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本文構建兩個貿易結構指標，從貿易結構的視角研究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探討工業製成品貿易和初級產品貿易、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為貿易發展方式轉變和轉型升級提供支撐。實證分析發現，我國當前貿易結構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明顯，其中TS1雖有利於經濟增長，但帶動作用較弱，TS2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沒有通過實證檢驗。這和已有相關研究結論基本一致，意味著我國亟待加快貿易轉型升級。具體結論如下：
第一，我國貿易結構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有待提高。調整後的模型回歸結果顯示，貿易結構（TS1）項與實際GDP增長（RGDP）之間呈正相關關係，貿易結構每提高1個單位，實際GDP增長率提高0.010184單位，即1個百分點左右。格蘭傑原因關係檢驗進一步驗證了兩者間的因果關係。貿易方式結構（TS2）項與實際GDP增長（RGDP）之間存在較弱的正相關關係，但兩者間的因果關係沒有得到格蘭傑原因關係檢驗支持。這和王永齊（2006）等的結論基本一致，即中國貿易結構並不顯著影響經濟增長，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主要體現在貿易量上。這一方麵在於我國工業製成品出口主要集中在服裝、鞋帽等附加值相對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技術密集型產品所占比重較低，導致出口產品核心競爭力不強、創彙能力較弱，直接影響資本積累和技術溢出效應，進而削弱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麵，我國工業製成品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加工貿易，“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加工貿易方式中間投入品的國內采購率低，產品的價值增值鏈較短，對國內產業上下遊的帶動作用較弱，加上加工貿易以外資為主導，利潤大多歸屬外資，導致加工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限。徐麗鶴（2010）、章安平（2010）等研究得出類似的結論。
第二，貿易結構呈現持續優化趨勢。從以工業製成品和初級產品出口衡量的貿易結構指標TS1看，隨著我國經濟增長和比較優勢的變化，工業製成品出口快速增長，TS1變量值從1986年開始不斷遞增，1995年突破1，標誌著我國從工業製成品的淨進口國轉變成為淨出口國，貿易產品結構持續改善和優化。從以加工貿易和一般貿易進出口衡量的貿易結構指標TS2看，隨著世界產業分工結構發展和加入WTO後外資越來越多進入加工貿易行業，各種加工貿易方式迅速發展，在國際貿易中所占比重不斷提高，TS2變量值整體呈現不斷上升的態勢，1999-2011年間變量值開始大於1，尤其是2009年以來變量值提高到1.8以上，我國已成為加工貿易品的淨出口國，貿易方式結構發生重大調整。
第三，加快我國貿易結構優化調整。近年來，受國內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人民幣不斷升值、外資優惠政策逐漸取消等不利因素影響，FDI開始流向印度、越南等新興市場國家尋求低成本優勢，加上全球經濟弱勢複蘇背景下市場需求疲軟，我國對外貿易發展麵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使我國貿易結構轉型調整壓力不斷加大。從發展戰略看，我國應加快貿易增長方式轉變，積極促進貿易戰略從粗放型轉向集約型、從數量型轉向質量型，改變單純依賴貿易總量的增長來拉動經濟增長，逐步調整和優化貿易結構，發揮貿易結構對經濟增長的正效應，最大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從發展方向看，一方麵應加強國內企業自主創新，加強品牌培育和國際市場開拓，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件值，優化貿易產品結構；另一方麵，促進加工貿易向產業鏈兩端延伸，加快加工貿易轉型升級，並積極發展一般貿易，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促進貿易方式結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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