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內部因素
天津周邊地區民俗舞蹈對天津民俗舞蹈的影響，由於天津特殊的軍事地位、經濟基礎、政治環境以及居民構成等原因，使天津民俗舞蹈積澱深厚，具有濃鬱地方特色的同時，又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因此造成天津民俗舞蹈與天津周邊地區民俗舞蹈的交融是十分廣泛的。天津的單傘秧歌、雙傘秧歌和山東的鼓子秧歌有著相似之處。例如都有用舞蹈道具“傘”。天津民間花會十不閑，原為鳳陽花鼓，後漸與蓮花落融合，稱為“彩扮蓮花落”。還有天津的獅子舞，天津的獅子舞既有南獅子舞的外型，更著重於北獅子舞的表演技巧。其獅子皮造型非常講究形象更加逼真，色彩也莊重。天津現代交誼舞吉特巴也天津人們在掌握了美國水兵舞傳統基本跳法後，又繼承和發展了具有天津特色的吉特巴舞，創造出來許多難度大的花樣，從而極大的豐富和發展了天津市的吉特巴舞，並推向一個更高的層次。
不同時代天津民俗舞蹈的影響：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天妃晉封為天後，天妃宮改稱“天後宮”，俗稱娘娘宮。據《天津皇會考》載
“有謂因康熙三十年（1691）聖祖幸天津謁天妃宮時，民間作百戲以獻神，又借此娛聖祖，於是有‘皇會’之稱”。自花會被稱作皇會後，演出節目由簡到繁，演出規模由小到大，成為城鄉居民喜聞樂見的娛樂活動，逐漸形成具有天津特色的花會形式，如高蹺、龍燈、中幡、杠箱、法鼓、寶輦等，均已成為皇會活動必不可少的節目，其中的法鼓、寶輦則為天津所獨有。據《續天津縣誌》載，“皇會”之時，人群“填塞街廟，通宵達旦，遊人如狂”，其間船隻不遠百裏而來，“由禦河起沿至北運河、海河，帆檣林立，芥園、灣子、茶店口、院門口、三岔河口，所有泊船之處，幾乎無隙可尋。”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天津被迫開埠通商，9國在津設立租界。伴隨世界列強的政治、經濟侵略，西方文化也滲透進來。天津遂成為北方洋務活動的中心，其民俗舞蹈受洋務文化的影響，開中西文化交流之先河。西方的交際舞如“倫巴”“探戈”等在天津出現後，漸漸地在社會的中上層和商界流行開來。
新中國成立後，因寺廟多已拆除不再辦廟會，但民間花會這種藝術活動形式保留下來，每逢“五一”“十一”“春節”等重大節日，便出會活動以示慶祝。自1956年起，天津市每次舉辦農民業餘文藝會演，民間花會表演都是主要內容。
“文化大革命”期間，民間花會不再活動。進入上世紀80、90年代後，花會重新活躍起來。1983年2月（春節期間），天津市舉辦首屆燈節燕園花會，有16道民間花會和100多個音樂、舞蹈、木偶節目參加演出。1992年9月，由文化部群文局、天津市文化局、南開區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南開杯”全國廣場藝術邀請賽在津舉，17個省市的22個民間廣場藝術節且參賽，天津市南開區的高蹺《八仙慶壽》獲最佳表演獎，《回民大刀》獲優秀表演獎。
進入21世紀以後，以各個生活小區為單位，出現了許多集休閑、健身、娛樂為一體的各式各樣的運動團體，活動的內容也相當廣泛，有做健美操的團體，有跳交誼舞的團體，有老年迪斯科團體，有跳大秧歌的團體，也有三五人聚在一起踢毽、球的團體等等，為天津街頭的一景。這種團體的組織形式十分鬆散，每次的活動也十分隨意，成員以中老年人居多，也有少數的年青人參與。這種團體的出現，對調劑人們的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時也提高了小區內業餘生活的文化品味。
綜上所述，天津作為是一座曆史文化名城，其有獨具地方特色、種類繁多的民俗舞蹈。本文探究了天津民俗舞蹈的生態環境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意識與社會思潮等外部因素，以及天津周邊地區民俗舞蹈對天津民俗舞蹈的影響、不同時代天津民俗舞蹈的影響等內部因素，從而為天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提供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