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齊劉晝《劉子·利害》說：“思難而難不至，忘患而患發生”，意即想到危險，危險或許就不會到來；忘卻災禍，災禍到來時將束手無策。《三國誌》也說：“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為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聰明的古人早有斷言，將禍患消除在萌芽之時，是明智之舉。
古人有言：“防患於先而不至於後傷情。知而慎行，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焉可等閑視之。”它在告誡人們：一是要防患於未然，預先警覺潛在的危險，二要有能力發現自己所處不利境地，盡早及時逃生。
中國古代防災文化還有無數的、係列化安全實用的技法及要訣，易記也有操作性，如能領會，今人可受益終身。
清代錢德蒼的《解人頤》中有首安全文化的詩，題為《碧鬆道人防患詩》，其內容是：“房裏無人莫烘衣，烘衣猶恐帶頭垂。執燭過防光燥物，吹燈要看火星飛。水缸煞炭方為穩，木桶盛灰大不宜。家中縱有千般事，臨睡廚房走一回。”
從安全技術措施看，戰國時的《墨子》一書中提出了安全防範和治理見解，在《備城行》《雜守》《迎敵祠》各篇中，既有防禦設置、建造要求，也有明確數據，是早期防火規範的雛形；東漢傑出科學家張衡的地動儀，是人類曆史上認識地震的較早儀器；明末宋應星《天工開物》中記載了冶煉工藝及采礦技術，其中包含了預防瓦斯中毒和頂板事故的技術對策；江蘇鎮江西津渡由於特殊的交通位置和軍事地位，在宋代就創建了防災救災組織——救生會，至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更形成具有慈善公益性質的水上安全救助機構，這是中國現代救生業的緣起。
在中國古代防災策略製定的卓越人物中，不能不提及康熙皇帝。他執政的61年間（1662～1722年），我國震、水、風、火無年不災，但康熙皇帝以其防災除患觀問計當時，對今天也有重要啟示。
康熙執政時，正值我國華北第六個地震活躍期，相繼發生1668年郯城8.5級地震、1679年三河至平穀8級地震和1695年洪洞8級地震。康熙本人在北京和承德經曆過1665年通縣6.5級地震、1679年三河至平穀8級地震、1720年沙城6.3級地震，這些都促使他對地震的自發性進行分析與研究。1721年，康熙撰寫了題為《地震》的論文，他認為，“大凡地震，皆積氣所致”，並提出關於防災的一係列方略（含社會治安對策）。
麵對不斷的火患，康熙也直接製定了一係列防火措施。如1680年1月4日，太和殿失火受毀，後查明是6名禦膳房太監炊火不慎所致。康熙頒詔：“宮內各處燈火，最為要緊，凡有火之處，必著人看守，不讓一時少人，總管等要不時巡查。”1695年4月6日，西苑五龍亭、興明殿等處遇火被毀，大火夜間發生，撲救不力，燒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康熙即到現場並頒詔。
蝗災是中國曆史上經常發生的嚴重農業災害，1709年間，吏民遵循康熙詔旨，開展了滅蝗戰鬥，康熙親臨現場，鼓舞士氣，蝗蝻滅盡，再加上天公作美，及時落下透雨，控製住災情，莊稼豐收在望，這使康熙帝下詔滅蝗災傳為美談。
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安全文化源遠流長，這是一筆寶貴財富，我們不能視而不見、盲目地薄古厚今。曆史究竟是什麼？有人說，曆史有如悔過書，熟讀之則可引以為戒，糾正未來的錯誤；曆史是生命的雕刻師，能鑿刻出人類最真實的相貌；曆史如一列不停駛的火車，火車本無始終，有始終的僅僅是乘客……叩問曆史、感悟人生、擁抱睿智、啟迪心靈，讓我們對中華文明多一份敬重，認真研讀傳統文化的安全減災智慧，為平安中國的建設多一份努力和思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