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以內的十個阿拉伯數字中，不知從何時起，人們便鎖定了唯有“8”最吉利，因為“8”的諧音是“發”，發財、發達、發旺、發展，誰不心向往之？其次是“6”，尤其是兩個“6”的重疊，暗喻“六六大順”。就說“8”吧，自改革開放以來，慶典、開業、婚禮、奠基，但逢喜慶之事，往往非“8”莫屬。回顧一下三十年來小至個人和家庭須慶賀的吉日、“好事”，大至各大企業、單位，甚至各省市的重大慶典活動，無不爭相選定與“8”沾邊的日子。在時間(月、日)的選擇上，“8”往往居於其餘9個數字之首，這已成為約定俗成、見慣不驚的事實。
然而，此類現象，卻隻能代表人們的主觀趨向、心理訴求與一廂情願；若略加考證，逢“8”的日子，真的就是吉祥之數、喜慶之日麼？我看未必。
先說“九•；一八”，誰都知道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侵占東三省的日子，幾十年來這一天被人們稱為“國恥日”。如果單純從數字的諧音來看，9諧“久”，“18”諧“要發”，確是一個好日子，於是不少年輕人選擇這一天為結婚慶典日：婚姻長“久”而又家庭大“發”，豈不妙哉！“在成都，九•；一八這天，合江亭邊婚車新人打擠，比五一、國慶還多”(以上據2005年9月19日《華西都市報》)。問及新人，為何不避國恥，專選是日成婚？答曰：“大喜之日，隻談喜慶不談國恥”。(同上)。持反對意見者則說，“培養憂患意識和接受國恥教育，最好的日子就是九•；一八，因此在這一天舉行婚禮確實不合適”；並且舉出國內的例子——在哈爾濱和沈陽，婚禮一般都避開“九•；一八”，商家在“九•；一八”把慶典、婚禮等活動都“推掉”，“這反映出群眾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的提高”；更進一步舉出國外的例子——俄羅斯、以色列等都在國恥日當天取消所有的娛樂、喜慶活動，“同樣作為一個受難民族，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借鑒呢？”(以上均引自2005年9月19日《華西都市報》)。
關於“九•；一八”的兩種極端的對立的意見，或可作為民眾對於同一個日子(數字)的不同詮釋而“各持己見”——姑且存疑，並立此存照吧。
關於“8”未必代表喜慶吉日的例證，當然還有。比如一九二六年段祺瑞執政府鎮壓學生運動的“三•；一八”事件，一九三二年日軍入侵上海時的“一•；二八”鬆滬抗戰，一九四六年的“四•；八”烈士遇難事件(指當日我黨革命元勳博古、葉挺、王若飛、鄧發等自重慶乘飛機返延安，途經山西省興縣撞山失事)，一九四七年台灣民眾反抗暴政的“二•；二八”起義，等。以近年的事件為例，一九七六年敬愛的周總理逝世，是在1月8日；同年造成24萬人死難的唐山大地震，發生在7月28日。更近一點的例子，2007年春天膠濟鐵路客車脫軌相撞的重大事故(造成70人死亡，416人受傷)，發生在4月28日淩晨。巧也好，奇也好，這些災難正好撞上了“8”。它也正好說明一點，“8”並非絕對喜慶的日子(當然也並非絕對災難的日子)，而隻是一個平平常常的(與1、2、3、4……10等數字別無二致的)日子；日子本身並無吉凶禍福的“內涵”或征兆，而隻有發生事件的時間與事件本身吉凶禍福的偶然巧合。如此而已，豈有它哉！
總之，日子就是日子，時間就是時間；大可不必人為地、唯心地給某個時日貼上“福祉”的金，或者掛上“災難”的鉤。
如果我們能以上述的平常心，來看待每一個日子，那麼，我們就不會賦予它超常的亮色、喜色，或者特別的暗色、黑色。如能以這樣的平常心來看待每一個貌似“巧合”的日子，也許更切合實際，更接近於自“五•；四”運動以來就熱烈地呼喚著“德先生”與“賽先生”，解放後更著力於建設科學與民主的中國的現實，也許更有利於破除迷信、崇尚科學，更有利於我們進一步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和實踐。
責任編輯 張即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