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與文學
研討會上犀利火爆的聲音由年紀最長的與會者發出。
2011年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得主江楓今年已經86歲高齡了，他翻譯的雪萊和狄金森在翻譯界享有盛譽，“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這句家喻戶曉的雪萊詩句，正是通過江楓先生的譯筆，才廣為人知。
而在當天的研討會上，江楓先生顯得非常氣憤，一上來就火藥味十足：“我們國家現在這樣子大張旗鼓地反腐，太好了！老百姓沒有一個不叫好的，但是在出產豐富的、令人震驚的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的土壤，必然會出現文化腐敗，中國也並不例外！” 他口中的文化腐敗主要指的還不是貪汙腐化，而是“偽科學”和一些學術謬論。
翻譯的經典準則“信達雅”，信是第一位的，翻譯的美，必須建立在信的基礎上之上，如果翻譯不準確，再華美的文章都白搭。江楓舉的一個極端的例子是上海譯文出版社的《狄金森全集》：“第一，不是全集，你怎麼能說全集？而且，幾乎每一首都有錯！”對於現在中國翻譯現狀，他感到很痛心，他覺得翻譯不能不講實用主義，不能把翻譯簡單地以為就是創作：“翻譯學是實用的學科，實用主義是其中應有之意。”
翻譯，是一座橋梁，為中國的讀者打開了世界文學的窗口，又為外國讀者打開了中國文學的窗口，太重要。不過，隨著世界交流的日益頻繁，麵對麵的交流變得多了起來。都以為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國際上對於中國文學的關注一定與之前有天壤之別，可是沒想到，前些天的紐約書展，蘇童、畢飛宇和阿乙的簽售門可羅雀（用蘇童的話說是：“哪裏是門可羅雀，連隻雀都沒有。”）是大家熱議的焦點。
批評家、天津師範大學副教授張莉女士覺得從這樣的熱點新聞中體現的，是我們的焦慮：“從門可羅雀這個新聞裏大概可以看到，我們的媒體，或者我們的社會對於中國當代作家或者中國當代文學有一種期待，有一種渴望。當他說你們怎麼門可羅雀的時候，意味著我們原本以為你們到紐約應該是門庭若市，應該有很多粉絲請你們去簽名。在這樣的新聞裏麵，我覺得它背後其實是我們這個社會對於中國文學的一種焦慮性的想象。每天新聞報道美國諾獎，卡夫卡獎（相當於諾獎的風向標）等等的新聞。整個社會文化氛圍的焦慮，最後導致中國很多寫作者的內在焦慮，那種內在焦慮包括怎麼樣炫耀自己在世界文學版圖的影響力。”
這一次紐約書展中國作家所遇的冷場有多方麵的原因，比如票價過高的因素，但也不可否認，即使在莫言獲諾獎之後，中國作家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仍然處於弱勢，這時候，不論是作家本人，還是媒體大眾，如何麵對這種弱勢地位？心態要不要放平一點？在張莉看來，這種焦慮也是中國作家寫作危機的體現，寫作都指向渴望關注，吸引眼球。體現在我們的文學創作裏，我們的作家變成了這個時代焦慮的見證人：“我們就會發現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家，他是一個焦慮的表征，同時又見證時代焦慮。這個情緒就像傳染病一樣附體，看到中國當代很多作家，不再是有主體性的觀察者，而是觀察者的仆人。”
麵對我們的時代，我們所處的世界，縱向和橫向的雙重拉扯，我們怎樣才能讓浮躁的心靈變得沉靜，讓文學接近文學本身？這是需要更多思考的，也許這樣一次研討會，隻是開了個頭，根本不是結束。
（本文選自：新民周刊 2015年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