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勤”等待。2010年11月5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了其成立以來最大的一次份額改革的新聞，中國的投票權超越德國、法國和英國，升至第三位。不過，由於當天恰逢周五，加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董會討論過程漫長，當日下午5點左右筆者和同事才獲悉傍晚將會有新聞發布會。因為是在周五下班時間臨時通知，所以美聯社等知名媒體都缺席發布會，到了會場之後筆者與同事等了將近約兩小時才等到卡恩總裁宣布消息，部分西方媒體由於受不了冗長的等待而中途退席。偌大的發布廳內剩下不到10名饑腸轆轆的記者。另有一段插曲，這次會議的發布廳位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地下室，手機和網絡都沒有信號，筆者與同事根據實際情況臨時分工，由另一名經濟記者劉麗娜開車回到分社，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視頻直播搶發英文快訊，筆者則留在現場提問和拍攝照片；卡恩以“對不起，讓你們久等了”作為當晚的開場白，而由於合理分工、團隊合作和堅持，筆者得到了現場3個寶貴提問機會中的一個，同時新華社當晚英文稿件的時效領先美聯社、路透社和法新社，快訊比西方三大通訊社中發稿最快的路透社還要早15分鍾左右，自設議題的發問和卡恩的回答也提高了新華社中英文和圖片稿件的采用效果。
努力增加提問機會，不僅有利於提升新華社和中國記者的影響力，也有利於改進國際話語的“流向”和“流程”。在世行秋季年會上，當所有英美大牌媒體的記者幾乎把所有問題都帶有偏見地指向人民幣彙率問題時，筆者能深切地感覺到，自己的提問不僅是代表新華社，對於扭轉新聞發布廳裏的氣氛和各國媒體的興奮點都是有影響的。
借助高端專訪和多媒體融合提高報道質量
新華社與華盛頓分社的領導近年來常用“三棲記者”的現代報道理念要求每個新華人，筆者的很多同事也成了優秀的“三位一體”記者。另外，筆者也發現，在實際工作中，高端專訪對於打造精品稿件，進而提高西方主流媒體對新華社稿件的采用率和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大有裨益。
當然，成功的高端專訪，離不開提前收集信息、精心組織策劃、廣泛的人脈資源、主動出擊和做足功課。同時，文字、圖片、音視頻的多媒體工作業態也更容易贏得采訪對象的尊重，對於表達中國聲音也提供了良好的全方位話語譜係。以下是筆者在美國當記者的兩次專訪經曆。有意思的是，兩次專訪都是在“餐桌”旁進行的。
2010年10月，筆者得知，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將於2010年10月19日在華盛頓舉辦新書《自由落體：美國、自由市場和下滑的世界經濟》的小型發布午餐會，筆者提前和會議主辦方約定對斯蒂格利茨的采訪時間，並在當天提前趕到會場等待，結果隻有筆者一位記者在場的新書發布會成了筆者的絕佳專訪機會。筆者不躲避敏感話題，在午餐桌旁采寫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貨幣戰沒有真正的贏家》等深度中英文稿件。
2011年1月9日，筆者與同事飛抵底特律準備參加將於1月10日清晨開幕的2011年北美國際車展。此前筆者獲悉，在1月9日的一家汽車行業組織的行業研討晚餐會上，通用和福特的高管將出席。筆者與新華社視頻記者林煜放棄了本可以屬於自己的休息時間，直撲那場晚餐會的現場。最後在服務生忙著布置晚宴餐桌的問隙，主動上前“圍追堵截”，成功地對美國福特公司首席經濟學家艾莉·休斯一克羅姆威克、美國通用公司副總裁史蒂夫·卡萊爾進行了文字和視頻專訪，采寫了《福特首席經濟學家：中國市場是福特全球業務亮點》、《“中國是通用增長的主引擎”——專訪美通用公司副總裁》等兩組稿件。同桌就餐的美國同行看到筆者和同事又是拍照、又是攝像、又是專訪，打趣地說道：“你們今晚好像什麼活都幹全了哈！”
在“內容為王”的這個新媒體時代，媒體的生命力離不開新聞的采集力與解讀力。在這方麵，筆者的很多同事已經做出了很多探索，筆者也將繼續帶著“勤”字訓，在餐桌旁、地下室、展廳內、鏡頭前，用自己高舉的右手和手中的采訪話筒，去繼續提升黃皮膚記者在美國土地上的話語權。
責編：吳奇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