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桂林文化城的經典之作
作者：黃偉林
2014年5月，廣西師範大學將田漢七十多年前的話劇《秋聲賦》重新搬上了舞台，該劇在廣西師範大學、桂林和南寧數輪演出，都引起了轟動效應，並成為第四屆中國校園戲劇節入選劇目。
《秋聲賦》是左翼劇作家田漢1941年創作的作品。這一年，田漢四十三歲，人到中年，進入了他人生的多事之秋。
1937年上海淪陷，田漢不得已離開中國現代話劇的搖籃上海，到武漢和長沙從事戲劇運動。1940年5月，他應陳誠之召，到重慶繼續第三廳的工作。重慶期間，他與妻子林維中、女兒瑪琍、兒子海雲有一段“黃金時代”的生活。秋末冬初，前女友安娥也來到重慶從事文化抗敵工作，還帶來了她與田漢的兒子大畏。安娥在重慶期間寫作了長篇報告文學《五月榴花照眼明》，交給田漢指正，兩人舊情重燃。田漢陷入家庭危機。
1941年發生了皖南事變，大敵當前之際，兄弟鬩牆，同室操戈的悲劇煎熬著每一個明智的中國人。左翼人士紛紛離開重慶。政治環境的變化，加上安娥的存在，田漢與妻子林維中的矛盾日趨激烈，到了無法生活在同一屋簷下的境地。3月，田漢離開重慶到湖南。他希望這個離開能夠帶給他轉機，幫助他打開民族風雲和個人風月的新局麵。
正當田漢隱居南嶽菩提園的時候，5月，杜宣風塵仆仆從桂林來訪。杜宣此一南嶽之行，是要說服田漢加盟李文釗創辦的新中國劇社。
桂林文化人苦鬥的精神重新點燃了田漢的激情，他欣然同意加盟新中國劇社。8月，為支持新中國劇社的創建，田漢舉家遷到桂林。
1939年4月20日，田漢曾經帶領平劇宣傳隊抵達桂林，住在桂林榕湖路五美園一座小樓，從事他的新戲劇運動。此次重返桂林，田漢在東靈街花橋附近住，後來又搬到龍隱岩邊的施家園。安娥也來到桂林，與田漢重聚。田漢一方麵與安娥誌趣相投，另一方麵與林維中剪不斷，理還亂，再加上皖南事變之後桂林文藝界相對蕭條，家庭的秋天、國家的秋天以及桂林自然界的秋天，激發了田漢的創作衝動。1941年秋冬之際，田漢完成了話劇《秋聲賦》。
一天，戲劇家熊佛西攜夫人葉子訪問田漢，田漢朗誦剛寫完的《秋聲賦》，熊佛西深受感動，口占一絕相贈：名滿天下田壽昌，簞食瓢飲寫文章，秋風秋雨秋聲賦，從古奇才屬楚湘。
秋天的桂林，田漢傾力支持的新中國劇社屢遇挫折，演出票房不好，後台老板撤資，以至於創辦者李文釗忍痛辭職。田漢憑著他各種人脈關係支撐著新中國劇社的運營。正是在這種極度艱難的境遇中，10月，田漢創作了話劇《秋聲賦》。1941年12月28日，由瞿白音導演的《秋聲賦》在桂林國民大戲院上演，連演八場，終於幫助新中國劇社走出困境。數年後田漢回憶：“《秋聲賦》因接觸了當時沉悶空氣，也描寫了一些本地風光，卻從1941年12月28日在國民大戲院上演起，演到第二年1月3日。這也就穩住了‘新中國’（指新中國劇社）的經濟基礎，給了大家再接再厲的勇氣。”①
話劇《秋聲賦》不僅寫於桂林，而且劇情大都寫的也是桂林。
抗戰時期桂林的秋天，秋風蕭瑟，秋意傷感。
昔日情人胡蓼紅的到來讓在桂林從事文化救亡運動的詩人徐子羽既興奮又憂慮。他的興奮是因為他與胡蓼紅曾經誌同道合，心心相印；他的憂慮是擔心婚外的情感無法得到妻子的諒解。
妻子秦淑瑾對徐子羽的婚外戀情充滿怨恨，她希望丈夫和自己一起去南洋生活，保證家庭的安寧與和諧。
徐母深明大義，支持兒子的文化救亡事業，但對兒子的情感生活也不滿意。因為不願意看到兒子與媳婦整天爭吵，她與媳婦秦淑瑾一起從桂林回長沙。
胡蓼紅有與徐子羽生活在一起的願望，想帶著徐子羽到馬尼拉。但徐子羽並不同意她的主張，並對她的變化感到不理解。為與徐子羽遠走高飛，胡蓼紅想贏得徐子羽女兒大純的支持。她引導年幼的大純叫她媽媽。大純明確表示自己有媽媽。此舉讓胡蓼紅既傷心又醒悟，她意識到自己沒有必要做一個有母親的孩子的媽媽，而應該去做那些沒有母親的孩子——戰爭中的難童的母親。
胡蓼紅帶著難童到了長沙。夜晚，她去看望徐母淑瑾婆媳。此時，日軍已經兵臨城下。大敵當前，秦淑瑾和胡蓼紅這一對情敵終於和解，明白隻有團結起來共同抗敵才是正確的選擇。兩個日本兵闖進了徐子羽長沙的家，胡蓼紅和秦淑瑾合作殺死了來犯的敵人。
在桂林，徐子羽和大純聽到了漓江邊《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和慶祝湘北大捷的歡呼聲。這樣的秋聲使徐子羽不再傷感，重新變得朝氣蓬勃，奮發圖強。
熟悉田漢生活的人看了《秋聲賦》，都有會心之笑。因為，《秋聲賦》稱得上是田漢的自傳之作、桂林之作和抗戰之作。
所謂自傳之作，說的是《秋聲賦》的劇情幾乎與田漢個人生活形影相隨。1942年，田漢在一封給陽翰笙的信中稱：“《秋聲賦》原來的寫作計劃僅想表現桂林文化界由蕭條而活躍的抒情的過程，但在寫作過程中，把計劃又大大地改變了。大體以湘北第二次會戰前後在長沙、桂林兩地引起的波動為背景，主要故事係寫一文化工作者不肯以戀愛糾紛影響其報國工作，同時在報國工作中，統一了他們的矛盾。假使吾兄看了此劇，必引起若幹的實感與會心的微笑的，雖然我已經把其中的人物穿上理想的外衣了。”②劇中主人公徐子羽是一位詩人，作者稱他為“一個艱苦卓絕，可也帶些神經質的工作者”。劇作寫了徐子羽一家，他的妻子秦淑瑾、戀人胡蓼紅、母親徐母和女兒大純。正如田漢所說，對於了解田漢個人生活的人，這樣的人物關係“必引起若幹的實感與會心的微笑”，因為它幾乎完全對應了田漢本人與他的妻子林維中，當時的戀人、後來的妻子安娥，田漢的母親以及田漢的女兒這樣的人物關係。當時的田漢與林維中的矛盾已經進入白熱化狀態，與安娥的戀情則日趨成熟。更進一步，不僅劇中人物關係對應了田漢現實生活中的人物關係，而且劇中人物的品格才能也對應了相應人物的品格才能，如徐母的深明大義，林維中的嗬護家庭以及女詩人安娥與田漢的誌同道合。相隔七十多年，當我們把這個話劇重新搬上舞台，我們發現，這樣一種極易庸俗化、娛樂化的一男二女之間的愛情婚姻糾葛，在劇作家筆下，自有一種殊為可貴的氣質。那個時代的進步文人藝術家，他們的純正與擔當，令人敬佩。
所謂桂林之作，可以理解為《秋聲賦》是田漢在桂林、寫桂林的劇作。用田漢自己的話說就是《秋聲賦》“接觸了當時沉悶空氣，也描寫了一些本地風光”。這裏的沉悶空氣，指的是“皖南事變”之後桂林文化城的文化氛圍；本地風光，指的是桂林的自然風光。就文化氛圍而言，桂林是抗戰時期中國的抗戰文化中心，著名的文化城。對此，田漢專門借劇中人物黃誌強之口說了他對桂林的印象：“好得很。不要說桂林的山水了，我一到市區就看見許多新的戲劇上演的美麗的廣告。一到書店，新出版的書報也是美不勝收。桂林文化界的活動真是蓬蓬勃勃的，不愧是西南文化的中心。”當然，桂林的政治氣候也會瞬息萬變，所謂“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然而，作者終究還是樂觀的，他相信“隻要天地四時的運行不變。去了的春天依然會回來的。”就本地風光而言，原劇五幕，除第四幕故事發生在長沙，其餘四幕都發生在桂林。其中兩幕發生在漓江邊徐子羽的家，實際上也就是當年田漢居住的龍隱岩邊施家園，劇中秦淑瑾在家裏指著窗外給客人黃誌強介紹：“這一帶竹子長得不壞吧。你看那邊，那是象鼻山，底下就是漓江，到了夏天我們常常到江裏去遊泳的。”言語間洋溢著對山水之美的欣賞。黃誌強也認為“人家說桂林山水甲天下，你們這兒又是桂林山水最好的地方，這已經是算你們桂林山水最好的地方”。另外兩幕分別發生在環湖路某旅館和七星岩前一茶座。這兩個地方也是桂林名勝，屬於遊客必遊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