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聖的婚姻殿堂中，夫妻之間缺乏應有的忠誠，潘達雷昂上尉在妻子懷孕時，依然與“巴西女郎”打得火熱（《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卡約拋棄相濡以沫的妻子，豢養情婦繆斯（《酒吧長談》）。即便是締結婚姻，一旦丈夫離去，失去依附的女性依然無法獨立生存，所以拉麗達在丈夫被捕之後，心甘情願委身於二流子警察“討厭鬼”，鮑妮法西婭在利杜馬坐牢後淪落風塵（《綠房子》），阿瑪莉婭在丈夫被殺後嫁給安布羅修（《酒吧長談》）……
除了精神上的折磨，女性的肉體還要遭受苦難。在家庭生活中，女性動輒遭受暴力的虐待。即便是還算愛妻子的利杜馬，也沒停止過對鮑妮法西婭的毆打。除此之外，女性還要遭受生育之痛，生育對於女性無疑是至關重要的，無法生育給女性帶來厄運，因此，胡利婭姨媽明明和前夫感情甚篤，卻依然承受不住生育壓力而被迫離婚。然而，即便是能正常生育，女性也經常麵臨生命的危險，尤其是在醫療衛生條件異常惡劣的山區。於是，我們在《綠房子》中看到這樣一幅場景：“我進去的時候看到床頭有一個胖胖的紅發女郎，人們都叫她蝙蝠，看樣子不象是病人。我正要上前跟她開個玩笑，卻看到了床上的人，還有血。我的朋友，您不知道，床單上，地上，整個房間，都染遍了血跡，好象是剛剛砍了一個人的頭。”[4]這是對女性生育場景觸目驚心的描述，作者通過塞瓦約斯醫生的敘述，呈現了安東妮婭因難產而死時那幕淒慘血淋淋的場麵，字裏行間充滿著血腥的氣息，令人惡心和窒息。在這裏，略薩巧妙地通過一個男人的視角，寫出了女性忍受生產的苦難。
麵對種種苦難，是選擇反抗還是選擇妥協？
略薩筆下的女性更多的是選擇對命運的屈從，她們身上身上表現出這樣一種共同的母姓特征——對男性無私的給予，對被毀壞的世界盡力的彌補，這是最高層的一種母性。不同於文人所歌頌的高尚、無私和偉大，它包含了受難、寬恕，和對於自身毀滅的情願，表現了拉美女性的隱忍。胡萊瑪、鮑妮法西婭等人遭受恥辱，卻奇跡般承受這些苦難，以微笑寬容強者的欺淩和壓迫。她們身上聚集了拉美女性幾乎所有的特質：溫順謙良、堅韌恪守、忠厚善良、愚鈍麻木。因而在如此卑劣齷齪的環境中，周身依然散發著強烈的母姓光輝。
略薩以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展現了處於黑暗社會中受侮辱、受損害、受壓迫、受玩弄的女性群像，以悲憫的情懷對這些身處軍事獨裁和暴力專製下的最底層的勞苦女性大眾寄予了無限的同情，充滿了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
作家哈金在探討中國女性苦難命運的淵源時說：“習俗和男性中心主義都對中國婦女的不幸福負有責任。”[5]有時苦難的製造是下意識的，是由女性自身弱點造就的，這一判斷同樣適用於拉美女性。略薩強烈而清醒地審視並描繪處於社會底層的婦女日常生活的屈辱和苦難，表現出對這些受壓迫的下層女性命運的終極關懷和深切憂憤。
當略薩抨擊軍權、政權、神權，暴露了秘魯種種時弊時，目光是犀利、敏銳、冰冷的，但是，冰冷外表下卻是火一般的的熱情，這尤其體現在對女性的關注上。作者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窮苦婦女寄予著深切的同情之心，她們都是這個腐朽了的社會的受害者，無辜的犧牲品。
總之，略薩不僅關注女性的生存現狀的苦難，努力將其展現給讀者，而且超越了這些苦難本身去尋求其根源，這就使他的小說有了更廣闊的時代和社會意義。（作者單位：上饒師院小教分院）
參考文獻：
[1]馬裏奧·巴爾加斯·略薩.城市與狗[M].趙紹天譯.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1981.10.
[2][3][4]巴爾加斯·略薩﹒綠房子[M].孫家孟，馬林春譯.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1985.107.432.462.
[5]河西.哈金專訪[J].華文文學.2006（73）.
（本文選自：金田 2015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