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樣本的因子分析。本文采用Bartlett`s球體檢驗和樣本的KMO測度值來檢驗樣本數據是否適合因子分析。可以看出，KMO的測度結果為0.942>0.9，說明極適合進行因子分析；Bartlett`s球體檢驗的近似卡方值為2108.742，自由度為153，顯著性概率值p=0.000，達到了0.05的顯著性水平，拒絕原假設，即拒絕淨相關矩陣不是單元矩陣的假設，接受淨相關矩陣是單元矩陣的假設，代表總體的相關矩陣間有共同因素存在，適合進行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主成分，旋轉方法為正交旋轉的最大變異法。設定以特征值大於1作為主成分保留的標準，特征值大於1的變量共有3個，三個共同因素共可解釋57.718%的變異量。旋轉前三個被抽取的共同因素的特征值間差異較大，分別為8.182、1.186、1.021，旋轉後三個被抽取因素的特征值間差異較小，分別為3.845、3.429、3.115，被所有共同因素解釋的總變異量不變。從碎石圖檢驗可以看到同樣的結果，第3個因子之後坡線趨緩，可以刪除坡線平坦的因子。
采用最大變異法進行正交旋轉，從旋轉後的成分矩陣中可以發現：共同因素一包括1、2、3、5、6、7六題，共同因素二包括8、12、13、14、15、16六題，共同因素三包括4、9、10、11、17、18六題。此變量結構與本文前期建立的假設性理論建構有所不同。同樣是三個共同因素，所有的變量也都非常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每一個變量都可以解釋總變異量，隻是每個共同因素所包含的變量發生了變化。由此，根據因子分析調整形成檢驗後的營商環境評價指標體係，根據各指標的意義，重新定義三個共同變量的名稱，共同因素一命名為“市場發展環境”，共同因素二命名為“政策政務環境”，共同因素三命名為“科技創新環境”。前兩個共同因素與假設差距不大，在各自指標設定的基礎上對二級指標根據貢獻率有了新的排名，並將市場發展環境中的部分指標調整出來，與原有的法律保障環境指標合並為科技創新指標。之所以最終結果與原來假設出現如此差異，是因為在指標假設時參考了很多國際比較的指標體係，法律環境在不同國家差異明顯，對於營商環境影響重大，而對於魯蘇浙粵四省份，同屬於我國沿海發達省份，在法律保障方麵差異不明顯，而在節能減排、轉型升級、成果轉化和知識產權保護等與科技創新息息相關的各方麵出現了差異性。
魯蘇浙粵營商環境比較分析
（一）營商環境一級指標比較分析
從均值圖中可以看出，在市場發展環境方麵，廣東的均值最高，其次是浙江，山東最低；在政策政務環境方麵，浙江的均值最高，其次是廣東，山東最低；在法律保障環境方麵，江蘇的均值最高，其次是山東，浙江最低。這表明，在被調研的樣本中，山東的企業對市場發展環境和政策政務環境的感覺是最差的，而浙江的企業對法律保障環境的感覺是最差的。而廣東、浙江的企業對當地的市場發展環境和政策政務環境的認同感較高，江蘇的企業對當地的法律保障環境的認同感最高。
采用方差分析檢驗四省在營商環境一級指標中表現出來的差異是否顯著。從方差齊性的檢驗結果來看，三個指標的p值均大於0.05，即三者均未達0.05的顯著水平，表示三組樣本的方差差異均未達到顯著，亦即均未違反方差齊性假定，可以直接進行方差分析。
從方差分析表中可以看出，就“市場發展環境”、“政策政務環境”和“法律保障環境”三個因變量而言，整體檢驗的F值分別為10.072（p=0.000
0.05）、0.243（p=0.866>0.05）。“政策政務環境”和“法律保障環境”均未達到顯著水平，因此接受虛無假設，四個省份在這兩個指標上不存在明顯差異，雖然從均值圖上看有差異，但不具有統計學意義。隻有“市場發展環境”達到了顯著水平，表示四個省份在 “市場發展環境”有明顯差異存在。至於哪些配對組別間的差異達到顯著，要進行事後比較方可得出。 在“市場發展環境”方麵，廣東與山東的差異比較，平均差異值為0.79957809，即廣東在“市場發展環境”得分的平均值高於山東，而且兩個省份平均數差異顯著性檢驗達到顯著；江蘇與山東的差異比較，平均差異值為0.51117583，即江蘇在“市場發展環境”方麵得分的平均值也高於山東，而且兩個省份平均數差異顯著性檢驗達到顯著；浙江與山東的差異比較，平均差異值為0.71703672，即浙江在“市場發展環境”方麵得分的平均值也高於山東，而且兩個省份平均數差異顯著性檢驗也達到顯著。可見，廣東、浙江、江蘇三個省份在“市場發展環境”方麵得分平均值都高於山東。 （二）營商環境二級指標比較分析 為了進一步探究魯蘇浙粵營商環境在哪些具體方麵存在差異，本文繼續對四省營商環境的二級指標進行方差分析。從方差齊性的檢驗結果來看，有兩個指標的p值小於0.05，達到了0.05的顯著水平，均應拒絕虛無假設，違反方差齊性假定，不可以直接進行方差分析。Spss提供了四種方差異質的事後比較方法，本文選擇了Tamhane`s T2檢驗法，對C1和C2直接進行事後比較。其餘四個指標沒有違反方差齊性假定，可以直接進行方差分析。 從方差分析得出，在營商環境一級指標“市場發展環境”下的六個二級指標，整體檢驗的F值分別為11.286、2.880、2.843、9.615、5.090、7.342，p值均小於0.05，達到顯著水平，因此接受變異假設，四個省份在這六個指標上均存在明顯差異。 針對C1、C2兩題，因為沒有通過方差齊性檢驗，所以用Tamhane`s T2檢驗法進行事後比較。在“創業發展環境”方麵，廣東與山東的差異比較，平均差異值為0.485，即廣東在“創業發展環境”得分的平均值高於山東，而且兩個省份平均數差異顯著性檢驗達到顯著；江蘇與山東的差異比較，平均差異值為0.441，即江蘇在“創業發展環境”方麵得分的平均值也高於山東，而且兩個省份平均數差異顯著性檢驗達到顯著；浙江與山東的差異比較，平均差異值為0.612，即浙江在“創業發展環境”方麵得分的平均值也高於山東，而且兩個省份平均數差異顯著性檢驗也達到顯著。可見，廣東、浙江、江蘇三個省份在“創業發展環境”方麵得分平均值都高於山東。在“市場準入環境”方麵，廣東、江蘇與山東的差異都不顯著，隻有浙江與山東的差異比較達到顯著程度，平均差異值為0.332，即浙江在“市場準入環境”方麵得分的平均值高於山東。 針對C3、C5、C6、C7四題，通過了方差齊性檢驗，用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在“注冊登記環境”方麵，四省的差異都不顯著。在“民間投資環境”方麵，廣東與山東的差異顯著，平均差異值為0.756，即廣東在“民間投資環境”得分的平均值高於山東；浙江與山東的差異顯著，平均差異值為0.592，即浙江在“民間投資環境”方麵得分的平均值也高於山東；江蘇與山東比較，差異不顯著。在“開拓國際市場環境”方麵，廣東與山東的差異顯著，平均差異值為0.464，即廣東在“開拓國際市場環境”得分的平均值高於山東；浙江與山東的差異顯著，平均差異值為0.391，即浙江在“開拓國際市場環境”方麵得分的平均值也高於山東；江蘇與山東比較，差異不顯著。在“創新發展環境”方麵，廣東與山東的差異顯著，平均差異值為0.697，即廣東在“創新發展環境”得分的平均值高於山東；江蘇與山東的差異顯著，平均差異值為0.421，即江蘇在“創業發展環境”方麵得分的平均值也高於山東；浙江與山東比較，差異不顯著。 結論 第一，當前對國內營商環境的評價應該主要從三個方麵展開，包括市場發展環境、政策政務環境和科技創新環境。市場發展環境中，企業最關心的是市場準入製度和創業發展環境，即市場進入的容易程度；政策政務環境中，企業最關心的是政策落實和簡政放權狀況，即政府宏觀管理的效率；科技創新環境中，企業最關心的是節能減排環境和轉型升級環境，即可持續發展問題。 第二，通過對魯蘇浙粵的營商環境進行比較發現，四省的政策政務環境和科技創新環境沒有差異，而市場發展環境存在明顯差異。究其原因，本文認為，政策政務環境的變化在中國向來表現為自上而下，由此造成了全國趨同的局麵，這方麵鮮有省份敢於大膽嚐試，而科技創新環境的節能減排、轉型升級、產權保護、成果轉化等雖然表現為科技驅動，其實背後很大程度上具有政策依賴性，所以也導致四省趨同。反觀市場發展環境，在市場化的長期持續推動下，由於四省基礎不同、資源不同、文化不同，導致當前市場環境也表現出了差異，而且這種差異主要表現在蘇浙粵與山東之間，蘇浙粵在市場發展環境方麵都顯著優於山東，而蘇浙粵三省相互之間差異並不顯著，這說明在市場化進程中山東市場發展環境的改善略顯保守。 第三，營商環境指標體係的構建為將來對營商環境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為改善區域環境促進民營企業發展提供了政策參考。國內營商環境的優化應著力於三點：市場發展環境的公平，政策政務環境的高效以及科技創新環境的自由。這也給一味地研究如何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如何給民營企業以優惠政策等的學者們提醒，僅僅幫扶是改變不了中小企業發展現狀的，一套科學有效的運行機製才是發展的根本。 參考文獻： 1.World Bank.2014.Doing Business 2015：Going Beyond Efficiency.Washington，DC：World Bank 2.世行在質疑中重估“營商環境”.環球網，http//finance.huanqiu.com/world/2013-05/3942550.html 3.洪茜.構建與完善我國中小企業服務體係研究[D].江西財經大學，2002 4.蔣天虹.中小企業融資模式淺析[J].經濟與管理，2004（10） 5.於文建，鄧蒂妮等.輔助性金融機構發展與中小企業融資改善：台灣地區的經驗與借鑒[J].上海金融，2008（8） 6.史長寬，梁會君. 營商環境省際差異與擴大進口—基於30個省級橫截麵數據的經驗研究[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3（5） 7.許可，王瑛.後危機時代對中國營商環境的再認識—基於世界銀行對中國2700家私營企業調研數據的實證分析[J].改革與戰略，20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