貼，不僅能減少政府開支，緩解赤字壓力，還能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有助於對抗全球變暖。
頗令人意外的是，“在全球範圍內控製艾滋病”這個目標卻落在黃色區域內，那是因為投入成本較高。有關的藥物研究、疫苗開發都很昂貴，而且病人要終身接受治療。要預防一個人感染上HIV病毒的成本是1萬美元，這些錢足以讓10個人免於被瘧疾殺害。同樣令人吃驚的是，另一個在全球很流行的目標“增強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以提高世界可持續發展力”卻落到紅色的範圍。這是因為，盡管太陽能能驅動手機或者是照明，但世界還有30億窮人需要能源，以便讓他們急需的冰箱、爐灶、燈泡、水泵運作。對於推進大規模經濟增長來說，這些能源的成本仍舊是最低的。根據國際能源機構的預測，今天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是13%，如果想在2035年的時候把比例提高到18%，需要投入的資金至少是每年2400億美元。在這巨大的投入背後，減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僅有6%，降低全球平均溫度隻有1/100華氏度。
顏色分類同樣說明，為何經濟數據在政策決策過程中有著決定性作用。那些紅色的目標，聽起來都很“高大上”。但若沒有經濟數據作為參考，也是空中樓閣。追求這一類目標，就好像走進一家餐廳，餐廳很華麗，但菜單卻沒有標明價格。同樣地，慈善家們在捐助的時候希望看到一份標明價格的菜單，他們需要知道“成本”。在未來15年，富裕國家的預算都相對緊張，納稅者會更計較國際援助的錢到底是怎麼花的。
未來計劃哪怕是最小的調整，都有可能改變世界
現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一直比較謹慎，他的任期將在2016年結束，現在他必須大膽做出選擇，在眾多目標中確定下一階段的發展目標。當然，潘基文清楚，那些冗長的、缺乏實踐性的目標是不太可能有機會的。至於能否像14年前那樣精準製定目標，這考驗著潘基文的能力和決斷。如果成功，這也將是潘基文任內最大的成就。
最終的結果現在還沒有出爐，政治家和專家們還在抓緊時間爭論。發展中國家的領袖們相對不情願減少化石能源津貼，對於他們來說，這意味著可能會有社會動蕩；富裕國家的政治家們也不太情願支持可再生能源的投資，因為成本高昂；盡管預防艾滋病的費用很高，但全球的決策者還是不情願把錢轉到對抗瘧疾和蚊子上，因為艾滋病攫取的世界關注太高了……
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經濟規律和數字分析是枯燥的，是理性的，甚至是沒有同情心和人情味的。但是，隻要經濟數據分析能幫助一個優質目標替代一個劣質目標，它對於全球的影響將是驚人的，是曆史性的。一個目標的確定或者變更，背後影響的是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的資金，而這些資金能實現的效益，將以萬億計、甚至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所以，當一個決定涉及到數億人的命運，關係到萬億美元的資金，我們有什麼理由不謹慎？
哪怕是最小的調整，都可能改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