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人口結構與貿易結構關係研究
商貿流通
作者：林彥儒
內容摘要：人口結構的變化在改變了勞動力供給、影響一國要素稟賦的同時，對消費結構、投資產生影響並改變要素豐裕度，進而對貿易結構產生影響。本文利用我國2000-2010年省級的麵板數據，控製各地區差異，利用固定效應模型研究人口結構變化對貿易結構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勞動人口比、總撫養係數以及要素稟賦對貿易結構有顯著影響，結果證明了人口結構變化會影響貿易結構。
關鍵詞：人口結構 貿易結構 要素豐裕度 固定效應模型
我國貿易結構與人口結構變化情況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對外貿易出口額也急速增加。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國際貿易規模連續提高，除去個別年份，資本項目和經常項目常年保持著“雙順差”；尤其是在2000年後，“雙順差”的規模明顯增大。推動經常項目快速增長的原因源自於貨物貿易的快速增長；1995年至2006年，我國貨物貿易年均增速達到43%。到2007年，我國貿易順差達到2622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
在貿易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貿易結構也在發生著顯著變化：根據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0-4類為資源密集型初級產品，6、8類為勞動密集型產品，5、7類為資本密集型產品。按此分類分析，我國第7類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所占比重逐年增加，第5類產品的出口比重也在穩步提升。與此同時，初級產品在貿易中所占份額不斷降低，製成品的份額大幅增加。
可以看到我國在出口數量不斷擴大的同時，貿易結構也得到了優化：在工業製成品占絕大部分比例的同時，資本密集型產品在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不斷提高，高新技術產品和機電產品的比例也逐年提升。
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得貿易結構發生了這種變化？在影響我國貿易的各種因素當中，又有哪些因素影響貿易結構呢？就總體而言，國際貿易理論可以分為以HOV為代表的從資源稟賦分析的要素稟賦理論和從技術差異、規模經濟分析的貿易理論。學者們對影響貿易結構的因素進行了豐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發現影響一國貿易結構的因素主要有兩個：資源稟賦和要素稟賦的不同以及技術差異。對於我國而言，要素稟賦對貿易結構產生影響的重要途徑就是通過勞動力要素，該要素的增加是推動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經濟和貿易增長以及貿易結構變化的重要原因，而人口結構的變化則會直接影響勞動力要素。
自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該政策的嚴格執行使我國的人口結構發生了劇烈變化。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的總撫養係數高達70%，在“計劃生育”執行30年後的2000年，總撫養係數下降到42.7%，2010年，該係數下降到34.2%。1978年勞動年齡人口（15-64）係數為59.1%，在2000年時上升至70.2%，2010年達到最高位74.4%。總撫養係數的下降意味勞動年齡人口的撫養和贍養義務減輕，家庭支出很大一部分轉化為儲蓄，更重要的是，總撫養係數的降低使得勞動年齡人口可以更多地轉化為勞動力而增加勞動力要素供給。勞動年齡人口係數的大幅度上升，極大的增加了我國勞動力，增加了要素供給。猛烈的人口轉型，使得我國在“人口紅利”中得到了巨大的經濟收益。但與此同時，我國也更快的進入老齡社會。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我國60歲以上人口占人口比重為10%，已經開始步入老齡化社會，2010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13.26%。聯合國預測，到2025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比重將達到20%，到2050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比例將達到31%。而勞動年齡人口比將會在2025年下降到62%，在2050年下降到53%。隨著經濟發展、醫療水平和健康水平提高、人口死亡率下降，我國人口的預期壽命不斷增加。這進一步增加了人口老齡化和養老的壓力。人口結構的這一變化將會使我國勞動力人口減少，而對於出口勞動力密集產品居多的我國而言，人口結構的這一變化將會使得我國的比較優勢減弱，從而導致貿易結構發生變化。因此，本文從人口結構變化的角度分析其對貿易結構的影響。
研究文獻綜述
早在20世紀初，Heckscher和Ohlin（1933）提出了要素稟賦理論用以解釋國際貿易發生的原因，在此之後，該理論得到充分的發展。Graham（1923）和Ohlin（1933）研究了規模報酬遞增帶來的專業化分工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及其關係。Samuelson（1949），Jones（1965），Vanek（1968）對要素稟賦與貿易結構的模型進行了論證，他們假設貿易國之間的偏好是相似的，因此各個國家在一種產品上的消費量所占世界份額與總消費占世界總消費的份額相同。若一貿易國為勞動力豐裕型，則該國生產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超過其消費量，因此該國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進口資本密集型產品。Krugman（1980）、Lancaster（1980）、Helpman（1981）建立了規模報酬遞增、壟斷競爭與專業化分工的模型，研究了生產成本對國家專業化分工以及國際貿易的影響。Helpman（1984）研究了貿易結構與相對價格的模型，發現貿易國之間的技術差異導致了國與國之間相同產品的機會成本不同，因此存在不同的比較優勢。比較優勢的不同引起相對價格的不同。如果一種產品在其國內的相對價格低於國際相對價格，則該國出口這種產品，反之則進口。楊小凱和張永生（2001）認為貿易量、價格及資源稟賦之間的關係沒有一般規律，他們認為分工比技術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差異更為本質地確定了貿易結構，並證明了如果交易費用和要素稟賦差異同時存在，那麼一國將會生產密集使用其豐裕要素的產品。鞠建東、林毅夫、王勇（2004）在研究貿易結構決定因素時，將HOV定理延伸至完全專業化分工的情況，證明了當存在要素稟賦差異時，貿易國之間的專業化分工方式完全由各個國家的要素稟賦所決定，因此是要素稟賦完全決定貿易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