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的政黨政治和協商民主製度遭到破壞，但並未被完全廢止，人民政協仍是多黨合作製度的合法機構，各民主黨派仍是合法政黨。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周恩來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向在京部分全國政協常委中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愛國人士傳達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消息，並組織座談會進行討論。1972年10月，民盟中央委員、湖南省委主任委員周世釗進京，聯合民盟其他領導人和民進中央副主席楊東蓴，向毛澤東當麵遞交了近四千字的長信，反映了對當時形勢看法的八個方麵。毛澤東指定汪東興聽取了幾位民主黨派高層領導的意見，胡愈之在談話中明確提出希望在可能的條件下恢複民主黨派的活動，即使是恢複部分代表人物的活動也好。“十月晉言”如此全麵地反映了對文革的不同意見，不僅要算民主黨派最高層最直接的一次曲折抗爭，而且是自反右派運動以來民主黨派最大膽的一次“參政議政”行動。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斷措施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極左的“文化大革命”，政協全國委員會組織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了首都軍民的慶祝大會和群眾遊行。“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民主黨派的地位並未得到及時恢複，直到1977年12月全國政協四屆七次常委會擴大會議舉行，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葉劍英重申“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八字方針，民主黨派的參政與監督的角色才開始逐漸恢複。
在“左”傾思潮的影響下，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係，實際上演變成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與鬥爭，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度過了建國以來最艱難的歲月。大批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此過程中遭到錯誤批判，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和政黨協商遭遇曲折進程，留下沉痛的曆史教訓。盡管如此，中國共產黨並未取消民主黨派和人民政協，協商民主製度艱難地得以保留下來。各民主黨派也並沒有動搖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的立場，他們與廣大的共產黨員患難與共，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反抗和鬥爭，再一次證明了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是中國共產黨榮辱與共的親密戰友。中國共產黨在與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合作共事、政治協商過程中，也探索和總結出多黨合作、政治協商須遵循的若幹原則和方法，這些原則和方法集中體現了平等、自由、尊重、包容、共識等協商民主精神。
三、改革開放以來協商民主及政黨協商的健康發展
中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及政黨協商製度經曆了多年的曲折發展，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共產黨召開多次中央會議、頒布諸多重要文件重建協商政治的機製和平台，人民政協工作逐漸步入正軌，政黨協商的性質和功能漸次得到恢複和合理界定，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時期，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與政黨協商的政治文化建設、實體規範建設、運行機構建設和運作機製建設取得全麵進步，協商民主製度及政黨協商機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框架下得到重建、改革和快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