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些改革遇到不小的阻力。
起初幾月，工人們不以為然，每當格裏希巡查就裝模作樣地工作，他一走，照舊“磨洋工”。一些老工人說：“我們身強力壯時拿的是低工資，現在老了你卻講按勞取酬，我們想不通。”因為員工抵製，原計劃1985年元旦起實施的工資改革方案一直拖到6月。當月年中會議上，格裏希說：“你們有人可能認為我是發瘋了，每天不知道享受，天天到車間去擺弄零部件，累得滿身是汗……我六七十歲的老人了，我拚命幹，不是為自己，是為了你們，為了你們的老婆孩子！”
也許這番話讓渾渾噩噩的頭腦開了竅。會後，改革推行居然出奇地順利起來。
國企混亂，“人”是第一因素，解決這個問題，效果迅速顯現。僅一年時間，柴油機汽缸雜質由5600毫克下降到100毫克以內；廢品率由30％至40％降至10％以下；產品使用壽命由3000小時增加到6000至8000小時。產品出口東南亞，年出口量達到5000台，創彙超過百萬美元。
格裏希迅速成名，從地方媒體到中央媒體，到處宣揚“洋廠長的三板斧”。他被授予在華永久居留權，頻頻接受政府高官接見，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的朱鎔基稱他為“質量先生”。
作為改革經驗，格裏希在武柴廠的管理舉措被廣泛推廣，引發一時追仿之熱。躁動之下究竟是理性覺悟，還是政治蒙昧，已分辨不清。或許，答案會隨著格裏希的離任，在一年後水落石出。
晉江假藥案
經濟意識的蘇醒，往往帶來一個負麵結果，即假冒偽劣產品。倘若不能伴以管理意識的覺醒和生產水平的提升，則恐有泛濫之災。與格裏希整治下武柴廠麵目一新相比，晉江假藥流毒之深，更見當日國內生產之混亂、管理之粗鄙。
福建晉江製假之風由來已久，隻在小範圍風傳，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報》一篇名為《觸目驚心的福建晉江假藥案》的新聞報道讓小城晉江一夜聞名全國。揭開晉江假藥製造的麵紗，28個冒牌藥廠、142種非法藥品、105個偽造批文、10萬餘箱假藥，誠然“觸目驚心”。
從1983年晉江爆出首例假藥案，1984年《藥品管理法》出台，晉江假藥泛濫，到1985年初已成龐大利益鏈條，連鎮工商所也辦起保健品廠，參與其中。人們不禁要問，假藥販子何以撬開層層監管大門，各級管理者放任不管究竟意欲為何？
1985年4月，聯合調查組進駐晉江，關於製假售假的種種，浮出水麵。“蒼蠅亂飛、垃圾成堆”的家庭作坊用低劣銀耳加上白糖，用爐灶、鐵鍋、竹器等原始工具，製成“降壓衝劑”、“益肝靈衝劑”等假藥，以饋贈電子表、自動傘、現金回扣來敲開醫藥單位大門。售假人員攜帶推銷單上公然印著回扣比例，以及“此事隻有你知我知”、“不乘此時撈一把更待何時”等文字。
監管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晉江假藥幾乎打入除福建、西藏之外全國各省的醫藥市場。
1985年，中央媒體密集曝光，晉江藥遂成過街老鼠，當地人外出不敢自稱晉江，而以泉州代之。最終，此案以省委書記項南下台為結束。然而，環節出了問題，又豈是一二懲處官員所能解決。
“星期六工程師”
市場經濟長風鼓動，知識分子下海如潮，“星期六工程師”成為1985年的最大看點。
長久以來，國營企業的管理者一直用“安貧樂道”來管理屬下的知識分子，從而造成“腦體倒掛”現象。一個真實的案例是，一個家庭有三個孩子，大兒子大學畢業留校任教每月薪資90元，二兒子高中畢業進工廠每月能掙100元，小女兒初中畢業在飯店當服務員美元工資200元。
乍看之下，似乎知識越多越不值錢，乃至“讀書無用論”大行其道。
在市場經濟衝擊下，那些身懷一技之長的知識分子紛紛投身商海，身在國企的工程師利用周末、業餘時間兼職賺錢，收入是平時工資數倍，由此，“星期六工程師”這一稱號不脛而走。
這其實是兩種經濟體製的較量，市場經濟用更優厚的報酬，更高級的待遇吸引知識分子從計劃體製中脫身。
國營企業的管理者一籌莫展，體製內僵化的薪資製度根本不具競爭資質，眼見大批人才流失，隻能用“技術投機倒把罪”遏製，遂有幾年前的“韓慶生事件”。1985年，又爆出上海太平洋被單廠助理工程師鄭鴻餘兼職被判刑這樣的軼聞。
此後很多年，“星期六工程師”和“技術投機倒把”是兩個相互關聯的敏感字眼。從政府到企業，從中央到地方，一直都在討論管理科學，然而科學管理真正代替政治指令，恐怕至今都未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