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冬天，禹作敏帶著社員到外地打工，結帳後，每個社員都分了400
元錢。誰也沒想到，有個叫張玉普的社員卻把剛到手的錢丟了。在那個年代，400元錢是個了不起的數字，處理不好，他家的天就要塌了。禹作敏望著那位痛不欲生的社員，一咬牙從自己的400元錢抽出200元塞給了他。那位丟錢的漢子撲通跪了下來，抱著禹作敏的大腿千恩萬謝。
70年代初期，正是“階級鬥爭”的年代，十一生產隊有個叫王天順的“四類分子”得了急病，由於沒錢治療，生命岌岌可危。因為王天順屬於階級敵人，誰也不敢多事。禹作敏知道後，立刻召開社員大會，動員大夥兒湊錢給王天順治病。他說：“對‘四類分子’，思想上我們要和他劃清界限，但不能見死不救。就是罪大惡極的戰犯在監獄裏得了病，我們共產黨人也要發揚人道主義精神給他們治病。大家給‘四類分子’捐錢是義舉，出了事我兜著。”說著，自己從衣袋裏掏出5元錢放在桌上。在他的感召下，許多社員都捐了錢，把王天順送進醫院，保住了他的性命。
這一類俠肝義膽的事很多，這也是禹作敏在大邱莊被人敬佩的原因之一。
大邱莊發跡後，禹作敏在他的辦公樓前，特意雕塑了劉備、關羽、張飛三個一丈多高的花崗岩人物像，又在周圍栽種了許多桃樹，將那裏稱為“桃園”公園，以顯示他俠肝義膽的品格。
但是，禹作敏的這種俠肝義膽往往又帶著江湖行幫所特有的狹隘之氣，缺乏文化的底蘊，更與時代有脫節，常常會發生自覺或不自覺的蛻變。劉玉田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1990年4月，禹作相得知女兒被家具廠廠長劉金會猥褻，非常氣憤，便糾集禹作立、禹紹龍、禹作嶺、禹紹祥、禹紹忠等人毆打了劉金會，第二天又將其父劉玉田挾持到大街上動手毒打，直到劉玉田奄奄一息，他們才離開現場。劉玉田經搶救無效，於當日下午死亡。此案據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90）津中法刑一判字第167號刑事判決，以故意傷害罪分別判處禹作相、禹作立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禹紹龍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終審維持原判。
實際上，打人事件和禹作敏的暗地策劃是分不開的。禹作敏的家族觀念很強，當他聽到家族的侄女被人猥褻後，認為這是禹氏家族的莫大恥辱，因此，便“指示”禹作相等人：“把劉金會的爹爹劉玉田弄到大街上寒磣寒磣他”，但他沒有想到最終會出人命。
劉玉田死後，禹作敏仍在幕後策劃指揮，企圖使一些犯罪分子逃脫法律的製裁。在大邱莊向社會廣泛散發的材料中，他們把這樁刑事案件和大邱莊的經濟建設牽扯在一起，提出了“特請諸位看看我們的改革難不難，難到何時才算完”的問題。還公開指責天津市司法機關：“請問審判長，為什麼不來我們大邱莊調查，不要因為我們的改革步子快，就把犯罪人的罪行弄不清就判，當然更不應該因為我們是改革的先進單位，就把犯罪的人應該輕判的重判，應該重判的輕判。這樣做，既破壞了法律的尊嚴，又怎能服人心”。
劉玉田命案，雖然沒有直接牽涉到禹作敏，但靜海縣的很多人都說，禹作敏如果這樣繼續下去，早晚有倒黴的一天。沒想到，此話在兩年後竟一語成讖 。
禹作敏在打“江山”時，能和人民同甘共苦，甚至先人後已；到功成名就後，就逐漸蛻變為高高在上的“太上皇”。 禹作敏的驕橫在後來已經發展到了難以遏製的地步，他會跟國家領導人比誰的工資高，跟部長比誰的皮帶貴，他曾對一位離休官員說：“你是帶著窮人打倒了富人，我是帶著窮人變成了富人。”有一次，一位香港記者問他：“有人說你是這裏的土皇帝……”禹作敏沒等他把話說完，就笑著應聲答道：“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禹作敏用封建帝王的那一套來“統治”大邱莊，在大邱莊他的話就是聖旨，絕對說一不二。大邱莊的百姓，雖然很感激他，但也像怕魔鬼一樣怕他。這位穿著西裝、打著領帶的大邱莊“莊主”成功之後，把自己當成了大邱莊無法無天的“皇帝”，儼然成了一方諸侯。
在禹作敏的住房上也能看出他的思想變化的軌跡。
昔日的禹作敏，心裏想得隻有全村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1979年後，隨著大邱莊經濟的發展，禹作敏決定將全村的土房扒掉，建築清一色的四合院新村。1979年至1984年間，大邱莊共建起780個院落、5220間紅磚房。在一批批村民們興高采烈地搬進新居時，禹作敏卻沒有動，仍然住在土坯房裏。很多人都來勸他，他說：“等全村人民都搬進新房後，我再搬入”。
但是，時過境遷，隨著大邱莊經濟發展，禹作敏個人聲譽的提高，他在思想上卻漸漸地發生了質的變化，逐漸蛻變為高高在上的“太上皇”，住房也隨之變成了“皇宮”。
禹作敏的新居是座建築麵積780平方米的別墅樓，四周用高大的圍牆圈起，院內有狼狗“巡邏”，門口有保安人員警衛。門前設有電話，找禹作敏及其家屬先用電話聯係，經同意方可進入。居室分3層樓，一層是家庭酒吧、休息室和宴會廳，二層是總統套間和辦公室，三層是臥室。總統套房共有3間，一間是禹作敏的臥室，一間是辦公室，一間是警衛員臥室。在禹作敏的居室裏，現代化的通訊設備一應俱全，僅鍍金電話就裝了6部。
禹作敏在大邱莊說一不二，一言九鼎，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他把自己看成是改革開放的化身，誰要敢批評他，誰就是反對改革開放，誰敢在涉及他個人問題上提出不同意見，他就會用“專政”的辦法來對付。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禹作敏曾告訴他的搭檔：“醜話說在前頭，咱新搭起來的領導班子，一人一把號，都吹我的調；不吹我的調，一個都不要”。
盡管禹作敏已經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典型，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但他的腦子裏始終沒有擺脫封建殘餘思想的束縛，並且隨著知名度的提高，他的封建主義殘餘思想在不斷的擴充、膨漲。大邱莊每逢大興土木前，他總要請“風水先生”撂盤放線，然後才進入施工。大邱莊的九龍壁、十八鳳閣，乃至工廠、街道，無一不浸透著“風水先生”的“心血”。
大邱莊出名後，禹作敏的政治觀念也逐漸淡化。他認為金錢是萬能的，隻要有了錢，就會擁有一切。禹作敏曾在很多場合宣揚他“抬頭向錢看，低頭向錢看，隻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的觀點。禹作敏看一個人有沒有能力，主要是看他創造了多少經濟效益。隻要你能掙錢，就可以在職務上提升，在經濟上增薪。到後來，導致禹作敏鈴鐺入獄的“危福合人命案”和禹作敏的金錢觀分不開。
1992年11月，大邱莊華大集團公司總經理李鳳政突然病故。他死在會議桌上，終年45歲。
這位李鳳政就是被禹作敏稱為“鬼頭鬼腦，誰都不怕，就怕我”的“能人”。他當過大隊會計、總公司黨委副書記，能說會算，也有氣魄。因為所有權與經營權都集中到一個“能人”身上，“老板”突然故去，企業失去控製，平時的流通渠道中斷了，資金流向一下說不清楚。這比企業倒閉造成的損失還慘重，轉瞬間企業變成了“黑窟窿”。
這時把大邱莊資產當作“也可以說是我的”禹作敏氣急敗壞，立刻主持召開中層以上幹部會議，宣布撤銷華大公司，同時撤銷華大集團9名副總經理職務，大邱莊總公司會議室成了一個私設的公堂，開始對所懷疑的對象逐一進行審訊。在審訊過程中，外地來的26歲的養殖場業務員危福合被毆打致死。
打死人後禹作敏製造假象，讓4個打手跑了。執法部門通緝嫌疑犯並開始搜查時，大邱莊在保安人員指揮下，調動汽車、拖拉機、馬車，設置重重障礙，組成“五道防線”。同時，禹作敏以大邱莊黨委的名義向外地和社會各界散發了一份名為《天津市出動千餘名武裝警察包圍大邱莊的事情經過》的材料，把公安檢察機關依法搜捕罪犯說成：“絕非為了緝拿幾個嫌疑犯，而是衝著全國第一村——大邱莊來的……是衝著改革事業來的”。 稱天津市公安部門非法抓人，要求全國各省市聲援，幹擾正在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
大邱莊事件引起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重視，中央領導指示:“依法辦事。”12月15日，禹作敏被天津市公安機關依法拘留，顯示出了法律的尊嚴和權威。
1993年7月31日和8月14日，天津市檢察分院就劉玉田和危福合被毆打致死案向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當天進行了公開審理。禹作敏等8人走進法庭，站到被告席上。
法庭調查結束，轉入法庭辯論。公訴人指出:“在禹作敏統治下的大邱莊，可以說成了針插不入、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成了無法無天的‘土圍子’。”
辯論結束，被告人作了陳述。禹作敏說:“大邱莊成了‘華夏第一村’以後，我的頭腦膨脹了，造成這場罪，有思想和曆史根源。”
1993年8月27日，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禹作敏和7名同案犯進行了公開宣判:對被告人禹作敏決定執行有期徒刑20年；被告人禹紹政犯行賄罪處有期徒刑9年，非法拘禁罪處有期徒刑2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0年。
禹作敏父子成了同案犯，雙雙入獄，與企業管理體製上有關，也與幾千年的封建家族觀念有關，它留給中國農民企業家的教訓極為深刻!
因此，在張鴻雁日後的實踐中，如何塑造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如何提升企業家的品質，如何打造現代企業家品牌，禹作敏的教訓時刻提醒著他，也同時時刻推動著他肩負起這個重大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