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東南沿海區際產業轉移模式研究(2 / 3)

(二)江蘇南北掛鉤共建開發區模式

江蘇省的蘇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但麵臨土地、資源、勞動力瓶頸,蘇北則恰恰相反。江蘇省為推進蘇南地區傳統產業向蘇北地區轉移,實現南北經濟協調發展和優勢互補,出台了《關於支持南北掛鉤共建蘇北開發區政策措施》。具體做法為:蘇南地區和蘇北地區相互進行結對,由蘇北地區在本地設立的省級以上開發區中劃出一塊土地作為區中園,由蘇南地區的開發區負責規劃、建設、招商和經營管理,蘇北地區負責園區內的拆遷安置、基礎設施配套、社會管理等方麵的工作。江蘇省政府對共建開發區采取扶持和激勵政策。對於區中園內新增增值稅、所得稅全部補貼給區中園,用於區中園滾動發展,省財政連續三年每年對每個試點開發區區中園以獎代補1000萬元,用於園內的基礎設施貸款貼息及獎勵。省政府采取措施對區中園內用地、用電、融資、員工培訓給予政策支持。園區獲得的收益由蘇南和蘇北合作方共享。江蘇省的做法取得了明顯成效,截至2012年底,江蘇省已經建成37個跨區域共建開發區。這些共建開發區主要位於蘇北地區,通過政府自上而下推動建立。一般做法是由蘇南和蘇北按一定比例出資成立投資開發有限公司,作為共建開發區的投資主體,負責園區的開發、建設和運營。共建園區開發建設公司注冊資本總額達29億元,其中蘇南方麵投入23億元,占注冊資本總額的近八成。為了促進產業轉移的有效性和根植性,37個共建開發區都有明確的產業定位。

(三)上海異地工業園區模式

上海作為長三角地區的龍頭城市和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同樣麵臨著生產成本上升和環境承載能力下降的壓力,也迫切需要通過產業轉移實現產業轉型升級。上海采取的做法主要是在市外建立異地工業園區,通過“總部經濟、異地生產”模式推進製造業生產環節向外轉移,在擴張企業規模、開拓市場範圍的同時,有效避免了產業“空心化”。 目前,上海已經在市外建立了20多個異地工業園區,主要分布在距離上海300公裏以內的蘇北、浙西、皖江、閩北等地區,其中蘇北地區最多,僅在江蘇鹽城就建立了11個異地工業園區。這些異地工業園區有三個典型特征:一是大型國有企業自下而上推動建立,如上海紡織(集團)有限公司在江蘇大豐建立的“上海紡織產業園”,寶鋼集團在江蘇海門建立的“海寶金屬工業園”,外高橋集團在江蘇啟東建立的“外高橋啟東產業園”等;二是合作雙方建立合資企業共同管理,如上海外高橋啟東產業園由外聯發(外高橋集團全資子公司)和啟東濱海工業園開發有限公司按6∶4的比例出資成立合資公司外高橋集團(啟東)產業園有限公司,負責園區的開發,公司治理和招商引資以外聯發為主,稅收等收益按雙方出資比例進行分成;三是總部經濟,異地生產,如上海楊浦區在江蘇大豐和海安分別建立楊浦(大豐)工業園和楊浦(海安)工業園,采取企業總部及研發、銷售部門留在上海楊浦區,大中型企業生產環節轉移至大豐,小型企業生產環節轉移至海安的“兩頭在內、中間在外、一個園區、兩個基地”運作模式。這種模式既避免了上海產業空心化和稅收流失,又破解了企業發展過程中麵臨的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成本過高難題,同時也為大豐、海安提供了就業機會和稅收收入。

東南沿海區際產業轉移的經濟效應分析

(一)承接地經濟發展提速,促進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由於廣東省和江蘇省都存在區際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因此通過區際產業轉移可以增強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動力,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廣東省主要通過產業和勞動力雙轉移,促進省內欠發達的粵東西北地區經濟發展。2012年,廣東省在粵東西北設立的36個產業轉移工業園實現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766.9億元,占粵東西北地區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19.7%;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為27.4%,是廣東省平均增速的3.3倍。粵東西北15個產業承接市中,產業轉移工業園工業增加值增量占比平均達到22%,其中韶關、河源、陽江三市產業轉移工業園工業增加值增量占比超過50%,成為當地工業增長的重要載體。在產業轉移園的帶動下,粵東西北地區經濟發展速度連續多年超過珠三角和廣東省平均水平。江蘇省也呈現類似特征。2013年,蘇北地區新開工500萬元以上產業轉移項目2080個;新開工項目總投資2920.6億元,同比增長14.6%;蘇北實際引資額1758.1億元,同比增長19.5%。在南北共建開發區的帶動下,2013年蘇北地區生產總值增長12%,高出江蘇省和全國平均水平2.4和4.3個百分點,主要經濟指標增速連續八年超出江蘇省和全國平均水平。

(二)轉出地產業結構優化,推動了區域產業轉型升級

廣東省的珠三角地區、江蘇省的蘇南地區和上海市作為東南沿海最發達的區域,是我國最先承接國際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地區。近年來,隨著用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上升,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這一區域已不再具有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迫切需要通過產業轉移為戰略性新興產業騰出發展空間。但產業轉移又必然會對轉出地產生諸如就業和稅收減少等不利影響和產業空心化的風險。為此,在中國“行政區經濟”背景下,地方政府有動力首先推進傳統產業向省內或周邊地區轉移。以江蘇省為例,通過南北掛鉤共建開發區,推進了蘇南地區的傳統產業向蘇北地區的轉移。對產業轉出的蘇南地區來說,相當於在蘇北地區獲得了一塊“飛地”,突破了傳統產業在蘇南發展麵臨的土地和勞動力瓶頸,為蘇南地區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拓展了發展空間。通過產業轉移,蘇南地區實現了“騰籠換鳥”和“退二進三”,三次產業結構得到了優化。從2005年到2013年,蘇南地區的三次產業結構從3.0∶59.7∶37.4轉變為2.3∶50.3∶47.4。其中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呈現下降態勢,而第三產業則明顯上升,表明蘇南地區產業結構實現了高度化發展。與此同時,蘇北地區在承接蘇南製造業轉移的同時,產業結構也得到了優化,第一產業占比明顯下降,第三產業占比則明顯上升,第二產業比重穩中有升。上海市通過在周邊省市建立“異地工業園區”,也有效的推動了上海市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上海市的三次產業結構比例已經從2005年的1.0∶47.4∶51.6轉變為2013年的0.6∶37.2∶62.2,現代服務業和高端製造業成為上海市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在產業轉移帶動下,上海市的全員勞動生產率從2005年的94967元/人大幅攀升至2013年的191776元/人,增長了101.9%。上海市全員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主要體現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這表明產業轉移對產業轉出地技術和勞動效率提升效應非常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