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生存困境的真誠書寫
作者：李雲
摘要：秘魯作家馬裏奧·巴爾加斯·略薩曾獲得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其作品多抨擊軍權、政權、神權，暴露時弊，但同時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拉美窮苦婦女亦寄予著深切的同情之心，關注她們的生存現狀和苦難，以男性作家的視角對她們的命運予以真誠的書寫。
關鍵詞：略薩；女性；苦難
自古以來，女性常常被看成是社會的弱勢群體，在拉美更是如此。在社會、婚姻與家庭關係中，婦女遭受著更多的不幸與痛苦，女性的被奴役、遭歧視、被玩弄、不受尊重與無可告慰的處境激起了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對婦女命運的關注。從六十年代的《綠房子》《酒吧長談》到七十年代的《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胡莉婭姨媽與作家》，再到八十年代的《世界末日之戰》《誰是殺人犯》《繼母頌》，再到九十年代的《情愛筆記》，再到新世紀以來的《公羊的節日》《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壞女孩的惡作劇》等，略薩在反映宏大曆史政治問題的同時，也塑造了各式各樣的女性形象，諸如印第安婦女、將軍的女兒、妓女、修女、侍女、上尉的妻子、知識女性等。女性在略薩的小說中被賦予了某些特殊的意義。略薩從他的男性視角出發，飽含著良知與關懷，探索了拉美女性的生存境遇。
在作品中，略薩並沒有賦予筆下女性以幸福的家園，而是讓她們承受家園失落的苦難，來返照她們卑微的地位和多舛的命運。她們的物質家園無一例外地那般貧瘠，她們“家”的組成簡單而淒涼。無論是《綠房子》中的鮑妮法西婭、安東妮婭、拉麗達、瓊加，《酒吧長談》中的阿瑪莉婭，《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中的羅西塔、“巴西女郎”，還是《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中的弗洛拉，無不在對家的企盼和家的失落中，飽受物質和精神的雙重煎熬。無論其各自的遭遇如何，一生都飽受貧窮、疾病、壓迫的痛苦，在悲涼、陰暗、淒寒中痛苦地求生。
對一個人來說，生存是第一位的，隻有生存得以保障，其他方麵才能進一步發展。據數字統計，即使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今秘魯，女性就業率隻有 55%，收入僅為男性收入的 88%。經濟的困頓不僅造成生存艱難，還體現在為生存下去而不得不犧牲人的價值和尊嚴。沒有經濟來源，出身底層的女性要麼當女仆，要麼當妓女，這是絕大多數女性的命運歸宿。正因為如此，作者筆下的妓女形象非但不會可憎，反而值得同情，令人歎息。
貧窮使女性求生存就必須要依附他人，而婚姻是一條重要途徑。愛情本是婚姻的基礎，千百年來，它是最美好最令人向往的神聖的字眼。但是婚姻在略薩的筆下，則成了女性謀生的工具，因為經濟地位的不獨立，她們把婚姻當成生活的保障。例如在《城市與狗》中，貧困的特萊莎隻和阿拉納談過一次話，其姑媽就興奮地忠告她：“你馬上就要滿十八歲了，……你要是不能幹點什麼，咱們可就要餓死了啦。你可別放跑了這個小夥子。你交上好運了，他已經看中你啦。”[1]顯然，這種婚姻是功利現實型的，而情感婚姻一旦與功利聯係在一起，一旦和現實聯係在一起，就常常沒有愛情可言。因此，略薩筆下幾乎沒有完美的愛情，他不寫男才女貌，沒有琴瑟合鳴，也沒有相敬如賓，感情世界千瘡百孔，支離破碎，在略薩的小說世界中充滿著背叛、偷情和畸戀。
也許因為沒有愛情的存在，所以丈夫會把妻子視為可有可無的工具和附庸。在現實利益麵前，朝夕相處的伴侶抵不過一筆生意。在《綠房子》中，拉麗達因為伏屋有錢而與之私奔，但是在現實利益的誘惑麵前，伏屋說：“她要值一萬索爾，……我不想讓女人拖累我……，什麼舍不得，我從來沒愛過這婊子。”[2]一邊強迫拉麗達勾引列阿德基，一邊破口大罵她是個“婊子”。在她和領水員私奔時，丈夫想到得的隻是身為男性的尊嚴，絲毫沒有夫妻之情，“我倒不在乎那婊子，……可她是跟那領水員跑的，我非找到他算帳不可。”[3]而胡萊瑪在被蘇格蘭人侮辱時，她的丈夫一心要找到那個人報仇，對妻子的痛苦不聞不問（《世界末日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