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選家
作者：鄔霞
鄔霞四川人，1996年南下深圳打工至今，1998年提筆寫作，有文章在《詩刊》、《作品》、《江門文藝》、《羊城晚報》等報紙雜誌發表。有散文入選《散文海外版》。
對於一套房子的渴望，在很小的時候就有了。
我有兩個姑媽，大姑媽在縣城做教師，在城裏分配了住房。記得那是我十一歲時，我和爸爸、妹妹去大姑媽家玩兒，晚上，姑媽帶我們去她們學校的一個教師家裏去住，那位教師一家人都不在家。在樓下邊走邊聊天，我看著路邊的一棟棟樓房，再望著窗戶裏透出的溫暖的燈光，心想：等回去，我一定發憤圖強，努力讀書，將來也做城裏人，在單位分套屬於自己的房子。誰能料到，過了三年，我就輟學，出外謀生。
在別人的城市裏，我在生活的夾縫裏苟延殘喘，每天辛苦勞作，一個月下來，微薄的薪水隻夠我自己的花銷，買房成了遙不可及的夢想。我愛做夢，總相信通過自己的努力，自己想要的都唾手可得。那個時候，我做著歌星夢，我對爸媽說，我當了歌星，到北京給你們買一套房。爸爸聽了笑得不行，說我是異想天開。奇跡會降臨在某些人身上，卻不會降臨在我身上。我連實現這個願望的一丁點兒條件都沒有，其他的就更不用談了。
打工兩年後，我有了另一個夢想，那就是當作家。相對於歌星夢，追尋這個夢想更有條件，隻要一支筆，一本稿紙，就仿佛展開了未來的藍圖。我住的是12個人一間的宿舍，我睡的是上鋪，寫作時背靠著牆，把稿紙放在膝蓋上寫。上班時不能說話，管理人員不把員工當人看，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過得很苦惱。那個時候，我最渴望的是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可以在裏麵安心、自由地寫作。經過軟磨硬泡，媽媽終於答應去外麵租房，給我創造寫作的條件。
我們第一次租的房子是一個學校的單間，房租費200元，還沒有住滿一個月，為了省房租費，媽媽在廠裏找了老鄉張裕明和王心梅來住，從中間拉一道簾子，就算作是兩家人了。事實跟我的想象有太大出入，我一人一間寫作坊的夢想落空了。
半年後，學校的房子不出租了，我們家到處找出租屋，終於找到個兩房一廳。房子寬了，房租費高了，就得多找人來住，媽媽找的都是廠裏的同事。我們一家人住的是大房間，郭坤和李素英住的是小房間，客廳很大，由張裕明和王心梅住。房租費一共450元，我們一家人的房租費是200元。剛開始大家都和睦相處，不分彼此，有時吃飯都在一起，就像一家人。我們一家人住的大房間，放了兩張鐵架床，一台電視機，騰一下地方，還可以鋪一張床。有個老鄉替媽媽出主意，說可以多住一家人，節省一點房租費。然後，我們家的大房間就多了兩公婆羅建軍和宋美容，他們當作給我們家減輕了100元的負擔。我心裏是有點不舒服的，我和妹妹兩個女孩跟父母住在一起沒什麼，可還加兩公婆，總覺得別扭。很多打工者都說，在外麵住得下就可以了，畢竟，在外麵哪裏都需要錢，能節約一分是一分。我們曾去過老鄉的出租屋裏，那裏是深圳的老房子，陰暗、潮濕、簡陋、狹窄，條件比我們艱苦多了。
如果知道羅建軍和宋美容的到來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變化，恐怕說什麼都不會讓他們來住，然而，這世界上沒有如果。那段時間，爸爸失業在家，沒事就看會兒電視，他們認為水電費高，好像所有的水電都是我們家用的一樣。有時他們下班回來，爸爸跟他們打招呼也愛理不理的，正眼都不看一眼爸爸。王心梅和宋美容經常一起出去買東西，也不再叫媽媽出去。媽媽看出了其中的貓膩，說她們倆老在一起說悄悄話，又老是用眼角瞟我們。我為了不讓他們說閑話，待他們都睡覺後，搬一張高凳子和矮凳子到客廳門邊，把稿紙攤開在高凳子上，借著樓梯間昏黃的燈光寫作。媽媽廠裏以前的同事範誌毅和李荷花，是還在拍拖的情侶，他們從老家來深圳找工作，現找房子，王心梅邀請他們來和她兩公婆一起住客廳。這個時候，我們一套房子裏就住了12個人。對於我來說，跟住在集體宿舍裏沒什麼兩樣，惱人的是，還多了那麼多的是是非非。
在這套出租屋住了一年多，房子被一家人買了，房東承諾給我們找套更好的房子。我們搬到了對麵的那棟樓，剛剛裝修完畢，牆壁雪白。我是第一次看見空蕩蕩的一套房子，又剛剛裝修過，就像小孩子得到一塊糖一樣興奮地說，好漂亮啊！等我們都把原來出租屋的東西搬過來，亂七八糟的東西把房子塞得滿滿的，沒有誰家有套像樣的家具，新房子好比被我們糟蹋了。這套房比上套房窄了一點，怕住不下，住宿重新作了調整。兩個房間一樣大，我們一家人住一間剛好合適，宋美容和羅建軍、王心梅和張裕明住一間，李荷花和範誌毅住客廳，李素梅和郭坤住廚房。這樣，我們的陽台也兼職做廚房，每天，我們的衣服上都有一股濃濃的油煙味兒。我們一家人的房租費是150元，羅建軍和宋美容、王心梅和張裕明這兩對夫妻的房租費也是150元，李荷花和範誌毅的房租費是60元，李素英和郭坤的房租費是90元。
不久，王心梅要回老家生二胎，兩公婆離開後，由剛剛從老家來的譚大勇和周仲元來住。乍聽到這個消息，我和媽媽不高興，李荷花的臉刷地紅了。譚大勇以前做指導工時跟我有過節，她找媽媽借錢時，讓我做配送這個比較輕鬆的活，把錢一還就翻了臉，讓另一個女孩做配送，更過分的是，她到負責人麵前無中生有告我的狀，負責人來罵我，氣得我忍不住在整個包裝部的人麵前失聲痛哭。譚大勇和李荷花一向關係不錯，有一次也鬧翻了，譚大勇也仗著有負責人維護她，大罵李荷花，把李荷花罵哭了。很多人都知道，譚大勇人醜心也黑，渾身上下沒有一點女人味兒。
我們總覺得譚大勇來者不善，她和老公跟宋美容和羅建軍住一間房，宋美容和羅建軍本來就對我們家心存芥蒂，他們要是混在一起，必將攪起一團渾水。如果譚大勇是善良之輩，那麼宋美容和羅建軍還是從前的樣子，偶爾表現不悅，不會說出來，可惜她不是，她來了後就亂套了，出租屋裏暗潮洶湧。終於有一天，這暗潮像一頭發怒的獅子，來勢洶洶。堂嫂從老家來投靠我們，說是找工作。有一晚，我們在房間裏聊天，堂嫂和妹妹都等著上廁所，羅建軍在衝涼房裏洗澡。他出來後，妹妹讓堂嫂先去，堂嫂出來後，坐回原位，我看她滿臉通紅，神色慌張，覺得好生奇怪。等妹妹去上完廁所出來，羅建軍又進衝涼房。意想不到的情況發生了，等宋美容下班後，就聽見羅建軍說他衝涼後忘了把洗手台上的錢拿走，被人偷了50元錢。第二天，媽媽回來說，她上班時望著宋美容笑，宋美容把頭扭向一邊，然後說我們一家人偷錢的事就傳遍了整個部門，有的人還在宋美容麵前故意說給媽媽聽：“不是你們那套房子的人偷的還會有誰？就那麼幾個人。”
從這天開始，宋美容和羅建軍徹底不跟我們家說話，把我們當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我和我爸爸、妹妹喜歡唱歌，到了周末喜歡哼幾句，羅建軍聽了，總是把門關得砰砰響。
很多時候，好人是玩不過壞人的，關鍵在於壞人會耍手段。也不知譚大勇施了什麼魔法，本來跟她是死對頭的李荷花不久也被她收買了，站在了她那一邊。以前，宋美容和羅建軍挑撥王心梅和張家明，現在來挑撥譚大勇和周仲元，譚大勇再挑撥李荷花和範誌毅，他們便聯手來對付我們家。
出租屋大戰一次又一次上演。一發生爭吵，他們幾家人站出來，氣勢上就壓倒了我們家。
更可惡的是，每天晚上都搶衝涼房，他們總是一個接一個地進去，我們總是等了又等。有一晚妹妹在裏麵衝涼，羅建軍等不及了，罵罵咧咧地要去開廁所的門。那道門在我們搬來不久門閂就壞了，如果他去推，輕輕一推就會推開。還好爸爸在，他看見羅建軍這個舉動肚子都快氣破了，大聲喝止了羅建軍，然後，爭吵的序幕又拉開了。有一晚羅建軍回來了，譚大勇正好衝完涼，她叫羅建軍去衝，羅建軍說下樓買包煙，譚大勇就在裏麵假裝掃地，硬是占著茅廁不拉屎，直到羅建軍回來，又拿了衣服進去，她才出來。譚大勇把她的可惡形象進行到底。我真不明白，宋美容和羅建軍認為我們偷了他們的錢可以不理我們，譚大勇和李荷花瞎摻和幹什麼？我和譚大勇之間的舊賬我都沒跟她算，這會兒卻又添新賬了。李荷花，我們跟她無冤無仇的，她和譚大勇才是死對頭，本該冷落的是譚大勇才對，她憑什麼這樣對我們？
他們幾家人每天總是聚在一起嘰嘰咕咕，有時故意大聲說些難聽的話來氣我們，似乎把氣別人當成了職業。有一晚，李荷花也同樣坐在宋美容床上說這說那，還故意哈哈大笑。我實在忍無可忍，像火山爆發了，我問她什麼意思，她跳出來和我發生了口角。她本來就不像我這麼柔弱，才說上幾句話，就把手伸了過來。為了保護自己，我和她扭打在一塊兒。媽媽跑出房間拉開我們。李荷花還像個潑婦一樣指著我罵，媽媽看不下去了，和李荷花對吵。這一吵，聲音越來越大，治安辦的也被驚動了。其中一個江西籍的男子一出現，李荷花就馬上蹲了下去，嚶嚶哭泣，我一看她就是在演戲，氣急敗壞的我口不擇言：“看見你男人來了就裝可憐，少來這套！”那個江西男子不分青紅皂白，突然間也像跟我們有仇一樣，惡狠狠的目光盯著爸爸，說話帶著教訓的意味，明顯是在袒護李荷花。結果，我們家和李荷花各罰100元。
我自己都沒料到，我當時無心說的一句話竟然說中了。那個江西小子果然對李荷花有意，李荷花上班前去推自行車，那小子總要對她說幾句話。李荷花不是傻瓜，當然知道他的意圖，所以好好地利用了他一把。範誌毅在市內上班，隻是周末才來，有時廠裏趕貨幾個星期都不來。我跟李荷花打架後，範誌毅來了，他是來給他女朋友撐腰的。那晚，我們家隻有我一個人，我的房門沒關嚴實，範誌毅一腳狠狠地把門踢開，凶神惡煞地對我罵粗口，還揚言要找人來揍我們。爸媽和妹妹回來了，我把剛才的事如實告訴他們。平時爸媽覺得範誌毅人不錯，媽媽希望能把他和李荷花分離開來，便跟他講道理。媽媽說那晚李荷花怎樣對我的，我搖頭，跟他說有什麼用？他不向著他的女朋友難道還向著外人？風波停止後，我們發現範誌毅把門踢掉了一個角。那個江西小子知道李荷花有男朋友後，意識到自己做了次傻瓜，見了我們有點兒不好意思。又有一次我們吵架後全體到治安辦去，李荷花還把江西小子當傻瓜，殊不知她自己成了傻瓜。她咿哩哇啦地對江西小子數落著我們的不是，江西小子卻隻是低著頭，一語不發。
仇人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不用想都知道那滋味有多難受。每天進出同一道門，卻總是互相板著臉，大眼瞪小眼，眼神像放箭，腮幫子鼓鼓的。在這樣的情況下，生活是令人窒息的。每一次吵架都使我們精疲力竭，白天上班得麵對壓力，晚上還要隨時準備應戰，有幾個人能承受得了？盡管我們處處讓著他們，可他們總有意挑起事端。我們還好一點，因不跟他們同一個廠，還可以稍微避一避。媽媽的日子最難過，她上班時也總是聽到同事們議論紛紛。有時，媽媽想起這些難過的事就難免怪我，說我不為了寫作，吵著要來租房，就不會遇到這些事，她早料到跟人租房子會因為水電費之類的事情鬧矛盾。媽媽有時哭得回不過氣來，淚水流了滿臉，用手痛苦地捂著胸口，她說回去連個狗窩都沒有，在外麵租個房子也要受別人的氣。爸爸四兄弟，爸爸是老幺，最後一個成家，三個叔叔都另外建了房，爸爸當兵回家後就住阿公阿婆的老房子，在那裏結婚，生下我和妹妹，讓我們在那裏長大。在那個土坯房裏，沒有電燈，沒有家具，牆上有裂縫，下雨天雨水從瓦片間隙裏漏進屋子。家，一貧如洗，搖搖欲墜。在我們一家人都出來後，那老房子像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害著大病，無人照顧，很快走完了它的一生。我多想說：“媽媽，我可以給你置一套房子。”可是我說不出來，這個夢想如水中月、鏡中花，怕它一出口，會更傷媽媽的心。
這個時候，媽媽希望我寫作成功的願望非常強烈，她說：“你拚命地寫，等你寫出來了，我們就不用和這些人住在一起了。”我寫了一部小說寄到廣州的一個出版社去，希望命運能出現轉機。一個月後，收到的是退稿信，就像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媽媽說：“你再寫一部寄過去。”我料到會是同樣的結果，但為了讓媽媽能高興一點，就又寫了一部寄過去，結果跟前麵那部小說的命運一樣，白白花了快遞費。我氣得哭了一次又一次，恨自己不能扭轉命運。我當初曾信誓旦旦地向家人保證過，總有一天要寫成功，可是，我令他們失望，也讓自己失望。媽媽過意不去，讓我再寫一部寄過去，她不信老是不行，妹妹讓媽媽不要給我太大壓力，我也說心急是吃不了熱豆腐的。我是如此心高氣傲的一個人，我希望我的家人能早日擺脫困境，我覺得沒有人有資格對我的寫作冷嘲熱諷，可是，現實是如此殘酷，讓我們一家人和那些我本該瞧不起的人捆綁在一個屋子裏，忍受他們的嘲笑和風涼話，而我卻無力改變這一切，身心都承受著巨大的折磨。
關於偷錢一事，爸爸說是羅建軍陷害我們，可我在那天晚上明明看見堂嫂不自在的表情，而且根據妹妹的回憶，她去上廁所時看見洗手台上有幾張零錢，沒有50元的鈔票。我敢肯定，錢確實是堂嫂拿了，羅建軍也沒必要非要陷害我們。我這位堂嫂，有一副漂亮的外表，16歲就跟著我堂哥在社會上混。幾年前他們一起來深圳，租個房子玩，兩人都是好吃懶做、遊手好閑，幾個月就借了我們7000多塊錢，花了個精光，到現在都對“還”字絕口不提。當初，堂哥來時，姑媽在電話中叫爸爸不要管堂哥，爸爸太心善，不忍心，才會借錢給他。因此，才有了這一次堂嫂又跑來投靠我們。來了就來了唄，可是給我們帶來了麻煩，替她背黑鍋，當我們一家人在跟別人吵得天翻地覆、焦頭爛額時，她卻在一邊涼快，對我們內心所忍受的煎熬渾然不覺。
心裏想著和他們分開，眼不見為淨，但想到出去單獨找房，房租費貴，再說這個房子便宜，光線好，樓層不高也不矮，隻得作罷。說來說去，就一個字：錢！爸爸也說了，這房子是他們費盡千辛萬苦才找到的，不能讓他們把我們趕出去。房東發話，說這樣的情況，除非讓一方搬出去。有一天，李荷花指著我們的房間對譚大勇說：“要搬也是他們搬出去。”我們堅持不讓，這房子是我們家找的，他們隻是來住就是了，讓我們搬出去，他們沒有資格。最後，我們還是戰勝了他們，他們乖乖地搬了出去，走的時候，羅建軍還不忘放出一句話來：“沒有人再敢跟你們住。”本以為他們搬到離我們很遠的地方，第二天才知道，他們運氣實在太好，房東對麵的那棟樓正好有家住戶搬走，他們隻不過是換了一棟樓而已。隔得這麼近，有時難免會碰麵，但沒住在一起，就應該千恩萬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