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後來蘇聯被迫在張鼓峰和諾門坎與日軍發生戰爭，蘇聯也沒有將戰爭範圍擴大的意向，不久就迅速與日本簽訂了停戰協定。但這兩場戰爭對於日本影響很大，一方麵將大量日軍有生力量牽製在這一地區，另一方麵改變了日本“北進”戰略。
1937年8月20日，中國與蘇聯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奠定了蘇聯援華抗日的政治基礎。1937年9月初，蘇聯運往中國的戰鬥機有72架、轟炸機54架，以及大量大炮和彈藥。11月1日，中蘇雙方又簽訂5000萬美元借款協定。並於1938年、1939年兩次簽訂信用貸款，總額共計兩億美元。
淞滬會戰後，中國空軍幾乎喪失作戰能力。在中國急需獲得空軍作戰人員時，蘇聯應國民政府之請，果斷派出空軍誌願人員參戰。整個抗戰期間，蘇聯先後派遣了兩千名空軍誌願人員來華作戰。他們為中國的抗日戰爭、也是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重大貢獻，有200多名官兵為之獻出了生命。
出生於社會大動蕩年代的蔣介石，早年受到過民族主義和救亡圖存思想的影響。在追隨孫中山革命時期，參加了早期的同盟會，在創辦黃浦軍校、東征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及進行北伐戰爭中，都作出了有益的貢獻。隨著權力地位的上升，在追求個人獨裁和強權統治過程中，他的權力欲望無限膨脹，幹了一些親者痛、仇者快的事。但他的民族情感並沒有泯滅。當中華民族麵臨亡國滅種、國民黨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蔣介石複蘇了潛在的民族主義情感，最後接受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使全民抗戰得以堅持下來。
雖然戰局危急，東北、華北、平津、京滬淪喪，蔣介石沒有動搖，更沒有屈服。1938年元旦，他辭去了行政院長兼職，專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以表抗戰的堅定決心。他在團拜會上發表講話：“抱定堅忍不拔之誌，以打破日寇威脅利誘之政略，與其屈服而生，不如戰敗而亡。雖目前國際形勢變化無望，我們務必一本原定方針，忍痛奮鬥到底，”
在當天的日記中他勉勵自己：“國際正各自擴張軍備，而表麵則竟言和平。當此之時，我人對於外交，斷不宜作依賴任何一國之想，務必力圖自存自立。”
日本基於與英美的矛盾，為了避免陷入持久戰的泥沼，10月1日，日本內閣四相會議決定，在“軍事行動取得成果與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盡快結束”戰爭。這樣，在中日戰爭激烈進行之際，日本歐洲盟國德國出麵“調停”，他們已經準備在反共的旗幟下結成軸心，重建世界新秩序。
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德國一直同中華國民政府保持著密切關係，孫中山曾經有過結成中德俄三國聯盟的設想。但此時德國政權已經由希特勒把持，他正野心勃勃想挑起歐洲戰爭。因此，希望日本在遠東保存實力，以牽製蘇聯，必要時給英法在遠東的勢力以致命一擊。德日終於沆瀣一氣，共同對中國政府實施勸降和逼降活動。
1937年11月5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會見蔣介石，轉交了日本的“議和條件”。蔣表示中國不能接受日本的條件。陶德曼向蔣介石透露，德國、日本和意大利將於次日正式簽訂反共協定，還告訴他，英法等國對於這種針對蘇聯的活動不僅不會幹涉，反而會暗中鼓勵，即使暫時有損他們的利益也會隱忍。陶德曼告訴蔣介石從速選擇，不要在打得精疲力竭的時候，才想起與日本人談判。
蔣介石表現強硬：“假如日本不願意恢複戰前狀態，中國將不會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
12月13日，日本侵占南京後，日本首相近衛發表談話：“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四大都市不守，國民政府的實體已成問題了。”在日本策劃下，偽政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平成立。12月21日，日本內閣決定了《為日華和平談判事項給德國駐日大使的複文》，要求中國政府向日本乞和，方能進行日華直接談判。
12月26日，陶德曼會見孔祥熙，送交了上述條件和日本的備忘錄。蔣介石表示：“倭所提條件如此苛刻，決無接受餘地。”“今日除投降之外無和平，舍抗戰之外無生存。”他決定對於日本的條件“一概不予理會”。
為了爭取蘇聯參戰，蔣介石把德國大使陶德曼充當調停者的中日和談建議、及日本的備忘錄透露給斯大林，暗示蘇聯如果不武力支持中國，他將被迫議和，加入反共協定軸心國。
日本政府見國民政府“拒絕答複”，一怒之下決定終止“陶德曼工作”。這也宣告：日本試圖不經戰爭而使中國屈服的陰謀歸於失敗。1月16日，近衛首相公開發表否認蔣介石國民政府的聲明，宣稱“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和發展，並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關係。”
1月18日，日本召回駐華大使，中國也召回了駐日大使。兩國外交關係從此中斷。
中國的抗日戰爭，處在一個利益紛爭加劇的國際大變動環境中。正確把握國際局勢的發展趨勢，以及利用各國之間的矛盾，為中國抗戰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無疑是抗日戰爭中外交策略的重大問題。堅持抗日作戰的同時，蔣介石密切關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極力捕捉每一個有利於中國抗戰的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