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何培養理性的輿論
李普曼在文末強調輿論要訴諸理性,但同時也承認,“以理性的方式對付非理性思維的世界,原本就是困難的”⒂。在民主政治建設中,他認為教育能夠提高公眾的理性辨識能力。但是“教育是多少年的事,而緊急事件不過幾個小時”。在以前類似群體事件中政府均以妥協、讓步的姿態結束非正常的民眾運動。除此而外,他們似乎還有許多要做,政府信息公開不透明、不全麵,導致公眾的知情權形同虛設;與民眾溝通機製不健全,項目進行過程中與民眾缺乏溝通,往往流於通告、公示的形式,缺乏自下而上的反饋機製。
“新聞不是社會狀況的一麵鏡子,而是對已經顯露出頭角的那方麵的報告。新聞不會告訴你種子如何在土壤中生長,但可以向你報告第一棵秧苗的破土而出”。⒃可惜在類似的事件中,我們往往隻能看到顯露頭角的那部分。媒體將舞台形象的構建拱手讓給了其他傳播渠道,使得這種未證實的信息大行其道,而公眾既難以判斷又受既有成見影響,在非理性的“狂歡中”難免隨波逐流。
這裏似乎還得說清一個問題,如果媒體能夠建構起一個逼近真實的擬態環境,類似的群體事件是不是就不會發生。“輿論要成為可能,首先必須有一群能真正剔除成見的理性的公眾存在,其次這些理性公眾能完全了解世界的真相、事實的真相,然後他們依據理性和真相公正地表達意見”⒄,在這樣理想化的情況下,輿論才能回歸理性。由此我們需要敬業負責的大眾媒介和培育擁有理性思維的公眾。前者逼近真相,後者據此生成理性輿論,並與前者產生良性互動,促進公眾事務的合理解決。困難在於,這樣一個理想的模式操作起來並不簡單,根據李普曼的觀點,摒除成見的現實途徑就是教育,“除非所受的教育能使我們具有敏銳的意識,否則這些先入之見就會強烈地影響到整個感知過程”⒅。
現實的實踐也讓我們看到,理性的輿論並非遙不可及,在教育發達、普及程度高的西方社會,理性輿論生成的土壤似乎漸漸肥沃,在未來類似的群體性事件輿論將何去何從,除了政府、媒體、公眾繼續努力外,隻能交予漫長卻又不能逾越的時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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⑿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城市輿情室:《寧波PX項目事件》,《城市輿情周報》,2012-11-1
⒄薑紅,《輿論如何是可能的?——讀李普曼〈公眾輿論〉筆記》,《新聞記者》,2006-(2)
(作者:均為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1級研究生)
責編: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