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們也沒有著力地去打聽了。
在三十多年裏，我父母也搬了幾次家，從牛馬司煤礦搬到工程三處，然後，又搬到礦務局，這一住，又是十多年了。我們兄弟早已在外工作，無非是過年回家住幾天罷了。閑聊中，我們仍然喜歡撿起老鄰居這個話題，談論他們，以及他們的崽女的過去與現在。說起他們高興的事，我們也很興奮。如果說起死去的鄰居，我們唏噓不已，然後，陷入沉默，讓掛鍾慢條斯理的聲音在沉默中浮現。我們這樣咀嚼著過去的日子，覺得很有回味。在如今這個浮光掠影的時代，每個人經曆的人事實在太多，而真正談論起來，卻遠不及過去的人事來得深刻，那都是紮根在記憶深處的，無法遺忘，包括人名、事件、細節、時間以及氣味，等等，幾乎能夠絲毫不差地說出來。不像現在，昨天見過麵的人，今天再碰麵，竟然就叫不出他（她）的名字了。即使跟一個女人上床，有時也不曉得她的名字。在談論的鄰居中，惟有張波波一家不知下落與近況，這不免讓我們有點沮喪，興味盎然的談論，往往戛然而止。
我父母家的對麵，住著姓劉的兩口子，男人是工程師，女的也是工程師，姓齊。兩人的身體都不太好，休病的日子為多，一直到退休。聽我娘說，劉家的兩個崽女很不錯，如今都在法國，他兩口子也去過的，卻不習慣，所以，住一段時間就回來了，以後擇個日子又去，像兩隻老候鳥。我每次回去看父母，很少看見劉家人，那扇鐵門總是鐵麵無私地關閉著。偶爾一見，也隻是禮貌地笑笑而已，沒有更多的交談。我問過父母，平時他兩口子是否也來坐坐？父母說，也來的，隻是很少，坐坐就走了。
去年，我父親上七十，我們兄弟都回來了，忙完壽宴，打算休息兩天就走。一天上午，對門的齊姨忽然來到我家，我們要她說說她崽女在法國的情況，齊姨就侃侃而談起來。齊姨是北方人，哈爾濱的，說話很好聽。聽我娘說，齊姨六十五歲了，雖然身體有病，也不見老，可見保養得很不錯。
談著談著，我突然對齊姨說起張波波一家，我說，我家以前住在牛馬司煤礦時，有個鄰居叫張波波，也是北方人，我們小時候卻不曉得她究竟是哪裏人，現在看來，她可能是哈爾濱人，說的話跟你一樣。然後，我說，也不曉得她一家搬到哪去了。
誰知齊姨說，哦，張波波？我認識她，她家先是搬到鬥笠山煤礦，如今在株洲的一所學院。
我們都沒有想到，竟然在她這裏輕易地得到張波波的線索，我一邊埋怨父母怎麼早不跟齊姨提及，一邊高興地說，她的崽叫王小勇，在哪裏呢？
齊姨說，也在學院，聽說當了處長。
我說，那麼，你也一定在鬥笠山煤礦住過？
齊姨點點頭說，住過七八年。又說，張波波那個女人很不好，打過她的男人。
我懷疑地說，不可能吧？在我的印象中，她隻是罵男人，罵小勇，罵得昏天暗地，卻從未打過人。
齊姨冷冷一笑，說，我和她一個單位，難道還不曉得嗎？那時，“文革”開始了，她男人的家庭出身不好，被造反派揪出來，有一回開批鬥會，她竟然衝上台去，朝著男人叭叭兩個耳光，打得男人的鼻血嘩嘩地流。大家一時怔住了，想不到她會有這種驚人之舉。後來，她男人與那些被揪出來的人關在牛棚，飯菜都要家人送，她從來不去，打發王小勇送。她而且很不耐煩，當著大家說，姓王的餓死了還省心一些，老娘不必每天為他操心了。你看，她是這樣一個女人。其實，本來她也要被揪出來的，她父親在過去當過窯山的監工，她卻硬說是挖煤的，害怕自己被揪出來，所以，每天在造反派麵前哭哭啼啼的，造反派見她有勇氣打自己的男人，算是表現得很不錯，也就沒有去她家鄉調查了，這才躲過一關。
我很驚訝，難道她真的打她男人？
哎呀，我親眼看見的，難道還有假麼？齊姨說，還有一件事，“文革”之後，她在機關發放文具，一般是人家要多少，她就發多少，登記就是了。當時，窯山有個錯劃的右派，有一天，說要領五十個信封和五刀信紙，張波波也是做得出來，隻發給一個信封和兩張信紙，那人說，是不是可以多領一點？免得經常來麻煩你。張波波卻毫無商量的餘地，說，那不行。當時，還有幾個人也在領文具，勸她多發點給人家，她竟然大發脾氣，說，這裏是我管，還是你們管？硬是不願多給人家，氣得那個老人傷心地哭了。
她是這樣的女人麼？我心裏說。
不知為什麼，張波波在我的印象中一下子壞起來，而且，不是一般的壞。如果說，她以前罵男人罵崽的壞脾氣還能夠原諒的話——那是性格使然——而她後來的舉動就不能原諒了。在男人遭受非人的折磨時，她不僅不給予溫暖，反而當眾抽男人的耳光，這無疑是在創傷累累的男人心上又剜一刀子。我覺得，這個女人簡直十分可惡。退一步說，在“文革”那個荒唐的歲月裏，你為了保全自己和王小勇，公開與男人劃清界線，也算是能夠理解的話，那麼，“文革”之後，你對那個錯劃的右派，竟然那樣的冷漠與捉弄，又是能夠原諒的嗎？
齊姨走了之後，我們兄弟議論張波波，有指責，有微詞，也有罵聲，說這種女人太可怕了，她有必要非那麼做不可嗎？當然，我們也是有見識的人了，對於人世間的變幻和複雜，也有了一定的理解，所以，對於張波波的所作所為，也有了理性的分析，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她的言行也不是不能夠原諒，她一個女人，幾十年來看得夠多的，也經曆得夠多的，她一定是害怕世事的反複，所以，出於生存的本能，她不得不謹小慎微。也所以，我們不能對她有過高的要求，她不是英雄或鬥士，她害怕與現實對抗，她明白，在現實麵前，自己是渺小的，所以，要不擇手段地保護自己。不說她吧，據我們所知，即使是知識階層的人，在那樣特殊的年代，許多人不也是趨炎附勢，卑躬屈膝，背叛良心，出賣親朋嗎？又何況她一個普通的女人呢？所以，幾十年風雨中，她為了保存自己，連人類應有的同情心與憐憫心也消失殆盡，變得粗糙與冷漠起來。
我去株洲出差的機會雖然不少，也曉得了張波波的地址，而我每次路過，一點看望她的興趣也沒有。如果是其他鄰居，我一定是要看望的，拉拉家常，敘敘舊，我覺得很有味道，透過徐徐繚繞的煙霧，望著鄰居們熟悉而又陌生的麵孔，用久違的語言，笑談彼此記憶中的往事，就有一種將遙遠的日子，慢慢地一頁一頁拉回來的感覺。
當然，如果我不曉得張波波後來的言行，我也一定會去看看她的。
3
前不久，我出差去株洲，最終還是去了張波波家。
那天，我在住所吃過晚飯，在街上散步，走著走著，鬼使神差地來到了那所學院。學院的兩邊，是歌舞廳，按摩院，美容廳，茶館和酒店，瘋狂的歌聲以及浪笑聲，充斥著整個夜空，我看見夜色在歌笑聲中不停地顫動，紅紅綠綠變幻的燈光，讓人感到這是歌舞升平的時代。我坐在學院對門的咖啡廳，喝著咖啡，眼睛透過窗玻璃，望著學院的大門。大門燈光暗淡，被兩邊明亮的燈光包圍，它像一個巨大的黑洞，也像巨獸張開的猙獰的大嘴。我想，張波波就住在這裏麵，她還像以前那樣脾氣暴躁嗎？還將男人和王小勇罵來罵去嗎？王計成還像一隻長頸鹿嗎？還有我的夥伴王小勇，如果見麵，能夠認出我這個小時的朋友嗎？盡管我以前沒有興趣去她家，在眼下，卻忽然生出看望的念頭，就想，人真是不可理喻。
我起身朝學院走去。
問了問門衛，然後，很容易找到了張波波的家，五棟一門五樓左手。
我順著黑黑的樓梯走上去，按響了門鈴。
打開鐵門的正是張波波，隔著鐵柵門，她看看我，怔了怔，眼裏流露出警惕，你找誰？
我說，張姨，你不認識我了？我是小毛。
她想了想，哦一聲，打開鐵柵門，高興地說，是小毛啊，快進來坐。
又說，你怎麼找到這裏了？
我說，也是偶然打聽到的。我沒有把齊姨供出來，以免令她尷尬。
她說，你看時間也過得太快了，一晃幾十年，你看張姨老了吧？
我在沙發上坐下來，仔細看看她，她的頭發全白了，幾乎沒有一根黑發，仍然很胖，也很白，皺紋很粗暴地盤踞在她臉上，她的牙齒，仍然是黃黃的。
我說，張姨，你保養得還不錯，我娘老子比你不上嘞。
你在誇我吧？她高興地上茶，又拿出水果，叫我吃。
我環顧她的家，家裏談不上裝修，僅僅鋪了普通的地板磚，擺設也不是很講究，甚至顯得有點淩亂。電視機居然是很少見的那種十四寸的，正放著搞笑的娛樂節目，那個像吸毒的，瘦得像張紙的，說話肉麻的男主持人，所提出的問題，企圖將觀眾的智力弄得更加低下，將觀眾搞得更為愚蠢罷了。我不明白，現場的觀眾為何還笑得出來？甚至用欽佩的目光，望著公開愚弄自己的主持人。
現在，隻要經濟允許，哪個家庭不是大張旗鼓地搞裝修？弄得像星級賓館呢？按理說，她家的經濟狀況不至於拮據，為什麼顯得如此寒酸？
我順便說，張姨，房子怎麼不裝修一下？
她說，也不是搞不起，搞得那樣豪華做什麼？沒有必要。
我哦了一聲，心想，是不是她的某種思維定勢在起作用呢？
我岔開話題，問，王叔叔和小勇呢？
她皺著眉頭，說，你王叔叔打麻將去了，小勇住在另一棟，大概也打麻將去了。
張姨沒有叫他們回來的意思，我也沒有這個意思，我明白，打麻將的人是不願意讓人打攪的，牌癮發作，像吸毒一樣。
這時，她嘴巴朝裏麵的一間屋子努了努，說，那是他的崽。
我看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後生，背對著我們在看書。
張姨唉了一聲，說，現在，你張姨不是過去的張姨了，說話沒有人聽了。我對他們父子說過多少次，叫他們不要沉溺在麻將桌上賭錢，他們都不聽我的，還說我趕不上形勢，說現在是十億人民九億賭，還有一億在炒股。我嘞，麻將不打，股也不炒，老老實實地坐在屋裏，這樣子靠得住些。我對他們說過，不要太得意忘形了，說不定哪天又會來一家夥的，他們哪裏願意聽呢？他們說隻打五塊的，沒事。看來，他們要被抓住才心甘。我對他們說，如果被抓，我不會拿錢保他們出來的。
我笑了笑說，以前，他們最聽你的話了。
她苦澀一笑，唉，現在都不聽了，尤其是你王叔叔，這麼多年來，還責怪我在“文革”中打了他，對他不好，每天對我橫眉冷對，小勇也不太跟我說話，現在，我有點度日如年的感覺。還有，院子裏的人也不怎麼跟我來往，總是說我的壞話。小毛，你說說看，這能怪我嗎？我當年不那樣做行嗎？我一個女人家勢單力薄，也沒有誰保護我，我不靠自己又靠誰呢？何況，還有小勇。所以，我現在哪裏都不去，眼不見為淨，每天呆在屋裏。
我沒有料到，她竟然直爽地說起自己不光彩的往事。看來，齊姨說的都是事實，當然，我裝著並不知情，默默地聽著。
說著說著，張姨滿腹牢騷，臉上泛起痛苦。她說，姓王的一直不肯原諒我，小勇也不理解我，說我的心太狠，太無情，太殘酷。我始終認為，我沒有做錯什麼，我最終的目的，還不是為了這個家嗎？你也不想想，如果我那時對你王叔叔好，那麼，我也會被揪出來的，我說過我父親沒有當過監工，是挖煤的苦力，其實，造反派隻要去我老家調查，我就會被揪出來的，我是冒著膽子地說謊的啊，我如果被抓了，小勇誰帶？他畢竟還小嘞。在窯山，我沒有一個親人。張姨的眼裏淚水閃爍。
此時，我說些什麼好呢？安慰？同情？還是指責王叔叔和小勇？我以為都不合適，我惟一所要做的，就是默默地傾聽。其實，我倒是很想與她談談，她對待那個錯劃右派的事，關於那一個信封和兩張信紙的故事，還有那個老人委屈的哭聲，以及兩行痛苦而渾濁的老淚。
又擔心說這些太刺激她。
張姨歎息道，一個人，活在社會上真是不容易，說不定哪天又要倒黴，這個，誰能說得清楚呢？
我點點頭，卻並非同意她的話，我隻是出於禮貌，表明在聽她說話而已。電視機還在播放那個娛樂節目，不時傳來陣陣笑聲，莫大的愚弄還在繼續。
這時，她突然起身，扭動著肥胖的身體，快步走進裏屋，搶過孫子手中的雜誌，看了看，然後，大罵，這是哪裏搞來的？你不要命了嗎？
她仍然像以前那樣，不顧及別人的存在，脾氣說來就來。她拿著雜誌走出來，將門砰地帶關。她的臉變成了紫紅色，然後，怒氣衝衝，三五兩下地把雜誌撕毀了，丟進垃圾桶。想了想，還不放心，又把撕成碎片的雜誌拿出來，捧到衛生間，然後，從茶幾上拿走打火機，將那些碎片燒掉。
我聞到一股焚燒的氣味。
我不知是什麼樣的雜誌，為什麼引起她的勃然大怒，等到她從衛生間出來，我問道，他看的是什麼雜誌？
張姨埋怨地朝門那邊看一眼，說，香港的。
我說，那也沒有關係麼。
張姨急忙朝我擺擺手，示意我小聲點，似乎擔心孫子聽見。然後，嘴巴湊近我，緊張而神秘地說，還是不看為好，這個世道是很難說的。
我心裏飄過一絲難以言說的複雜的東西，我想，我大體上弄清了張姨的思想脈絡，幾十年來的生活教訓，讓她不得不在哪怕是小事上，都時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防患於未然，所以，你很難說她全對，也很難說她全錯。
我坐了坐，就告辭了，留下了沒有見到王家父子的遺憾。又想，如果他們在這裏，我還能聽到張姨的這番話嗎？
張姨站在門邊，一手叉腰，一手扶門，笑著說，你好走，代我向你爸媽問好。然後，把門關上了。
樓梯間，頓時漆黑一團。
五樓到一樓都沒有電燈，我走上來時，是小心翼翼地上樓，現在，又是小心翼翼地扶著欄杆，一步一步地朝下走，生怕跌跤。好不容易走下樓，我長長地籲口氣，居然大汗淋漓。走出學院大門，我來到大街上。夜風之中，斑斑駁駁的燈光，震蕩耳鼓的歌聲，又重新浮現，我似乎看見它們在空中飄浮。
然後，孤獨地朝住所走去。
責任編輯劉誌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