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西湖邊散步，他提到：在杭州買個房子不錯，退休了我們一起住在這裏多好？我心想，你的脾氣這麼不好，誰願意跟你做鄰居？現在想來1998 年真的在杭州買了房子，現在會很值錢了。那次散步差點誤了他的飛機，我讓他不回賓館直接打車走，然後打電話讓辦事處把他的箱子送到機場。
任正非有一個習慣，在賓館如果有服務生幫忙提行李、送水果之類的，他都會像在外國一樣，給服務生小費。這讓我很驚訝，在國內從未見有人這樣做過。
任正非請我到他家吃過兩次飯，一次在昆明，他妹妹的家裏。一次在深圳他自己的家裏。大約11 點的樣子，他打來電話，讓我到他家裏吃飯，我知道有事要談，急忙去了。一進門，他問我：你的辦公室裏有什麼人？我說，一個秘書被辭了，正在收拾東西離開。任正非說：“她怎麼罵人？”我說，估計她心情不好吧。吃了一碗麵條，我匆忙回到辦公室，秘書還沒走，她得意揚揚地跟我敘述：哼，你們怕任正非，我可不怕。你剛走，他來電話問你在哪裏？我說，誰知道他死哪裏去了。他說，你怎麼罵人？我說，華為沒有好人！他罵我混蛋。我說，你才是混蛋呢！
經常陪任正非去拜見各省市電信局的局長們，大多數情況下，任正非都反客為主，滔滔不絕向人家兜售他的理論、想法。有時人家剛說一句話，他就打斷人家，弄得人家那麼大的幹部，壓根兒插不上話。我在旁邊看著幹著急。有一次一位領導隻好說：老任，你看可不可以讓我說句話。任正非這才打住。
任正非主張有效勞動和創造性的工作，有一次有人說了一句“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的話，立即被他一通猛批：今後不準再說這種屁話，什麼叫苦勞？苦勞就是無效勞動。無效勞動就是莫大的浪費，我沒有讓你賠錢就不錯了，還胡說什麼功勞？
我在華為的時候，國家已經實行一周兩天休息的製度，但華為一直堅持隔一周要有一個周六上班，大家都私下嘀咕這違反《勞動法》，但任正非對此置若罔聞。
跟任正非一起工作你會發現，他是一個嚴重自我中心的人，一個既嚴厲又有趣的人。他的腦子不停地轉，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他看問題的方法總與別人有所不同。跟他在一起，得隨時防備他的突襲。他有時會突然地冒出一個什麼主意，讓你一時反應不過來；有時會莫名其妙地對你發火，讓你防不勝防，膽戰心驚。
●《財經界》：書名叫做“一路直行：我的企業理想”，那麼，您的企業理想到底是什麼？在您心裏，什麼樣的企業，是理想的企業。
李玉琢：其實整本書，都是在說怎樣辦一個理想中的企業，而且，我加入的企業，四通、華為、利德華福、金風科技，都有比較鮮明的理想追求，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有著各自不同理想追求的企業，不僅目標遠大，他們都能將這些目標和理想貫穿在企業的經營活動中，尤其始終如一注重對幹部員工的教育和培養，因此，這些企業都做得很精彩。
在書的序言裏我對理想的企業寫了這樣一段話：企業中的大多數員工每天不是迫不得已而是心甘情願地去上班；不隻是做一份工作以便養家糊口而是從自己的工作中可以得到快樂、得到成長；在企業的平台上，自己的特長和能力可以得到發揮，自己的勞動和人格能被尊重；大家團結友愛上下一心，企業的利益可以公平分享；人們在自己工作的企業有美好感、自豪感、成就感。
企業帶給人們和這個社會的不僅是物質方麵的，更有文化和精神層麵的東西。如果說到企業的社會責任，非常重要的，就是看這個企業提供給這個社會的是什麼產品，什麼服務，提倡什麼文化，培養什麼人。很多企業急功近利，以金錢為中心，就可能把企業，把員工引到邪路上去。實際上，企業如人一樣，也是有靈魂的。好的企業一定有好的價值觀，從長遠看，這樣的企業也一定是具有凝聚力和賺錢的企業，這就是企業理想存在的價值。
什麼樣的企業是理想的企業，大家都在琢磨。四通、華為、利德華福、金風……他們都有相當的體現。剛改革開放時，我們離開國營企業，勇敢地投身到市場經濟的大海中，真有一種身心解放的感覺，在四通的幾年，工資並不高，但是我們每一天都幹得非常有勁兒，這裏麵不僅因為自己的能力得到發揮，還有一種目標的牽引在起作用。“四通要做中國的IBM”，讓人一想起來就十分振奮。相反在研究所裏，想幹什麼幹不了，很多時間是混日子，這讓我有一種混吃等死的感覺。在四通的時候，每天工作的都很疲憊，回家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但是卻感覺到一種工作的快樂。
後來，四通提倡打工意識，我突然覺得四通的企業理想在破滅。因為當初的四通，有這麼一句話，叫做“金錢有誘惑力，事業才有凝聚力”。正是這種事業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讓大家聚集到四通的旗幟下，而今天，突然口號變了，旗幟也變了，改為提倡打工意識，大家都是打工者，幹活兒而已，不要想那麼多，事業和自己無關，做事的心境自然會改變。因此，我離開了四通，離開時忍不住號啕大哭。
改革開放以後，人們思想解放，按照自己的想法辦企業，擺脫了束縛，按照四自原則——自由組合、自籌資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創辦民營企業，由市場、由用戶來選擇，這才是一個真正的企業。
四通當年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口號：“我們正在從事一項事業，改革的事業；我們正在樹立一種形象，改革的形象。”四通奉獻給社會的，不僅僅是經濟效益，還有企業文化，以及這一文化的集中體現——四通人。後來我管理企業，都是按照這樣的精神去管理，不僅僅注重企業經濟效益，更注重對員工的思想引導，對幹部的培養，注重企業文化的建設。
到了華為，任正非說的很清楚，就是共同富裕。我覺得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個思想。盡管大家都稱他為老板，實際上，他的股份非常少，百分之一點幾，百分之七八十的員工，都是企業的主人。所以，華為能夠發展到現在這麼大，能夠凝聚十五萬人的力量，每年二千五百億元的收入，專利也是中國企業中最多的，因為這個企業是大家的。難道這不是理想嗎？在華為，人人是企業的股東，人人是企業的主人。在四通的時候，還是一種目標的感召力，華為就是在踐行共同富裕。華為還有一條，是對知識、對技術的尊重，這與時代相契合。任正非是我遇到的企業老板裏麵對知識、對技術最關注的一個。他在講話中，就曾提出，“我們華為什麼都不值錢，唯一值錢的，就是大家的腦袋。”至少在別人還沒聽到知識經濟這種說法的時候，任正非就提出了“知本主義”，這就是華為為何能吸引人才、有今天這樣成就的重要原因。
萬潤南（曾任四通集團公司總裁）提出：先做人，後做事。很多人不理解。在長期的企業實踐中，我始終堅持這樣的原則，堅持企業中人際關係的簡單化，不搞並堅決反對所謂“企業政治”。包括書的名字，我也再三考慮，為什麼叫“一路直行”？
實際上，很多的曲折，並不是不可避免的。有一些曲折是人為造成的，是因為我們的膽怯、回避、誤解造成的。人們讀完這本書以後，可能會想，李玉琢這個人太自信了，或者太自負了，的確有這樣的東西在，因為有些東西光靠說還不行，隻有幹出成績來，才能說服別人，所以，我常常不在乎別人怎麼看，會勇敢地去做，包括我在科學院計算中心的時候，在技術條件處，改選班長的時候，本來是要請示黨委、請示所裏才能進行，但是我覺得，這樣的事情請示了其實他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莫不如做了再說，當然這需要有承擔責任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