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左宗棠的襄辦職位，從字麵上理解，則是協助辦理或幫助辦理的意思，地位似乎又比幫辦低，相當於督辦助理。譬如左宗棠後來到督辦江南軍務曾國藩大營襄辦軍務，連續打了不少勝仗，經曾國藩奏請，清廷才於鹹豐十一年（1861年）四月發布上諭，令左宗棠幫辦兩江總督曾國藩軍務。再過了半年，清廷又令左宗棠督辦浙江軍務。之後又過了兩個多月，清廷便任命左宗棠為浙江巡撫。
至於督辦是欽差大臣性質人物，也有現成例子可做參照。因左宗棠不願入川督辦軍務，清廷隻好改派湖南巡撫駱秉章督辦四川軍務，後來又任命他為四川總督。
左宗棠不願入川獨當一麵情願到曾國藩手下做助理，一是胡林翼知道曾國藩的擔憂後，馬上給左宗棠寫信做工作：“公入蜀則恐氣類孤而功不成。”（《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六）意思是左宗棠如果入川，頭上雖然戴著一頂督辦的高帽子，卻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到頭來很難與四川軍政當局搞好關係，必成客軍虛懸之局而受製於人，是難以取得成功的。二是左宗棠自己也覺得，“督辦”的名分和地位雖比“襄辦”高許多，其實都是有職無權的差事，都徒有虛名，入川後如果得不到上下左右支持，曾國藩昔日坐困江西的曆史就將在自己身上重演，到時有能力和上升希望的人，因怕他搶了他們的位子而處處給他難堪；那些心術不正的奸佞小人，則因擔心他會斷了他們的財路，又少不得處處刁難、百端陷害。到曾國藩手下做襄辦則不然，兩人既相互了解，又高度信任，工作上肯定能百分之百得到曾國藩的支持，政治上也能得到他的關心和扶持，既然如此，為什麼要看重那一字之輕重呢？所以他給胡林翼回信說：
滌公與公書，蓋以在吳為“襄辦”，而入蜀則有“督辦”之名，疑鄙人之意，或將去此而就彼。不知“襄”與“督”，雖同有事而無權；而能辦與不能辦，實不爭此一字之輕重。襄滌軍事或能辦者，以彼此相知有素，可稍行其誌；督蜀軍事必不能辦者，以彼此不相習，君子不能無疑我之心，小人且將百端以陷我也。公幸為我致意滌公，我誌在平吳，不在入蜀矣。（《左宗棠全集·書信》）
左宗棠明確表明了“誌在平吳，不在入蜀”的態度後，胡林翼和曾國藩便馬上聯合上奏，以江西和安徽軍情緊急為由，請求留下左宗棠所部增援安徽。朝廷批準了他們的要求，改派撫湘十年並建立卓越功勳的駱秉章入川督辦軍務。駱秉章是一個具有崇高地位和名望的老臣，他進入四川後，當地軍政當局官員誰敢給他臉色？工作因此很快打開局麵，兩年後便消滅了石達開帶領的太平軍，駱秉章也因此被提升為協辦大學士，成了“宰相”級官員。
左宗棠到曾國藩大營襄辦軍務後，更是順風順水，否極泰來。
鹹豐十年（1860年）八月八日，左宗棠在金盆嶺召開誓師大會，然後親率楚軍從長沙出發，經醴陵進入江西，於十月二十七日中午趕到安徽祁門，與曾國藩共商軍事，受到曾國藩出城迎接。
此後，左宗棠率領他的楚軍，從江西打到浙江，一路高歌猛進、勢如破竹。
有鑒於左宗棠傑出的軍事才能，鹹豐十一年十二月（1862年1月），清廷任命左宗棠為浙江巡撫，讓他收拾浙江亂局。左宗棠也不負重望，力戰克複浙江全境。
隨後，已是閩浙總督加太子少保的左宗棠帶兵進入福建、廣東追擊太平軍殘部，於同治四年（1865年）末在廣東嘉應州（今梅州）徹底消滅江南太平軍，取得平定太平軍的最終勝利。
至此，被清廷封為一等恪靖伯的左宗棠已經取得與曾國藩不相上下的地位，一同成為同治年間的“中興名臣”。
事實證明，左宗棠當初不自立門戶而是緊緊依附曾國藩的選擇和朝廷的決策，都是完全正確的。
錯誤的判斷無一不是因脫離客觀實際。在不占有足夠的實際材料，不了解事物真實本質的情況下，亂做結論，妄下斷言，確實要不得。對任何事物的肯定或否定都必須以客觀事實為依據，不言則已，言必有據，真正做到忠實、客觀地反映情況，這才是正確、科學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