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後來不再拍這類電影，更注意在影片中表現小人物的悲歡離合，但也經常接受上麵布置的重大任務，比如將魯迅的小說《祝福》改編成電影，這部電影獲得了一些國際大獎，幫他奠定了在電影界的聲名。
他成了上海電影界的重要人物，與茅盾、夏衍等人過從甚密，陪周恩來出訪緬甸。他為人極好，謙虛和善，可以想象，很多時候，他白發蒼蒼地坐在主席台上，下麵那些小資女作家隻當他是個老前輩，有誰知道，這個看上去隨和平常的老人，曾經為張愛玲所深愛？他和張愛玲，一個在中國，謹慎亦艱辛地活著，一個在美國，選了恣意卻也艱辛的人生。
在《回顧我的從影道路》一文中，他淡淡地說某部電影是張愛玲做的編劇，卻在文末特別表達了對妻子的感謝，說：“我們於1941年結婚，這四十多年以來，我的創作生活一直得到戴琪的支持、幫助。特別是‘文革’十年浩劫中，我的一些同事或由於受殘酷迫害致死，或由於不堪忍受淩辱而自尋短見。當時我身處‘牛棚’情緒十分壓抑。但我的愛人始終勸慰我，她要我正確對待逆境，對未來要有信心。這才使我度過了那難熬的十年歲月。我永遠不會忘記她給予我的鼓勵和愛心。”
和《紅玫瑰與白玫瑰》的結尾完全不同，桑弧滿意他理性的選擇，他當情人不夠癡纏投入，當丈夫卻能從一而終。和張愛玲的愛情，於他，也許就像一場遇仙記，美好，神奇，但極不真實，一回頭，樓台亭閣俱已化作空無。他回到人間，安心地過他腳踏實地的生活，隻是不知道是否會有些夜晚，想起往昔，亦覺惆悵舊歡如夢？
和他近乎刻意的守口如瓶不同，張愛玲之後再提起他口氣自然。
1978年4月，她寫給宋淇的信裏說：“寫《半生緣》的時候，桑弧就說我現在寫得淡得使人沒有印象。”
給鄺文美的信裏亦曾說：“我真怕將來到了別的地方，再也找不到一個談得來的人，以前不覺得，因為我對別人要求不多，隻要人家能懂得我一部分（如炎櫻和桑弧等對我的了解都不完全，我當時也沒有苛求），我已經滿足。”
她跟桑弧確實不是靈魂上的知交。《小團圓》裏她寫道，燕山將盛九莉的小說改成電影，改得非常牽強，九莉無法麵對，逃出影院，正碰上燕山，他著急地說：“沒怎樣糟蹋你的東西呀！”張愛玲特意寫這麼一筆，似乎說明，起碼第一次合作時，她對桑弧的導演風格並不怎麼接受。
但這些一點兒也不重要，在愛情裏，懂得真的不是特別重要的事，心情好的時候，誰與誰都能懂得，還是那句話：沒有對的人，隻有對的時間和地點，時間地點對了，人也就對了。
她和桑弧，彼此都算不上對的人，但他們在一個對的時間遇上了，所有就都對了。她說：“燕山的事她從來沒懊悔過，因為那時候幸虧有他。”
幸虧有他，有他那一程陪伴，即使不能陪伴到最後，也無須多麼可惜。彼此天各一方，是命運給他們的水晶瓶，讓他們，可以坦然安置自己的愛情，讓她，在別後經年的回憶裏，還能栩栩如生地描述他們在一起的辰光。“我們曾相愛，想到就心酸。”心酸的是那種眼睜睜的感覺，沒有背叛，談不上辜負，從一開始就微笑著眼睜睜地看你離開，不做任何挽留。但若還能心酸，也很好，這證明，我們曾經真的相愛。