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講述這段生活的散文《私語》裏沒提到這個細節，到底是有點兒不忍吧，知道她弟弟看得到。許多年後，她寫進了《小團圓》裏，不再給自己，以及她的被寫體們留餘地。
還回到那時節，張愛玲最終找了個空隙逃出來，搬到母親那裏。夏天裏張子靜也來了，帶著一隻報紙包的籃球鞋，說他也不回去了，一雙大眼睛“吧達吧達”地望著母親，潮濕地沉重地眨動著，是這樣的無助。但他的母親是一個理性的人，不可能像無數有熱情而沒有頭腦的母親那樣，把兒子摟在懷中-死也死在一起，這是一句多麼愚蠢的話。
黃素瓊很有耐心地解釋給他聽，說自己的經濟能力隻能負擔一個人的教育費用，這個名額已經被他姐姐占據。張子靜哭了，張愛玲也哭了，但我還是懷疑母親給張愛玲活生生地上了一課，讓她學會在嚴酷的現實麵前保持理性而不是動用激情。
張子靜回到了父親的家，有很多年他一直在父親家中，張愛玲在小說《茉莉香片》裏虛擬過他的生活狀態，把他描寫成一個陰鬱懦弱到有點變態的人，精神上的殘廢。張子靜晚年時將張愛玲小說中人與現實人物一一對號入座，唯獨對這篇小說不置一語，他大概不願意接受這樣一種描述。
而我感覺張子靜沒有這麼慘，也沒有這麼狼狽，“陰鬱”“變態”
還是一種掙紮，徒勞無益，隻會傷到自己。這些年來，張子靜早就找到保護自己的辦法，就是裝作對自己的處境全不知情。這種“糊塗”
是他的一件雨衣，替他擋過父親、繼母的傷害，他還經常穿著它來到姑姑家，像一隻小狗，湊近不屬於它的壁爐，為了那一點溫暖，不在乎頭上的唾沫和白眼。
姑姑不喜歡張子靜，盡管她曾經衣不解帶照顧生病的他，盡管他那“吧達吧達”的眼神給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但那點感情早已在歲月中消磨掉，現在的她是一個一絲不苟的完美主義者，她不肯對自己裝善良。張子靜深知這一點：“她認為我一直在父親和後母的照管下生活，受他們影響較深……因此對我保持著一定的警惕和距離。”
有次張子靜去看張愛玲，聊得長了點，不覺已到晚飯時間，姑姑對他說：“你如果要在這裏吃飯，一定要和我們先講好，吃多少米的飯，吃哪些菜，我們才能準備好。像現在這樣沒有準備就不能留你吃飯。”張子靜慌忙告辭，姑姑雖然在英國留學，但這做派，倒是一種德國式的刻板。
張愛玲對張子靜的態度有點特別，她有時對他也不耐煩，經常“排揎”他。張子靜跟一幫朋友辦了份雜誌跟她約稿，這位姐姐居然老實不客氣地說，我不能給你們這種不出名的雜誌寫稿，壞我自己的名聲。但是，另一方麵，她也不是不願意跟他聊天的，電影、文學、寫作技巧……她說積攢生動語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隨時隨地留心人們的談話，並把它記到本子上，而想要提高中英文寫作能力，可以把自己的一篇習作由中文翻譯成英文，再由英文翻譯成中文，如是幾遍，必然大有裨益。
張子靜似乎從沒有從事寫作的抱負，張愛玲跟他說這些，與其說是指導弟弟，不如說是她需要有個聽眾，畢竟，寫作之外還有生活，而她的生活太寂寞了。投奔母親之後，她發現了她和母親在感情上是有距離的；姑姑則既不喜歡文人，也不喜歡談論文學；炎櫻頗有靈性，但中文程度太淺。唯有這個弟弟，雖然有點頹廢，有點不思進取，但是他聽得懂她的話，有耐心聽她說話，她在他麵前是放鬆的。所以，在她成名之前，她經常這樣帶著一點點居高臨下的口氣，和他談天說地。
有時，張子靜也和她說點兒父親和繼母之間的事，她隻是安靜地聽，從不說什麼，但這靜聽的姿態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慫恿，她對那邊的事，不是不感興趣。
張子靜跟張愛玲說起父親的窘境，讓張愛玲震動，張子靜說，父親把房子抵押出去，抵押到期也不去贖，收到通知信就往抽屜裏一擱。“娘告訴我的。娘都氣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