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實業主席李嘉誠表示，他本人完全支持特區政府入市的做法，但不評論這做法對或不對。李嘉誠表示，特區政府正嚐試為香港做點事，很難說這是否很好或不好，但最低限度政府非常努力地去嚐試，“我們別無選擇”。李嘉誠指出，他手頭所持的上市公司市值不低於1500億港元，如果將股票借出可賺很多錢，但他不肯借出，在目前的環境下，也不會沽貨，過去一個月也沒有沽出一股，亦不計劃沽貨。
——香港前行政局成員陳坤耀表示，近年來炒家在香港金融市場上聲東擊西，同時對外彙及股市興風作浪，基本上擾亂了金融秩序。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不能再以傳統的不幹預政策去麵對問題，有必要采取特別手段進行幹預。陳坤耀並認為，政府的幹預行動來得太遲。不過，他指出，政府幹預不是擊退炒家的長遠辦法，隻能視為特別狀況下的非常手段。
——亨達國際金融董事總經理鄧予立認為這是必須的維持市場應有秩序的做法，因為香港是一個自由經濟體係，卻不是一個讓炒家自由“提款“的地方。港府要給炒家足夠的警告，和表現出維護香港金融經濟應有的利益的決心，堅強港人對經濟的信心。鄧予立強調，港府這次高調的在公開市場采取的行動，實際是對美資炒家明目張膽地在港元期貨、港股及恒指期貨等多個市場狂妄狙擊的回應，亦不是改變它原有的金融經濟政策。反而港府在炒家狂妄的狙擊炒賣活動中一點也沒有表示，就不符合一個政府應有的要求。任何政府都有需要對不正常的炒賣采取有效的幹預行動才成。港府這次的做法是適當和令人接受的。
——香港著名評論員曹景行著文《港府大戰國際炒家勝敗未定》支持政府，他在文中指出：“環顧今日之世界，純粹以自由市場原則隻存在於經濟學家的頭腦中和教科書上。任何政府在國民經濟基礎和民眾根本利益遭受威脅時，都有責任采取必要的、合理的幹預行動，否則就是失職。”他指出：“政府入市幹預本來就是非常措施，難免會令外界一些人對香港的金融市場運作產生疑慮，令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有所失色。但港府這麼做也是‘兩害取其輕’”。他還指出：“盡管美國政府口口聲聲讚揚人民幣和港幣堅守不敗，但在香港金融市場上興風作浪的國際炒家卻有相當一部分是美資背景。誰知道關鍵時刻美國會支持香港一把，還是反過來推香港一把？”
2、反對者認為：香港政府的幹預行動將動搖香港自由市場原則
——標準普爾8月31日降低香港外彙主權評級。由於香港政府入市幹預香港股市與期貨市場，改變了香港的外彙儲備結構，從而增加了保衛港元彙率的風險，削弱了港府的財政支持能力，標準普爾宣布將本港的長期外彙及短期外彙評級分別由A＋和A1＋降至A和A1。同時將港元長期評級由AA－降至A＋，將港元短期評級由A1＋降至A1。長期評級展望則轉為負麵。標準普爾還表示，如果港元的聯係彙率動搖，或者港府的行動進一步削減對港元的財政支持的話，它有可能在短期內再次調低香港的評級。
——《亞洲華爾街日報》報導，香港政府是拿其名譽作賭注。這或許會使一些投機者知難而退，但國際投資家將會懷疑香港堅持自由市場原則的決心，這將對香港經濟造成長遠的傷害。報導指出，政府的幹預在長期是行不通，尤其在香港經濟正在嚴重的衰退的當兒。港政府一向以高利率捍衛港幣與美元的彙率聯係，幹預可能打擊投機者對香港市場的信心，使高利率策略更難實行。報導也指出，刻意托高股價，阻礙了股市自由運作的能力。由於許多投資者把港幣和人民幣緊密的聯係在一起，港幣的疲弱也可能對人民幣產生負作用。
——諾貝爾獎得主默頓&S226;米勒指港府入市幹預股市期市是一大錯誤，完全違反人們以往引以為傲的自由經濟原則，高官中應有人下台以向市場發出清楚訊息，香港將回複以往的自由經濟。米勒接受記者訪問時說，港府入市幹預股市期市，最終將傷害香港，而且一開始幹預則不得不繼續幹預，全球這麼多對衝基金，根本無從應付。
五、香港幹預金融市場，自由市場理念推陳出新
香港政府素來以當地以自由市場原則運作為傲，這次出資扶持股市極不尋常，香港特區政府的行動引起人們的注意，招致強烈的批評，但也獲得不少的讚許。總之，由於在推行自由市場政策的政府當中，這是一項前所未見的行動，人們褒貶不一，引發一係列有關自由市場經濟爭論和反思在所難免，也可能因此導致一場對自由市場經濟認識的革命。
1、自由市場經濟與政府幹預
自由經濟是個好東西，人人都應維護它。但是，世界上沒有絕對的事物，自由經濟也是一樣。自由經濟是在有關法規的監管下自由交易，並不等於政府放任不管，任由某些人為所欲為。當國際大炒家散布人民幣即將貶值等謠言，操控市場，把廣大投資者和市民作為掠奪對象，港府如果聽之任之，那本身就損害了自由經濟。港府這次入市的目的很明確，就是反擊國際大炒家，讓他們知難而退，幹預不僅沒有違反自由經濟的原則，反而是維護了真正的自由經濟。總起來說，港府這次反擊國際大炒家有理、有效，值得支持。台灣已宣布嚴禁索羅斯旗下基金入境的消息。台灣此舉肯定會引起不少非議，但這也是迫不得已而為之。隻有擊退了國際大炒家，或者不讓國際大炒家涉足，自由經濟才是不受人為操控的真正自由經濟。
完全自由市場經濟根本不存在，所有政府都要保障本國或本地區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穩定，保障本地區市民的切身利益，這是政府的基本職責。
香港金管局總裁任誌剛24日支持政府幹預股票及期貨市場，他引述前財政司夏鼎基對“積極不幹預政策”的闡釋，反映港府今次行動並無偏離有關政策。他表示，“積極不幹預政策”的設計師夏鼎基曾指出，“即使在奉行‘積極不幹預政策’的大前提下，亦必須承認有時候幹預是實事求是的做法，才能保持香港經濟的穩定。”故這次經谘詢外彙基金委員會後，財政司長決定在市場力量的自由運作下進行幹預。
從香港政府入市幹預股市引發的關於自由市場經濟與政府幹預的爭論中，人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世界上沒有所謂絕對自由放任的市場，在國家政策和利益的大前提下，在必要時政府不得不進場幹預。就以美國來說，在八、九十年代美元低落的時刻，聯邦儲備局就經常在市場上扶持美元；這些年來，該局經常利用調整利率的手段來控製通貨膨脹，進而影響投資市場，這更是典型的幹預例子。任誌剛也指出港府興建機場、修路、提供公共房屋、醫療服務等的舉措也都是幹預的例子，隻是與其他地區比較，政府傾向減低參與程度。
雖然幹預的行動得到肯定，政府還是應盡量減低幹預行動為宜，特別在交易市場上，如果幹預行動失敗，所產生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在這類市場上，即使人們同意政府的幹預行動，可是，大家不免受到“勝者王侯敗者寇”的意識所左右。萬一和炒家搏擊時無法將之擊退，或是因此虧蝕慘重，則可能出現難以收拾的局麵。去年中，泰國中央銀行拿出幾百億美元的儲備和炒家拚搏，結果兵敗如山倒；最近，俄羅斯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大部分援助資金拿去扶持盧布，結果有如泥牛入海，現在俄羅斯的經濟已是破產了。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說明政府動用公眾的資源之後還吃敗仗，不隻成為笑柄，還會遭致強烈的民意反彈。
2、市場自由化與開放市場
近年來頻頻在世界各地爆發的金融危機，已很清楚看出，這又是市場絕對自由化帶來的禍害。與1929年之前的市場自由化不受規範導致經濟大蕭條的情況同出一轍，不同的是1929年闖禍者是工業市場者毫無規範地豪奪市場，結果受到了受害者的還擊，紛紛采用政治手段控製自己市場，於是兩敗俱傷，市場全麵崩潰。現在的金融危機，闖禍者是金融市場者，他們濫用金融市場的自由開放的權利，四出遊行對那些毫無準備、毫無反抗能力（基於財力薄，或管理不完善，或因借貸太多，或是投資策略出錯等等而出現抵抗能力貧乏）的地區，進行劫掠式“買賣”。由於現代社會的金融市場把整體經濟生活牢牢緊扣在其運作體製下，國際金融市場炒家通過金融市場的自由買賣製度，可以在轉瞬間用他們巨大的資金，把對方的財富輕易套取。不管是泰國、印尼或韓國之所謂美金債務太大，或是香港、台灣或新加坡之巨大儲備，又或是馬來西亞之不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一律都受到國際金融炒家的衝擊，即使是日本那個財力雄厚的國家也不能免疫。中國則幸虧未曾全麵開放其金融市場，否則股災恐怕更重。金融崩潰後接著而來的社會與政治動蕩，導致印尼、泰國與日本的政府領袖因此被逼下台，韓國的工業行動也告吃緊，馬來西亞則頻頻叮囑國人要團結對外，不要自己分裂。香港的特區政府也正為了貨幣被衝擊而與國際炒家大動幹戈，經濟警訊全麵響起，失業率出現4%以上，地產與股市一片低迷。我國則為了不想因為人民幣貶值而累及亞太其他國家，而付出巨大的代價。
這就不得不迫使我們思考：其一，市場自由化沒有絕對，自由化市場如何抵禦市場自由化的衝擊？如何隨著不斷變化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調整市場的自由度？其二，發展中國家到底開放市場到什麼程度？什麼程度的開放，整體社會才能承受得了？各個國家的政府應負起基本的責任與尋求基本的知識，唯求能做到適當的持續對市場作出適當的調整，尤其是對外開放的問題更是如此。
3、金融自由化與貨幣管製
自從7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S226;肖和羅納德&S226;麥金農提出“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學說至今，這一觀點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70代以來，拉美許多國家和東亞一些國家相繼進行了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金融國際化、全球化和自由化成為一段時期報章刊物上的高頻率用語。
而至今日，幾乎所有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發展中國家都發生了金融危機。令人注意的是，許多經濟學家在論證金融自由化時都把東南亞一些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的金融開放當成成功的範例來論證。而現在金融危機在這些國家也爆發了，當我們冷靜下來深入思考時，有必要研究以下問題：金融自由化和經濟發展到底是什麽關係？金融自由化一定會帶來金融危機嗎？具備什麽樣的條件才能在發展中國家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
貨幣—特別是紙幣—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蒙上了神秘的麵紗“。它可小到左右一個人的命運，大到統治一個國家甚至全世界。貨幣問題牽涉到經濟利益的再分配，20世紀的國際金融實際上是美元金融。當今的國際金融市場格局顯然有利於美國，因為美元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占據壟斷地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自由化在這種國際金融市場背景上隻能是服從美元為主體的經濟。自由化的本質是逐步放棄各國政府對民族經濟和金融的各種控製手段，主要利用彙率和利率兩種手段調節經濟。而開放經濟中的彙率和利率，在現行的國際金融體係和製度下受製於美元金融或發達國家的金融。
香港的經濟有著在世界上最低程度的政府幹預、最強勁的經濟基礎和沒有債務。然而，近期香港金融市場的劇烈動蕩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無論自由化程度多高的金融市場，也難以避免國際上有組織的國際炒家的損害，而如果象香港這樣具有最強勁經濟基礎、自由度最高的金融市場都可以被這些國際炒家威脅，那麼非工業化和新興市場還有什麼希望呢？
目前全球金融風暴愈來愈嚴重，隻有中國的外彙管製政策，最能減少炒家的興風作浪，成為全球唯一可保護國家金融穩定的靈藥。目前全球國家領袖與經濟學家、金融家，均十分關注如何防止金融危機進一步在本國惡化。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在於資本的流出，資本無節製流動帶來的彙率高風險。金融危機帶來國際範圍內的財富再分配，是一場賭注很大的“零和博弈“，但危機帶來的經濟損失，則主要由被衝擊國家承受。國際炒家的變本加厲，不但引起亞洲政界的警惕，甚至連主張金融自由化的一些美國著名學者也開始主張要適當地作出金融市場的控製。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著名的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aulKrugman）在9月初剛出版的《財富》雜誌撰文主張適當的貨幣管製是有必要的。德拉克(PeterDrucker)也指出這些金融狙擊手在破壞全球一體化。克魯格曼在8月26日舉行的“亞洲商業預測”座談會上再次發出呼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配套對亞洲委靡不振的經濟已失去效用，亞洲國家必須改變政策，重視外彙的控製。他認為，經濟問題出現在貨幣方麵，因此政府應該實施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他表示，亞洲國家必須暫時采取中國式的貨幣管製策略，這樣一來，政府可以在避免影響彙率的情況下調低利率。他說：“我自己很不喜歡我所提出的建議，但現在是非常時期，我的想法也變得非常激進。我想這是幫助亞洲國家渡過危機的最好方法了。”
21世紀即將來臨，也許發展中國家應更新以前局限於金融開放和自由化的思維，而有必要深入研究國際金融市場，重新探索發展中國家避免金融危機、完善自身金融應變能力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