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沉船事件，中國如何對照
４月２７日，韓國總理鄭烘原宣布就“歲月”號沉船事故引咎辭職，為政府未能阻止事故發生以及應對不力向公眾道歉。對於“歲月”號事故，鄭烘原說：“見證了家屬的痛苦以及人們的悲痛和憤怒，我覺得我應該做的事情是負全部責任並辭職。”截至２７日，４月１６日韓國“歲月”號沉船事件，已確認１８８人遇難，另有１１４人下落不明。
在總理辭職前，此次修學旅行組織者薑校監，在獲救後以自殺方式謝罪，他留下遺書稱：“２００多人生死不明，我沒有信心一個人活下去。”
“恥感文化”成中國官場稀缺品
在韓國的政治文化中，高官由於事故處理不力而辭職，是一種慣例。２０年前，韓國首都聖水大橋的中段坍塌，造成重大傷亡，時任韓國總理李榮德向總統遞交了辭呈。有媒體稱，鄭烘原辭職，除了韓國政壇的慣常做法，韓國社會文化中，羞愧感給人造成的隱性心理影響也很大。薑校監雖是此次修學旅行的組織者，但本次海難他有什麼直接責任？薑校監克製了自己的求生本能，寧可犧牲生命也要堅守“行己有恥”的觀念。
曾有學者指出，“恥感文化”是東方文明的重要傳統，是儒家文化的精髓。研究日本和韓國的曆史不難發現，“恥感文化”在這兩個國家表現得非常的典型。
然而，恰恰是在作為儒家文化發源地的中國，“恥感文化”反倒成為了一種稀缺品。尤其在中國官場，“寡恥少廉”幾乎已經成為中國官員在民眾心中的群像。按照常理，官員應該是社會主流價值的引導者，但他們卻時常因為道德敗壞而仕途折戟，甚至有些地方官員竟會在平時交流貪腐經驗，其“無恥”可見一斑。“羞恥心是所有品德的源泉”，沒有羞恥心，就沒有良知，更沒有社會責任感。尤其對於公共部門來說，沒有羞恥心，就很難賦予權力以品德；而權力沒有品德，又如何贏得民眾的尊重和信任？
官員問責製似成“無牙老虎”
韓國沉船事件持續發酵，很多人都情不自禁反觀國內，認為中國社會裏對責任的追究過於溫和。中國的問責製，始於２００３年非典時期，此後，官員問責熱潮不斷由中央輻射到地方，中央也出台了係列文件予以規範。但伴隨問責製的，是官員被問責時丟烏紗帽，“風暴”後又異地複出的現象屢屢發生，這似成政壇新慣例，讓公眾憤怒、民意受傷，更引起外界猜測——官員問責製是否成了“無牙的老虎”。
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龔維斌教授表示，我國現行的問責方式主體比較單一，從總體上看，現在的問責製，更多的還是停留在黨組織和行政係統內部自上而下的問責上，立法機關、社會團體、社會公眾參與問責的廣度和深度不夠。
“長期以來，我國治國基本靠出台紅頭文件，在具體落實當中，很難把一個責任通過法規規範或法製的形式，落實到每一個具體的層麵。”中央黨校黨建部張希賢教授認為，“因為沒有一個法製上明確的權責規定，一旦出問題，就找不到具體責任人，而且哪一級幹部應該擔當多大的責任，都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全憑著上級黨政機關來界定。”
專家表示，由於我國官員問責大都指向基層、底層的下級官員，導致出了問題之後，沒有人會主動辭職，而出問題的官員也確信上級會保護自己，導致問責達不到真正的效果。這種不合理的“保護式問責”機製，生成了官場不負責任的文化。專家建議，隻有官員問責製、問責官員複出製有了嚴格的製度秩序和透明性，官員問責製才能震懾官員和地方政府。（綜合《南方周末》、《環球時報》、《瞭望》、《晶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