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進入市場經濟以來，由於政府、企業、個人的多級資助體製至今尚未形成，導致了藝術價值甚高卻缺乏商業價值的項目，尤其是同發展中國家的交流項目逐漸減少，而帶有實驗性和探索性的當代舞創作，就更是難以得到政府的政策和資金支持了。對比我曾多次應邀前往並頻繁在國內接待其舞團的法、英、德等歐洲發達國家，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啟示：在許多政府主辦的國際舞蹈節（比如我1998年曾去過的法國蒙彼利埃國際舞蹈節和英國紐卡索爾當代舞蹈節、2000、2002、2006曾三次去過的法國裏昂國際舞蹈雙年節等等）上，政府都極力推廣因為新崛起而並不成熟的當代舞的新人和新團，因為官員們確信，他們將是“未來主流”，因此，必須通過政府的行為加以扶持，並向海外推廣。而像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英國皇家芭蕾舞團、德國斯圖加特芭蕾舞團、漢堡芭蕾舞團這些早已馳名國際，並已得到國家巨額撥款、企業巨額讚助以及外國市場追捧的大型芭蕾舞團，則用不著推廣了。或許，發達國家的經濟發達，資源充足，其觀念也相應能夠跟上，而當代舞則因此得到較大的發展空間；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中國經濟GDP穩步增長，其總額達到世界第二的今天，對作為“未來主流”的當代舞及整個當代藝術，給予同步增長的關注和資金投入？事實上，在近年來的對外演出活動中，一個重要的變化是：國外的演出市場和主辦單位在看到中國當代舞的中國特色與國際水準之後，已不再像以往那樣，隻要京劇、雜技和傳統歌舞了，而是急切地需要那些能與國外當代觀眾直接溝通的中國當代舞！這個買方市場的顯著變化，顯然值得我們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中給予足夠的注意！
三、受製於資金的匱乏，即使在令整個中國舞蹈受益匪淺的現當代舞領域，根據中國的具體需要，有計劃地長期引進“洋教頭”的行為，也隻有廣東實驗現代舞團在1992年建團前的五年中發生過，主要經費則來自位於美國紐約的“亞洲文化協會”，主要師資則來自位於紐約和北卡羅來納州德勒姆的“美國舞蹈節”，而其它以外來舞蹈為基礎的教學機構和演出團體，比如北京舞蹈學院、上海戲劇學院舞蹈學院、沈陽音樂學院舞蹈學院的芭蕾、現代舞、音樂劇、國標舞這四大外來舞種的舞蹈係，比如北京、上海、沈陽、天津、廣州、蘇州、重慶的八個專業芭蕾舞團，以及廣東現代舞團、北京現代舞團、北京雷動天下現代舞團等等，則大多是坐等外國政府和文化機構的不定期施舍以及香港企業家的鼎力相助，才能有外國舞蹈師資的從天而降。令人鼓舞的是，近年來，由於中國經濟的穩步發展，我們的教育部已經加大了對舞蹈等藝術教育的資金投入，像北舞這樣的重點舞蹈院校已經能夠連續三年，成批地選派優秀師資，甚至在讀研究生赴海外訪學；與此同時，北京市教委也已經能夠通過項目申請的渠道，給北舞購買版權，複排西方芭蕾經典提供充足的經費。但麵對中國目前700多個大學舞蹈係的龐大需求，這些資金投入依然還是杯水車薪，比如河南師範大學率先在2011、2012兩年暑期舉辦的“美國舞蹈節河南舞蹈大師班”，雖然在全國範圍內培養了數以百計的現代舞人才，其中的五位佼佼者甚至獲得了“美國舞蹈節”頒發的全額獎學金，但至今沒有得到各級政府或企業的資助，隻是靠主辦它的音樂學院的辦學經費來勉強維持，其未來令人擔憂。
四、在日益受到觀眾青睞的芭蕾領域中，1950年代從前蘇聯大規模引進芭蕾的政府行為早已不複存在，致使成為“芭蕾強國”的宏偉藍圖，依然隻能在中國舞蹈家和廣大芭蕾觀眾的夢想中回旋……
最後，我想用一個巧合的個案，同與會的國內文化同行分享我的震驚與思考：撰寫這篇論文時，我接到“美國舞蹈在海外”學會的邀請，將以“上海國際藝術節”顧問的身份，於9月29日去紐約市參加一個為期四天半、主題為《美國舞蹈大搜索》的國際研討會。眾所周知，在文化藝術的推廣方麵，美國的文化藝術素以“雅俗共賞”的優勢占領了國際市場的極大份額，但他們的舞蹈工作者，或許還有其他門類藝術的工作者，依然精心策劃了這種學術探討和市場拓展並舉的活動。我認為，他們這種不驕不躁的精神和永求進取的做法，值得我們研究和學習。
歐建平：中國藝術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責任編輯：陳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