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媽媽”
從施羅德手上接過總理權杖時，默克爾麵對的德國經濟可以說是一地雞毛：財政赤字連續7年超過GDP的3%，失業率高達11.7%。德國被人看成是“歐洲的病夫”。然而，八年過去了，不僅德國政府的財政扭虧為盈，而且失業率降至6.8%，為近20年來的最低水平。非常重要的是，麵對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連續衝擊，德國並沒有像歐元區其他國家那樣損兵折將或者肢殘體傷，而是逆勢而上，一枝獨秀。據德國經濟研究所預計，2013年德國經濟將增長0.4%，這已是金融危機後德國經濟連續4年正增長，而且權威機構預測，2014年該國經濟仍將勁升1.7%。
並沒有像希臘、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大舉借債從而追逐短期內大幅提高社會福利水平那樣，德國政府自施羅德政府開始就向高福利體製毅然開刀，在施羅德主政的最後一年，政府已經推行了逐年削減企業失業救濟金以及推遲增加退休養老金的係列舉措。默克爾掌舵之後，並沒有因為黨派的分野而全盤否定施羅德的施政綱領，而是進行了改革政策的有序承繼與擴充，如政府通過放寬雇傭、解聘勞動力的要求，力促勞動力成本的降低，同時政府出資支持企業加強對員工的就業培訓等。的確，默克爾大舉推行的“節製主義”式福利體製改革雖然並沒有使德國勞動生產率得到明顯的提高，但由此打造出了德國工業的強大競爭力。資料顯示，最近10年，德國勞動力成本每年平均降低1.4%，而英國則提高0.9%，法國提高0.8%，結果德國商品和服務業競爭力提高了25%。
還需指出，與歐洲許多國家企圖借助房地產從而吸收更多外資的決策完全不同，默克爾主政德國期間始終將眼光放在本國製造業生產與出口能力的鍛造之上，而且這一政策路徑正好吻合了新興市場巨大的需求。正是如此，人們今天驚奇地看到，除了傳統的德國車依然在全球汽車市場上縱橫捭闔而且旗幟不倒外，德國家族式中小企業生產的冰淇淋機、香檳開瓶器以及高端廚房用品等產品也在國際市場上闊步勁行。來自德國聯邦外貿和投資署的報告顯示，過去八年中，製造業對德國GDP的貢獻率超過了25%。
製造業的繁榮當然得益於低成本造就的強大出口優勢。在過去的十年裏，德國的經濟增長有一半來自出口。其中對外貿易順差的絕對值達到了1880億歐元（2430億美元），占GDP的7%，為世界第一，而相對於國家經濟規模來說，德國的出口也排在世界前列，並且仍在攀升。不僅如此，德國人欣喜地發現，受本國經濟的繁榮所吸引，不僅南歐國家大量青壯年勞動力開始流向德國，而且本國勞力外流的速度大大減緩。德國聯邦勞工署的資料表明，5年之前，德國國內年均有1萬多人出國，但去年僅為5700人，而2013年減少到隻有2000人。德國製造業原先所擔憂的勞動力供給不足從而可能引起企業成本上升的憂慮基本解除。
德國政府在金融危機與歐債危機期間推出的係列應對舉措讓人們再次領教了默克爾這位“鐵娘子”的領導風采。受限於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且美國和歐元區是德國企業的主要出口市場，自然，危機蔓延開來後，德國企業顯然難以獨善其身。在這種情況下，德國政府迅速出手，如減少社會捐助與勞動力成本、實行短期合同與稅收減免、限製工資增長、減少工作時間與加班薪酬等措施，因此，盡管危機初期德國GDP有所下降，但並未引發大規模的失業，同時社會生產活動仍處在高質量的擴張之中，其中，金融危機肆虐期間，正好是德國出口大紫大紅的黃金時代。
默克爾創造了德國經濟的一段傳奇曆史，她兌現了“德國將以強大的姿態走出這場危機”的公開承諾，因此，《華爾街日報》認為，對於德國的貢獻，默克爾僅次於阿登納和科爾，而且經濟功績不亞於此前兩位。在德國曆史上，阿登納重建了戰後西德，科爾主持了東西德統一，而默克爾在任期內讓德國成為歐洲範圍內無可爭議的經濟領袖。資料顯示，截止目前，德國國內生產總值比金融危機前的水平高出2.25%，而法國比危機前下跌了0.25%，意大利甚至下跌了近9%。在歐洲範圍內，如今很難找到一個能與德國經濟比肩齊飛的大國。
德國民眾應當是經濟穩定與繁榮的最大受益者。資料顯示，自金融危機爆發至今的四年時間中，德國人平均薪酬淨升3.6%，遠遠跑贏歐元區各國，並處發達國家之前列。受益於收入的增長，德國消費者信心指數時下升至7.1點，為六年來的最高水平。問題的關鍵在於，在歐元區國家被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撕咬得遍體鱗傷而且失業人群嗷嗷待哺之時，德國民眾既沒有衣食之憂，更沒有丟失飯碗之苦，而總理默克爾猶如屹立在海浪中的一塊巨石，擋住了危機寒流的侵襲，給百姓送去了急需而充分的安全感和穩定感。潮水般的掌聲也湧向了默克爾。德國民調顯示，目前民眾對默克爾的滿意度高達70%，如此的高支持率令歐洲各國甚至是發達國家領袖都望塵莫及。而在默克爾競選廣告─一幅展示默克爾持家理政、力挽狂瀾的招貼畫上，有人留言：“幹得好，媽媽！”
歐洲的“盟主”
對歐元區重債國的救助可以看作是默克爾執政期間最大的挑戰或者說是最引以為榮的成就，在歐盟委員會、歐洲中央銀行以及英國、法國等歐盟成員國等多路力量的博弈中，人們鮮明而強烈地領略到默克爾作為“鐵娘子”的強硬手腕以及過人的協調能力與領導謀略。
被債務危機打入冰窟的希臘、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和意大利等“歐豬五國”在自身完全喪失償債能力的前提下，齊刷刷地向國際社會和歐盟伸出了求援呼救之手。與其他國家領導人在救援方案討論和實施上左右搖擺完全不同，默克爾的態度不僅十分地鮮明，而且持之以恒。最終人們發現，無論是“歐洲金融穩定基金”的推出，還是“財政契約”的締結，或者是歐洲央行以“最後擔保人”身份啟動無限量采購危機國家債券計劃，所有的救援舒困政策都要看德國的臉色，而作為德國的總理，默克爾也習慣了以“歐洲盟主”的角色對歐洲債務國家甚至歐委會指指點點。
能夠在歐洲國家和歐洲統一機構麵前控製著話語權，默克爾當然不缺乏充足的底氣。與希臘、西班牙等國一樣，作為歐洲大國的英國和法國的信用級別也在危機中被國際評級機構紛紛調低，而且財政狀況也好不到哪兒去，在自身難保的情況下，其挺直腰杆說話的能力自然要弱得多。而德國不同，除了經濟情景在整個歐洲陣營中一枝獨秀外，德國還有著所有歐洲國家不具備的雄厚財政實力，而且作為歐元區的老大，它是歐洲央行最大的股東，每一次對歐債國家救助的出資，按照股比德國都要承擔出資總額的四分之一。自然，德國的態度或者說是默克爾的姿態就直接決定了任何一項救助和舒困政策的成效與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